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把馬克吐溫認成馬克思、連金庸都得隱姓埋名？ 戒嚴時代的荒謬禁書查緝

1949 年 5 月 19 日，時任臺灣警備總司令的陳誠頒佈《戒嚴令》，宣佈臺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態」，人民的言論、思想、出版、結社、遷徙等自由至此蕩然無存。6 月 21 日，國民黨政府又頒佈《懲治叛亂條例》，將意圖顛覆政府者處以死刑，預謀者處以有期徒刑，藉此嚴懲「叛亂分子」。此後，臺灣經歷長達 38 年又 56 天的戒嚴時代，創下 20 世紀戒嚴時間最長的世界紀錄。
 

在《戒嚴令》之後，國民黨政府又制定了大量法令，以鉗制人民思想，鞏固威權統治。民眾往往動輒得咎，被指控違反「XX 管制辦法」、「XX 懲戒法令」，或被扣上一頂「私通共匪」的紅帽子而大禍臨頭。
    

錯把毛姆當毛母──荒腔走板的查禁行動

在戒嚴時期，凡是涉及馬克思、列寧的書刊均在查禁之列──當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失去中國大陸，退守臺灣孤島，不免草木皆兵，聞共色變。誠如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所言：「很多殘酷，來自不安。」不過，鎮壓機器一旦啟動，便會揚起滾滾沙塵，乃至錯殺良民──有人只是讀了一本左翼作家的書，就被長期囚禁在火燒島（綠島）。    
 
由於當局頒佈的查禁標準寬泛無邊，特務可以隨意判定誰有「嫌疑」，然而特務的素質極差，不乏胸無點墨之輩，使得查緝過程中鬧出不少笑話。比如《時事雜誌》的創辦者童軒蓀及公司的員工們一同被捕，童軒蓀問及原因，才知道特務從他家抄出一本《湯姆•索亞歷險記》，而特務居然把作者馬克•吐溫誤看成馬克思。
 
無獨有偶，作家陳映真被警總逮捕時，偵訊人員質問他：「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陳映真顯得一頭霧水，偵訊人員才終於挑明了原因：「那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麼？都是馬克什麼的。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傾。還不趕快招認？」
 

被「馬姓作家」牽連的事蹟還沒完：有人從國外帶回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書，在機場全被查緝人員查扣。原因很簡單，韋伯的名字也叫馬克思。但其實馬克思•韋伯的理論是批判卡爾．馬克思的，只是查緝人員不學無術，逢「馬」必反而已。    
    
更荒唐的例子比比皆是，諸如：英國作家毛姆的書不能入境，因為會令人聯想到「毛澤東的母親」；帶中國古籍《毛詩》入境，竟被當成「毛澤東的詩」沒收。甚至連法國作家左拉也未能倖免。左拉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大師，卻因為姓名發音接近「左」，被當作左派，著作也成了禁書。
    

連金庸也遭殃──誰是附匪文人？      

即使圖書的內容沒有政治問題，往往也難逃被查禁的命運。1951 年鐵風出版社出版的《三民主義問答》，完全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標準，但仍在隔年遭到查禁──因為這本書自左至右排印，有違總裁 「中文應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書寫」的訓示。
 
1951 年，當局又出臺新規定：「共匪及已附匪作家著作及翻譯一律查禁。」結果，五四運動以來的左翼作家，或在1949年未追隨國民黨政府來臺者，如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等人，由於他們「身陷匪區」，屬於「附匪文人」，著作也被政府視為洪水猛獸。    
    
在這種情況下，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以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成了禁書，而中國或香港作家的翻譯著作也逃不出魔掌。翻譯家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巨人三傳》雖為上乘之作，卻因傅雷人在「匪區」而遭查禁；作家巴金翻譯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如《麵包與自由》、《我底自傳》，出版社便將譯者更名為「巴克」，以逃避警總審查。也因如此，當時不少翻譯著作均未著明譯者，就怕惹禍上身。
 
就連赫赫有名的武俠之父金庸也躲不過審查的鐵拳，他的作品皆須用「司馬嵐」、「迅翟」、「司馬翎」等化名作為筆名，才能在臺出版。雖然金庸並不在中國， 但他撰寫的武俠小說，在香港左派報紙《大公晚報》連載，所以也被算做「附匪」。至於他的名作《射鵰英雄傳》，則因毛澤東寫過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逼得出版社將書名改成《大漠英雄傳》。
 

與國家鬥法──禁書攤販的一千零一招

不過，政府越要禁的書，叛逆的文人們就越想一睹為快。出版商為利潤所驅使，便與政府鬥法，千方百計地進口禁書。楊渡在〈我與禁書的故事〉回憶：「由於大學生愛看禁書，買的人多起來，於是就有人開始偷偷翻印禁書。……那年代的學生較貧窮，在學校賣書可以賺一點外快，許多學生本來是幫正常出版社賣一些上課參考書，後來就乾脆賣起了禁書，而利潤似乎更大。」
 

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縱使有人員稽查，書販也能使出千方百計巧妙應付，如在月底時，唐山書店會在顯眼位置留下幾本禁書，讓警總人員帶回去交差。由於禁書往往愈禁愈值錢，一些出版社和書販便拿禁書買通執法人員，讓他們帶一批出去私賣，作為網開一面的交換條件。沒想到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之下，吏治敗壞反而為出版自由打開了一絲缺口。    
 

尾聲：時代的結束，自由的開始

1980 年代起，臺灣社會日趨開放，警總的輝煌年代一去不復還，《戒嚴令》的威權也江河日下。1987 年，《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宣告廢除 ；1992 年，警備總部奉命裁撤；1999 年，《出版法》宣告壽終正寢。
 
自此，臺灣告別禁書年代，民眾可以自由閱讀各類書籍，作家也不必再害怕因文罹禍。如今臺灣一年出版超過 3 萬本新書，個人自製的書刊不勝其數，島嶼的知識沃土已然揮別過去的黑暗，無數繁花在此深根發芽，等待有緣人摘採回家，細細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