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在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從期待到失望,二二八前夕的臺灣報人(下)
上篇請見此:「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臺灣。」那是搶著辦報的黃金年代,二二八前夕的臺灣報人(上)

對於當時的這些臺籍文化人而言,另一個鋪天蓋地的衝擊,則是來自語言管制的影響。1946 年 10 月 25 日,官方下令禁止報刊日文版。但在戰爭結束前,臺灣人的日語人口約莫占了總人口數的 50 % 至 70 %,其中更有很多人完全沒受過漢語訓練。語言政策的疾厲施行,對習慣以日語創作、發表意見的臺人影響甚劇,幾乎剝奪了知識精英在公共場域的發言權。毫不意外,這引來了各方撻伐,如《新新》雜誌便大力批評:「此無異封本省人之耳目,從青年層到壯年層皆對毫無效率的當局之過度做法,其為怨歎與非難。」但行政長官公署還是強渡關山,日語隨即迅速地從各種版面上被清除。

絕望與不滿在臺人識字群體間發酵,誰也沒有想到當年歡欣鼓舞迎接的祖國,會是這個樣子。「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群中的詩人林亨泰對於臺灣人身世的慨歎,或許可以作為這代人的註腳:

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在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

這場語言的鬥爭,並沒有輕易畫下句點。後來,在二二八事件過後對於報人們的清洗與搜捕中,導致《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與日文版主編吳金鍊失蹤、被害的罪名,就是因為他們平常習慣以日文記事,間接排斥了外省同事,進而被控「企圖接收報社」,以及嘗試「恢復日文版報紙」。

臺灣會不會變成「中國的愛爾蘭」?

新政府施政的惡習與歧視行徑逐漸浮出,再加上經濟敗壞、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臺灣人的失望也反映在各大報刊上,當年創刊時的歡心期待逐漸消失殆盡。

1946 年 10 月下旬,趁著蔣介石第一次來臺視察,《民報》刊出了一篇諍言,細數臺人在政權移轉後面臨的難堪窘境,仍天真地認為情勢仍有好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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