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10 月 17 日,先行的中華民國第七十軍,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送下來到基隆港邊登陸。登陸的消息透過廣播傳送至全臺各地,面對未知的祖國軍隊,基隆港邊聚滿好奇的群眾,爭相目睹新生祖國的到來。臺灣就要「光復」,人人手拿著中華民國國旗,不停向港邊揮舞著,嘈雜的議論聲也讓場面顯得熱鬧。
可當第七十軍自接收的日軍艦艇上緩步走下的那刻,臺灣民眾眼前所見的,卻不是壯盛的軍容,而是一支再普通不過的軍隊,兵士們挑著鍋碗、瓢盆,或扛著被褥,走起步來搖搖晃晃,臉上也略顯疲態。
或許是心底對祖國的期待還讓人浸淫在新生喜悅,掩蓋過眼前畫面,那時候的臺灣民眾什麼也還沒能意會過來。
各位同胞,我奉命為臺灣省行政長官⋯⋯我今日來臺灣,是要做個臺灣的服務員、不是要來做所謂『官』的,就是第一不說謊話、第二是不怠慢、第三是公私要分明⋯
1945 年 10 月 24 日,陳儀初下飛機的那瞬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林獻堂、辜振甫、陳炘等仕紳皆到松山機場恭迎新任行政長官陳儀,在眾人簇擁之下,陳儀隨即赴廣播電臺向大眾宣講,也為明天即將舉辦的受降典禮做準備。建設新臺灣的願景擘劃得完美,隨著廣播的電波傳遞到民眾心中。
隔日,人在臺南的吳新榮也聽見廣播新聞的報導,得知陳儀已經來到臺灣,並於臺北公會堂舉辦受降儀式光復慶祝大會。對於此等大事,吳新榮特地早起,誠心捻香祝禱,在廟堂前站立許久,向祖輩們致意,祈求往後的順遂。
晚上吳新榮則與郭水潭、鄭國津等人開設慶祝小宴。宴席間一夥人談論著三民主義青年團、政治經濟研究會、北門郡治安維持會的事情。日本戰敗後,過去組織多不復存在,為迎來新的政局,新的組織也如雨後春筍那樣慢慢發芽、滋長。
身為地方仕紳的吳新榮當然也無法擱著時局,在國民政府尚未來臺以前,便開始積極發展地方的組織工作,連推選幹部也需要嚴格慎重考慮一番,不敢輕慢。
這現象也不僅止於此:林茂生等知識份子投入辦報的行列、朱昭陽等留日菁英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各地也都有有志之士投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籌辦。不斷冒出新芽的組織,為的即是收拾終戰以來的頹敗局勢,同時也為重建臺灣社會而努力。
時間副詞
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主義。
我是中國人、他是日本人、我們是臺灣人、你們是福建人⋯⋯
戰後,一切看似都正在革新。清晰而帶有磁性的女聲自收音機傳出,緩緩地唸著《國語廣播教本》上的文字。字與字間涇渭分明,而到了略顯刻意的程度,甚至都能感受到說話者肌肉的用力。收音機前的人們,便也跟著用力複頌著「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彷彿再多用點力,就能把這些拗口的字句銘記心中。可他們或許也並不曉得這些字句的確切含義。
戰後初期的臺灣面臨著語言轉換的問題,多數臺灣人並不像吳新榮受過漢學訓練,還慣習著前殖民者所大力推廣的日語,對於所謂「國語」還相對陌生。
殷鑑於此,接收臺北放送協會改組而成的臺灣廣播電臺,便早早開始籌辦國語講座節目,而自 1945 年的 12 月正式開播。此外亦有史地講座、常識講座等節目,介紹著中國的山川、湖泊、或是三民主義與國父思想,臺灣人便藉著廣播認識中國。
首任的臺灣廣播電臺臺長林忠,出身於南投,接受日本的學校教育,後來則前往中國發展,成為「半個唐山人」,即是所謂的「半山」。林忠於戰後返回臺灣,負責廣播電臺接收業務。廣播事業奠基於日本的發展基礎之上,電臺的網絡、設備大多完整,直至 1943 年時,擁有收音機的用戶也多達 10 萬。
後來負責播報國語講座的則是錢韻女士,也就是林忠的妻子。林忠尚在重慶的時日早已預見日本的結局,那時即編寫四冊的《國語廣播教本》,在戰後其他國語教科書還來不及編輯的時刻,暢銷了數十萬冊。
淪陷五十年之臺灣現在終於光復了⋯⋯而這裡國語教育之普及實在是目前最迫切的。尤其臺胞要求我們廣播電臺教授國語的日必數十起⋯⋯不但可供自習且可利用收音機學習。
林忠也在《國語廣播教本》的序言寫下了臺灣人的國語熱潮。
戰後的國語學習熱潮超乎預期,多是出於對於祖國的熱切,就連人力車伕在等待乘客時,也會拿著廣播讀本,湊至一旁的商店聽著廣播學習國語。一時間臺灣出現了眾多國語學習的教學機構。
為一睹國語學習的熱潮,吳新榮也曾在光復初期,偷偷走入學校,看著學童們大聲朗誦著國語,親眼見證「祖國」的光榮勝利是如何將日本話徹底驅逐,將屬於「我們」的語言帶回來。《國語廣播教本》藉著教導國語的名義,將歌頌國民黨統治的文字夾雜在內,也同時擘畫著國民黨統治的美好藍圖,而成為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
「臺灣你來過嗎?從前來過。」
「臺灣的將來如何?一定是光明的。」
《國語廣播教本》第 1 冊第 12 課「時間副詞」的例句是這樣告訴大家的,而臺灣人也隨著廣播的播音大聲覆頌著。
期待隨著電波傳播到全島,可誰也沒想到,這些期待幾乎在 1945 年到 1946 年之間,還不到一年就全成了泡影。
語言、文字與歷史,是民族精神的要素。臺灣既然復歸中華民國,臺灣同胞必須通過中華民國的語言文字,懂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希望於一年內,全省教員、學生,大概能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學校既然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要再說日本話、再用日文課本。
1945 年的歲末,陳儀親上廣播臺,向全臺民眾說明對於明年度文化建設的期待。對於戰後的臺灣人來說,學習「國語」自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畢竟日治時期也曾經歷過同樣語言的轉換,不過若要求在短短時間內就完全捨棄先前慣常的語言,就顯得有些強人所難。
臺灣人一面聽著廣播、一面讀著國語,努力地學習著「祖國」的語言,但卻依舊被行政長官公署貼上語言不通的標籤,屢屢被阻絕於官場之外。好不容易自日本帝國的統治脫離,卻無法實現臺人治臺的理想。
諸多外省人僅憑藉著關係便得以安插進政府單位,即便其毫無經歷,依舊佔得要職。可行政長官公署偏偏又因缺乏技術人材,而大量留用前殖民政權的日本官僚,此時語言不通的狀況在公署眼中卻又不成問題,政策的矛盾無須多言。
掩藏不住的歧視禁不起仔細檢驗,權力結構的核心依舊不屬於臺灣人,彷彿又遭受到另外一個政權的殖民。當謊言遭到揭穿後,臺灣人霎時間也才明白中國政府並未將自己看作同胞,嚴重的相對剝奪感自心底油然而生。
臺灣光復以後,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所以臺灣同胞首先必須了解中華民國,尤其是要深切暸解中國國民黨、總理遺訓、總裁言論以及總理、總裁的偉大行為⋯⋯
陳儀在廣播中如此告訴臺灣民眾,同時歌頌著中國國民黨、孫文與蔣介石的貢獻,但那些都是發生在海的另一端的事,多數臺灣人雖然能夠聽懂字面上的意思、但大多沒能理解陳儀意指為何,只見到眼下的生活愈發窮困,原先的熱烈期待也不復存在。
距離終戰不過數個月的時間,《臺灣新生報》的日文欄隨即遭到行政長官公署廢止、廣播透過日語放送的時間比例也逐步下降,最終僅剩下不到 4% 的程度,甚至比起透過英文播報新聞的時間來得更少。當那些日語節目消失後,取而代之的,則是總理遺訓或是中國史地講座,乃至於中國國民黨黨史介紹。
原以為中華民國的接收是重歸祖國的懷抱,但對於還來不及學會國語的臺灣人來說,卻像是個棄子被排除社會之外,彷彿來到另一個異鄉。
自中國而來的行政長官公署,無法擺脫戰前對中日戰爭的經驗,強烈厭惡著日本文化,於是戰後初期的臺灣也展開了一連串的「去日本化」工程。拆除日本神社、更改日本路名、抵制日本姓名、壓制日語,或甚將戰前的日本教育稱之為奴化教育。
面對曾遭受日本統治長達 50 年的臺灣,長官公署表面上將臺灣人稱之為同胞,私下卻無法掩飾對於臺灣人的鄙夷,包含陳儀在內,多位政府高層官員也曾在公開場合幾近指責臺人受到日人奴化,而部分文人雖起身辯駁,但也未能撼動長官公署對於臺灣民眾的差異心態。
位處諸帝國邊緣的臺灣,輾轉於數個政權之間,命運經常由不得自己決定,好不容易以為復歸祖國,但卻又陷相似的殖民情境。臺灣人頓時間滿腹委屈,怨憤不知何去何從。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臺胞的毒辣政策是奴民。就是視臺胞如奴隸,奴隸是沒有自由的⋯⋯
1946 年的年末,陳儀親上廣播總結一年多來的統治成果,帶著紹興口音的腔調聽來有些吃力,所謂臺灣同胞,只不過是為了榨取臺灣糖包而不得不的稱呼。陳儀的話傳入臺灣人民的耳中,聽來格外諷刺。
為慶祝臺北事件舉杯
吳新榮與朋友們於飯館共賀著政治革新的契機,期待著此次事件後能為戰後昏暗的政治帶來些許改變。可吳新榮卻未料到時局竟然變化的如此快速,且至無法收拾的地步。
3 月 2 日傍晚,臺中廣播電臺突然放送臺中市民抗爭消息,市民們已經組織軍隊,準備與國軍戰鬥;嘉義廣播電臺也開始傳來招募志願軍的消息,水上機場的戰鬥已經展開。臺南市、高雄縣抗爭消息,也在 3 月 3 日的早晨傳來。那時的吳新榮倍感振奮,還沒能料即群眾的怒火延燒的如此劇烈,也相信著這些反抗會得到些回饋。
在這危急時刻,反抗的消息藉著電波傳送至各戶人家,原用來收聽節目的收音機,在此夕卻成為民眾團結、抵抗的武器,民眾憤而向執政者奪回權力,傳遞屬於自己的聲音,也串連起原有的社群網絡,反抗行動便藉此展開。臺灣人作為共同體的想像,也在此時具現化。
不過,並不是所有燃起的星火,最終都能燎原。
傍晚,騷亂延伸至北門郡,曾赴南洋的臺籍日本兵們按捺不住對時局的不滿,起身反抗,治安機關幾乎失能,無法安撫地方秩序。
吳新榮、謝得宜等人知情後,共組「北門區時局對策臨時委員會」負責接收警局的武器並配置人員進行基礎的治安維護。作為地方菁英,吳新榮心繫地方的安危,面對如此轟動的事件也只能恪守本分,不得輕舉妄動。
接續幾日,吳新榮為確保消息暢通,守著收音機不放。3 月 3 日後的消息有好有壞,臺北尚在判談中、臺中已經佔領、嘉義陷入苦戰、高雄與臺南的消息則未知。其餘的消息大多混亂,時而聽聞國軍正要進攻的消息,但誤傳的為多數。偶爾也有與陳儀談判的消息傳來,但未能獲悉結果。
人權不能得到保障,言論出版失去自由,財政破產,物價繼續騰貴,廠礦倒閉,農村日益衰微,失業者成群,無法營生者不可勝算,全省人民不堪其苦,敢怒而不敢言,因此次專賣局貪官污吏之暴行,全省民之不滿遂同時爆發。
直到 3 月 8 日那個晚上,臺北市處委會宣傳組長,亦為省參議員的王添灯代表處委會親上廣播,完整地重新說明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並沉痛地告訴全體臺灣人與陳儀談判失敗的消息。廣播的最末,王添灯複誦著處委會擬定的三十二條處理訴求,也不忘呼籲:
本省同胞共同協力⋯⋯本省青年為國家奮鬥⋯⋯希望正義的外省同胞和我們合作,共同為民主而奮鬥。
即便是透過收音機聽見聲音,都能感受到王添灯的憤怒與痛心,空氣中頓時瀰漫著肅殺著氣息。
時至此刻,吳新榮盼的無非是臺灣的政治改革。只是吳新榮並不曉得陳儀早早向蔣介石請兵,而軍隊也早已在開往臺灣的船上,一場腥風血雨正要展開;也不曉得連日來的廣播消息,都僅是陳儀虛與委蛇的應對。更不會知道如今熱切的行動,也都會在往後導致災禍。時代的變局來得太快,誰也無法預料悲劇何時到來。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指導單位:內政部
-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遠流,2008。
- 林平,〈戰後初年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1945-1947):以臺灣廣播電臺為中心〉,《臺灣學研究》,8(新北:2009.12),頁11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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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育民,〈廣播與收音機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頁 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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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龍彥,〈臺灣廣播電台的業務經營〉,《臺北文獻》,第120期(臺北:1997.6),頁 23-41。
- 呂東熹,《二二八記者劫》,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6。
- 王俐茹,〈放送與收束:電波在二二八說的故事〉,《1947 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頁 92-105。出版單位: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