我們要安定,不是暴亂!
「各位臺中市民們,我們要安定,不是暴亂!敬請支持執政黨所推出的候選人!」 「那群年輕人在發什麼東西?我們要不要過去看看?」 「唉唷,想也知道是選舉的東西。選誰都一樣啦,日子還不是照樣過?」
1978 年 12 月某日,就讀於逢甲工商學院(今逢甲大學)的賈永光,與他在大陸問題研究社認識的同學們一起在臺中興中公園廣場發傳單。這份傳單的印製量高達 1,000 份。
戒嚴時期的臺灣,國內外情勢詭譎多變。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的邦交關係早已搖搖欲墜,斷交只是時間問題。此外,臺灣正處於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競選期間,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開放的民選公職中層級最高的。在這場選舉中,執政的國民黨,與「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民進黨前身)殺得不可開交。黨外人士曾在 1977 年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中大有斬獲,1978 年這次當然也是勢在必得。
逢甲學生賈永光向來看不慣黨外這夥「政治流氓」。什麼「解嚴保障言論自由」,什麼「國會全面改選」、「反對省籍和語言歧視,反對限制電視方言使用時間」,簡直唯恐天下不亂!為了反制他們,永光跟逢甲學院「大研社」的同伴們走出校外,在臺中各處張貼海報、發放傳單……[1]
「大陸問題研究社」背後的藏鏡人
行文至此,讀者應該多能猜到大陸問題研究社的身世。翻開一份國民黨內部文件,裡面就明確寫著:
也就是說,「大陸問題研究社」即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
從上一篇篇尾的附圖,可看到臺大校長閻振興為臺大大研社發函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今文傳會),要幫該社爭取經費的公文。該函的大意是說:
當時,有傳言認為:「大研社是屬於黨部的一個特殊團」,似乎把大研社同等於國民黨外圍組織。針對此項「誤解」,逢甲大研社賈永光則特別解釋說:「我們社團有 152 位同學~~雖然是以區黨部委員為基礎,但是我們還是吸收很多優秀人員加入我們社團,尤其重視非黨員同志的參與!因此,我們不是一個屬於黨部的組織喔~」[4] 但似乎給人一種「越描越黑」的感覺。
神秘的「知識青年黨部」
前面所提到的「黨部」,全稱為「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是戒嚴時期普遍存在於各大專院校中的國民黨秘密組織。為什麼要普遍設置知青黨部呢?
原來,1949 年 12 月後,國民黨內部檢討丟掉中國大陸的原因,其中一項是「共匪組織深入學校,洗腦學生」。有鑑於此,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後,極力加強在各大專校園裡面秘密發展「知青黨部」,吸收優秀學生加入國民黨,並加強對學生的控制。[5]
1950 年 12 月起,國民黨陸續設置 6 個知青黨部。到了 1962 年,倍增為 13 個。(如下圖)
代號 | 校名(今名) |
第一黨部 | 臺灣大學 |
第二黨部 | 省立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
第三黨部 | 省立中興大學理農學院(中興大學) |
第三黨部北區指導小組 | 省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臺北大學) |
第四黨部 | 成功大學 |
第五黨部 | 省立臺北工專(臺北科技大學) |
第七黨部 | 政治大學 |
第八黨部 | 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 |
第九黨部 | 救國團 |
第十黨部 | 海事專科學校 |
第十一黨部 | 省立農專(屏東科技大學) |
第十二黨部 | 東吳大學 |
第十三黨部 | 東海大學 |
知青黨部有如軍隊一般,通常僅以數字代號稱呼,不直稱校名,實在有夠神秘!
那麼,為什麼「知青黨部」必須秘密行動,不能公開活動呢?在此將一份隱密的黨內文件原汁原味照錄如下:
簡單來說,就是國民黨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敵人(包括中共),如果太過明目張膽,就會成為敵人打擊的對象!那麼,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切都要秘密來,知青黨部所有活動都要保密,誰是黨員也要低調。但是,如果當國民黨要在校園裡面辦公開活動,擴大影響力的時候怎麼辦呢?答案有兩個,第一是偽裝成普通的學生社團,第二是透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出面!
舉凡系學會、電影欣賞社、童軍社、插畫社……等各種性質的學生社團,在那樣的年代,都有可能是國民黨組織的一部分。這些由黨部控制的學生社團有多少個?根據一份黨內文件指出,1973 年時社團的數量是 2,622 個。[7]我想,如果在當時念大學,即使沒加入國民黨,肯定也或多或少參加過國民黨外圍社團,以及救國團所舉辦的活動吧![8]也就是說,國民黨滋潤了一整代人的青春。
同時,各校「大研社」、「國父思想研究社」等社團在校內外進行了各種擁護國民黨政府的高調公開活動。至此,也難怪這些社團作為「黨社」的形象一直洗刷不去了!
「大研社」的黃金年代終究過去
背後有國民黨撐腰的「大研社」,輔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同屬國民黨控制),從場地租借到社團經營指導等各方面的幫忙,及各校行政資源的投注,再加上各個「匪情機關」的配合,的確一度讓「大陸問題研究社」在全臺發展成一個 100 多間學校皆有設立的社團。
然而,曾為臺大大研社一員,後來進入政大東亞所就讀的李素,就以身為一位「學姊」的立場有感而發:
看來,部分大研社社員是被「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場地給場地」的幕後靠山給寵壞了!
進入 1980 年代後,「大研社」明顯出現後繼無力的現象。當年得天獨厚、遍「校」開花的大研社,到底是怎麼衰退的?
[1] 改寫自賈永光,〈逢甲大研社簡介〉,《中國大陸》第 142 期(1979 年 6 月,臺北),頁 41-42。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 民主的浪潮》(新北:衛城出版,2013),頁 104-114。
[2] 中央委員會考核紀律委員會編印,《十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委員會各單位重要工作概況報告》(1973 年 11 月 12 日),頁 57、61。
[3] 改寫自〈頃據本校學生社團大陸問題研究社報稱為開展研究工作,亟需大陸匪情研究書籍〉(1972 年 8 月 11 日),《國立臺灣大學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藏,檔號:0060/2801600/017/0001/029。
[4] 改寫自賈永光,〈逢甲大研社簡介〉,《中國大陸》第 142 期(1979 年 6 月,臺北),頁 41。
[5] 龔怡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 117-119。
[6]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編印,《怎樣做知識青年黨務改造工作》(1951 年 2 月),頁 2、55。
[7] 中央委員會考核紀律委員會編印,《十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委員會各單位重要工作概況報告》(1973 年 11 月 12 日),頁 61。
[8] 「國民黨的校園控制」相關研究,見龔怡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社會基礎的形成》,新北:稻鄉,1998。李泰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
[9] 改寫自李素,〈談大專院校大陸問題研究社的幾項困境〉,《中國大陸》129 期(1978 年 5 月,臺北),頁 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