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見證活字開啟臺灣報業盛世，如今兒子繼續傳承印刷火種──專訪日星鑄字行老闆張介冠

你經歷過活字印刷的年代嗎？鑄字師傅用滾燙的鉛液澆灌銅模、操作機具鑄出一個個工整的鉛字，撿字師傅從浩瀚的字架上熟練撿出所需要的鉛字，排版師傅將字和「鉛角」合組成版面，最後交付印刷師傅油印。在電腦數位印刷出現之前，人們閱讀的文字得通過一雙又一雙專業的工匠之手，才得以美觀嚴整地躍然紙上。也不過三、四十年，這光景已幾不復見。

在臺北後火車站的太原路 79 巷內，坐落著全臺灣最後一間鑄字工廠──「日星鑄字行」。

日星鑄字行於 1969 年開業，見證了臺灣活字印刷的花開花落。1980 年代，印刷產業開始數位化，相關店家也相繼倒閉，但日星的老闆張介冠先生仍堅守著在這裡，一心一意要為後代留下活字印刷所有美麗細節。

走進樸實的店面，眼前是一列又一列的字架，字架上排滿微微泛著金屬光澤的細小鉛字，按字號、部首及常用程度，條理分明地收納著；通過狹窄走道，店後鑄字的小工房內，置著數架頗有歷史的鑄字機。走過半世紀光陰，這兒幾乎沒什麼改變，最大差別是現在的鑄字行打開門來，歡迎所有人入內體會鉛字的美。

而身著 Polo 衫、西裝褲和金屬細框眼鏡的張老闆，質樸談吐中不失文人氣質，「文字的匠人」大概是最貼切的形容。帶我們到地下室進行訪談時，他不忘順手將幾個剛鑄好的鉛字上架。

 

走過臺灣印刷史，張錫齡父子的故事

張老闆從小在印刷廠環境長大，不只父親，許多親戚也是相關專業人士，可說是印刷世家的子弟。他的父親張錫齡先生，即日星鑄字行的創辦人，其職業生涯橫跨了日治時代、戰後，一直到活字被數位取代，彷彿臺灣當代報業印刷史的縮影。

「我爸爸最早是在《臺灣日日新報》當學徒，光復後才到其他報社，像《公論報》、《民報》、《新生報》⋯⋯。」張老闆為我們說明當時報社撿字員的工作型態，「有的人會早上到某家報社做副刊，下午到某家報社去作正刊，只是就比較累。」

過去的大報社附有鑄字部門、刻字工等完善的人力設備，張錫齡在報社的工作主要是撿字，但也一併學習了鑄字的技術。

「從我有記憶開始，約民國 45 年起，我父親就是跟他的好友合資開印刷廠。到 1967 年，他自己想獨立創業，我才從本職離開，跟著進到印刷業。」

原本學機械的張老闆，在 15 歲的年紀進入「大圓盤印刷廠」學習相關技術，「那裡是專門印成衣吊牌的，以前臺灣是成衣外銷王國，需求量很大，我就進去裡面跑業務、當學徒。」看似順水推舟的子承父業，張老闆當時應該也沒想到，這家鑄字行會成為臺灣的最後與唯一吧。

日治時期的活字印刷革命與《臺灣民報》

等等，活字印刷和臺灣報紙的緣分是從何時開始的呢？讓我們倒帶一下，回到活字印刷剛在臺灣撒下火種的年代。

大約一百年前的 1915 年至 1930 年，正值日治時期的臺灣閱讀人口增加，主流印刷方式逐漸從傳統的雕版轉為活版。歷經明治維新的日本，學習了西方最新的活字印刷方法，並運用於報紙印刷上；而隨著當時半官方的第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於 1989 年創刊，這套近代報業的活字印刷技術也正式系統性地進駐臺灣。《日日新報》培養出第一批臺灣在地的活字印刷師傅（張錫齡先生最早也是在此擔任學徒），不少師傅後來在報社所坐落的萬華地區開業經營，往後數十年，萬華一直是臺北最熱絡的印刷業中心。

就在活字印刷興起的時刻，對現代臺灣意識影響深遠的《臺灣民報》系統出現了。最早是 1920 年留學生在東京創辦的《臺灣青年》月刊，幾經改版與更名，1923 年的《臺灣民報》半月刊轉為大眾取向的口語文字，規模更加擴大。移入臺灣一年後改名《臺灣新民報》，1932 年開始發行日刊。

《臺灣民報》是日治時期臺灣人發聲的管道，也是社會運動的搖籃，活字印刷技術在這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透過新興的印刷技術，報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大量、標準化刊印，新知與言論不再是少數仕紳階級的專利，得以快速傳遞到大眾手上，也促使「我們臺灣人」這共同概念的形成。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抬頭，《臺灣民報》邁向休止。不過，戰後該社的原班人馬秉持相同的精神，於 1945 年 10 月創刊《民報》。至二二八事件停刊，短短 17 個月，為當時社會留下不少珍貴史料。

張錫齡先生曾工作過的《民報》，可說是《臺灣民報》系列在戰後社會最後一次短暫卻美麗的綻放。

二二八私菸衝突對面的撿字房

張錫齡在《民報》擔任撿字員時，近距離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肇始，「他當時的工作場所剛好在黑美人酒家的斜對面，從撿字房望出去就可以看到。」

衝突就發生在對街，記者自然立刻前往報導，此後《民報》被迫停刊，社長林茂生也失蹤。「軍隊在 3 月 2 號把整個工廠推掉。但是我父親對於這件事情⋯⋯應該說早期的新聞從業人員，那時都噤若寒蟬。」

張老闆從未聽父親正面談論此事，只在長輩聊天時從旁聽到一些。「我父親在新聞界工作那麼久，從日治時代一直走入到民國時期，整個社會氛圍還有報社生態，讓他很清楚有很多話是不能隨便亂說。我們戰後嬰兒潮的這一輩，都常聽長輩說『囡仔人有耳無喙』。」

日星的全盛年代

「日星的印刷廠客戶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以公司的報表文件為主要印刷業務。」張老闆為我們這些外行人解說，「早期的印刷廠分為書籍印刷、表格印刷兩種，設備是不一樣的，表格類的印刷廠就完全沒有鑄字部門。」

二十世紀下半葉，臺灣經濟起飛，貿易公司、加工廠如春筍冒出，他們需要日報表、便條紙、信紙信封，專門印製這種表格製品的印刷廠，就是日星的客戶來源。全盛期父子輪班趕製，一天需鑄十萬字以上。

至於報社，會向鑄字行買字的狀況非常稀少，大報社本身就有鑄字部門，若缺字也有臨時的刻字工，或用兩個鉛字偏旁去拼字，只有小報社缺標題字才會向鑄字行購買。「而且，一般來講編輯都會知道廠裡面什麼字有、什麼字沒有，他在下標的時候都會稍微斟酌。」

1980 至 1990 年代，臺灣的印刷邁向數位化，鉛字設備逐漸被汰換，就連報社也不例外，張老闆曾在 1986 年買下聯合報出清的二臺鑄字機和一套銅模。

「當時業界都認為這些東西留著也沒用，就用滿低的價格出清，在財產申報上面有數目可以填就好。買下他們二臺鑄字機剛好彌補我們的不足，我們有楷書沒有宋體，那套初號宋體的銅模正好也缺。」

 

銅模復刻計畫的孤獨長路

現在的日星鑄字行，營收幾乎都來自觀光客，頂多勉強打平收支。前半年由於疫情影響，連這份收入也沒有，光人事費用就虧損一百多萬。至於印刷廠客戶購買鉛字的老本行，一年差不多才 5000 元左右。「全臺灣我知道的（活版印刷廠）二三十家有，但現在他們業務以流水號或騎縫線為主，用不到鉛字。」

張老闆最初興起保存活字印刷的念頭是在 2000 年，原只想留一小部份給子孫紀念，後來才有公益化的想法。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將日星鑄字行轉化成一間「活版印刷工藝館」，完整保留這份技藝的所有環節。首先，得將店內用了 40 年的老字母銅模修復，保留僅存的珍貴繁體字型。2006 年開跑的銅模復刻計畫需要大量金錢跟時間，目前離低標 15 萬字還很遙遠。

「字形修復是孤獨的、漫長的路，要耐得住性子；要對於活版印刷的作業、老字型與電腦字型的差別有所掌握，還要了解後續銅模製作和印刷結果的人為差異。」

他們粗估培養出一個人員得花 5 年，張老闆現場心算，假設學徒一個月領 3 萬元，5 年下來就快 200 萬，至少得培養 2 名，一人一天平均修復 7 個字⋯⋯最重要的是，學成的人員是否願意耗費幾十年青春，去走這條看不見盡頭的路呢？

「活版印刷被電腦取代到現在大概已 35 年，一個產業的再生需要雙倍時間，所以我是看不到，再活 70 年我會變成老妖怪。」張老闆笑說。

 

穿越百年的活字印刷革命

1920 年代，活字印刷帶來快速、大量、標準化的文字通訊，推動了臺灣社會的變革；100 年後的此刻，我們處於完全相反的變局，屬於機械時代的鉛字一個個排列太過緩慢，繁體活字印刷已瀕臨絕跡。當世事變換的速度讓所有人都來不及回眸，誰來為我們留下文化與記憶呢？

即使知道自己來不及目睹花開結果的那天，張老闆今天仍守在店裡，一字一字修復銅模、賣鉛字、為學生團體和觀光客說故事，緩緩推動著屬於 21 世紀的活字印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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