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崎嶇民主路（三）：一股勇於和國家衝突的臺灣社會力量，風起雲湧

三、意識儲備孕育的六○年代

這一波的民主改革被壓下去以後，在民主改革上，接下來整個 1960 年代沒有什麼大的事情，就是一個過渡。但是，這個階段的過渡對臺灣民主化發展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我用《文星》做一個代表來說明。簡單說，它在為下一階段的變化、為下一波民主改革鋪陳物質與思想的基礎，儲備意識的轉換。

1950 年代臺灣的經濟發展基本上只是進口替代，到了 1960 年代，臺灣被整編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加工出口拉動成長來累積資本。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也複製了這一發展模式來帶動它快速的經濟成長。這個轉變對臺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帶來重大的衝擊。部分土地改革以後產生的小自耕農階級在「擠壓」的農業政策下向都市、城郊流動，成為勞工階級，此外，都市中產階級也逐漸成長。這些轉變的歷史意義一直要到 1970 年代才清楚浮現。

這個整編本身在思想文化意識上也有著另一層弔詭的意義。如前所述，蔣政權在臺灣建立的是軍事威權侍從體制，但因在前一階段就標榜「自由中國」（Free China），以有別於「赤色中國」，不能不保有一些西方的元素，如有限度的選舉；現在又因從經濟面被整編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前一階段被壓碎的自由、民主等文化價值，隨著各種西方事物、西方價值的流入，變貌地成為批判權力體制之體質的資源、依憑。但由於上階段的教訓，這次的批判不是赤裸裸的針對政治體制，而是針對與權力體制之體質有密切關係之傳統的、封建的思想文化意識，主張反傳統、現代化、全盤西化，其風暴中心就是 1960 年代前半的「中西文化論戰」。

這在政治社會文化上有怎樣的意涵呢？當時臺灣雖是威權國家，但還不是對外幾乎封閉的全權國家（像當時的中國，今天的北朝鮮），只要你跟世界貿易往來，世界上的很多觀念、思想，或者其他的意識，就會跑進來，臺灣的商人拎著 007 手提箱全世界跑，這樣，西方的文化、思想、價值、制度等很自然就會進來。所以政治雖然是壓制、冷酷的，但是「現代的」事物，因為其他很弔詭的原因進到這裡的社會。甚至在最抽象形式的層次都有很多西方的東西傳進來，像《文星》或以臺大外文系為基地的《現代文學》，就搞一些後來左派的陳映真所批判的現代主義，談一些很隱晦、抽象的所謂現代意識，如《等待果陀》等等。

這對臺灣有什麼意義？那是對下一代要發生的事情在意識上的孕育。他們意識上是要反傳統。他們認為那個政權背後的意識是中國傳統的意識，是束縛我們走向現代的障礙。當時中國大陸正在如火如荼地搞文革，蔣介石就在臺灣搞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高中生都要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然而整個 1960 年代的批判意識的主流就是反傳統，崇尚現代，包括後來社會科學界的一個熱門調子是「現代化研究」。

當時殷海光先生儼然是精神導師，以李敖為頭號戰將的《文星》雜誌，樹起反傳統的大旗，再一次掀起「中西文化論戰」，以文化批判取代上一階段的政治社會批判。這是當時《文星》的主調，也可說是 1960 年代的主調。我們看殷海光晚年《中國文化的展望》裡面也充滿這種對傳統強烈的批判，當時有自由派傾向的大概都這樣。這一方面是受五四的影響，另一方面恐怕也有臺灣現實的意識背景。

1960 年代雖然在整個現實政治運動或者民主運動上是沉寂的，是個過渡，但是，在這個還有著「前現代社會」殘遺意識的社會中，這種反傳統以及現代性意識的鋪陳，是有其「意識儲備孕育」的意涵在。這是我個人大概的解讀。這一階段就文化來看，它有很深的意涵可以做很多分析研究。我不知道對《文星》現在有沒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我覺得這些研究是必要的，甚至對當時很多其它的文獻，如《現代文學》，或者當時很多現代詩社，都應該做更多的研究，才能讓我們更瞭解那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面貌。

四、驚蟄競飛的七〇年代與臺灣公民社會的萌芽

經過這個意識轉換的儲備以後，接下來的 1970 年代是個驚蟄的年代。冬天過了，蟲兒要甦醒了。這當然跟外在環境變化有重大關係。最重大的變化是什麼？是國際外交。臺灣的國際外交處境在 1970 年代產生重大變化，根源是美國的國際戰略有了調整。

簡單地說，由於中蘇之間出現摩擦，美國就想試著在戰略關係上調整跟中國的關係。1950 年代以來，美國在西太平洋從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往南這所謂第一島鍊，構築一道防堵共產勢力的防線，中國當然也是防堵的標的，臺灣是這一防線的一環，跟美國還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軍事盟邦。

現在，美、中各自為了在戰略上對付蘇聯，而有了有限度的戰略合作關係，這直接的政治後果當然是美、中政治上的接觸，中美乒乓外交、季辛吉秘密訪中、聯合國接納中國並排除蔣介石的代表、尼克森破冰訪中等等，這每一項都是對蔣政權、也是對臺灣的重大打擊。臺灣出現重大外交危機。

在內部，臺灣也出現許多問題。經濟發展不會一直這樣高速成長，隨著世界經濟情勢的變化，臺灣的經濟從過去的高度穩定成長期（1964-1973），進入不穩定成長期（1974-1979），而且又碰上第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先前擠壓農業的發展政策所造成的農業凋敝問題也開始浮現。

當時《自立晚報》的記者吳豐山（現在當監察委員）騎著摩托車到農村各地，寫了系列報導，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原來我們的農村有這麼多問題；另外，在都市裡，因擠壓農村，讓剩餘轉到都市，農村人口轉移到都市當勞工，進行加工出口，都市裡也出現一批勞動階級，他們在都市裡所碰到的許許多多問題也都陸陸續續出現了。

這些問題造成社會矛盾的出現、激化，就引發了原來日治時代曾經有的左翼意識，在陳映真講的「蒼白的白色五〇年代」被壓下去後，這時又開始浮現了。這社會意識的浮現結合了像陳映真他們對現代主義的批判，關傑明、唐文標對現代詩的批判產生的現代詩論戰，還有後來《文季》的創刊、「鄉土文學論戰」等等各種意識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外交危機的困境，一個根本的問題很自然就浮上來了：臺灣是誰？臺灣是什麼？我是誰？臺灣的未來是什麼？跟臺灣這塊土地相關連的一些意識開始浮現出來。

在這內外都出現問題的關鍵時刻，臺灣已到了不改革不足以圖存的時候。此時，蔣經國開始全面接班（1972 年 5 月 29 日出任行政院長），提出「十項政治革新方案」，宣佈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並推行其「臺灣化」政策，即在有限範圍之黨政職務中起用臺灣人，以補強政權的正當性。

但是，這極其有限的改革仍然無法滿足社會求變的要求，例如，中央民意代表聲稱因還沒有「光復大陸」，所以無法改選，「萬年國會」仍屹立不動。由於情勢變化太過錯綜複雜，社會上以青年知識分子、新興中產階級為主之各階層要求改革圖強的呼聲仍高漲。這其中有三條主要線索可以觀察：

（A）一連串外交危機的衝擊，終於在釣魚臺事件（美國將包括釣魚臺在內的琉球群島交還給日本）後，爆發了與 1968 年世界性學生運動有微弱呼吸相應的「保衛釣魚臺運動」（約 1971 年前後），激發了國內外青年學生的民族主義自覺，並進而開啟了對臺灣政治、社會、經濟等現實問題的關懷。這個運動後來在國內外都有了政治上的分化，有一些力量進入了蔣經國接班後的權力體制，有一些成了後來的統派。

（B）關聯著蔣經國全面接班這一國民黨內部的權力轉移，以《大學雜誌》（1968 年 1 月創刊，但初期未有政治色彩，到 1970 年改組後始開始論政）為中心，大規模糾合青年知識分子，提出 〈 國是諍言 〉（1971 / 10）、〈 國是九論 〉（1972 / 1）、〈 臺灣社會力的分析 〉（1971 / 7）等系列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政論，甚至要求開放黨禁、國會全面改選，成為當時以青年知識分子、新興中產階級為主之政治改革運動。其客觀效果有助於當時接班的蔣經國排除黨內守舊勢力的掣肘，並進一步鬆動國民黨軍事威權體制之嚴酷性。

（C）在《大學雜誌》集團主導之青年政治改革運動完成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約 1973 年）後，集團內部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如關中、丘宏達、施啟揚）進入國民黨體系內工作；有的仍留在校園（如楊國樞、胡佛），在日後的民主運動中起了一點體制內外的溝通工作；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及新興中產階級結合了地方政治反對勢力，如許信良、張俊宏先後參選省議員（當時有一點作用的民選職位是縣長、省議員，以及比例很小的中央增額民代），而形成黨外民主運動的興起。這個分流跟《自由中國》後來走向與地方力量結合有一點異曲同工的味道。

以上這些發展，不管其複雜性、異質性如何，不管其現實考量如何，都有一個共同的焦點，那就是：在與臺灣之土地、人民休戚與共的意識下，對臺灣之現實加以關注與反省，從而形成對「臺灣之未來」的追問。這樣的覺醒以及對隨之而來的反響與反擊，構成 1970 年代臺灣社會之思想文化意識的基本構圖。這個年代出現的「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等都可以在這一大脈絡裡理解。

從民主發展的角度而言，這階段最重要的發展是：在社會力量逐漸壯大成長的大背景下，前述青年知識分子及新興中產階級與地方政治反對勢力的結合，最後並逐漸匯入過去被壓制的各種異議力量，比方說長老教會，形成一個與過去民主反抗運動很不同的、新的民主運動。

長老教會過去看起來侷限在傳教，其實它有很強的臺灣意識、地方意識，有相當堅實的社會基礎，而且不乏有世界眼光的領袖。比如宋泉盛牧師就寫了一些關於中南美洲解放神學的東西，其中就有左的意涵。他們過去還用羅馬拼音、用臺語傳教，但是被壓制，到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這些就壓不住了，開始慢慢浮現了。

海外的臺獨力量也慢慢彙集進來，剛剛講的如鄉土文學論戰、保釣彙集進來的左翼力量也在臺灣出現。至於「二二八」以後壓下去的本土意識就更不用說了。日治時代曾有的思想、意識光譜，好像在這時慢慢一個一個在臺灣歸位、補齊了。一個標誌性的開始是什麼？是康寧祥、黃信介創刊的《臺灣政論》，它可以說是本土政治反對力量長期受到壓制，而上述蔣經國接班改革的規模與格局又無法滿足高漲之改革期望下的產物。它雖然只出了五個月就被壓制下來，但它標誌臺灣民主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

這個新階段還有著上一階段沒有的新元素。《自由中國》在雷震組黨時，主要的兩股力量是由大陸來臺的知識分子和臺灣不受國民黨整編之地方勢力的結合。這時候加進了一個關鍵性的元素：新興中產階級。

你可以看到後來黨外運動受到最大的物質支持，不是來自於大財團，當時舊的地主階級基本上不是沒落了，就是轉型為財團。但是，一個隨臺灣以加工出口累積資本而成長起來的新興中產階級出現了，而且默默匯入了這股運動，支持這運動。因為相對於世界，臺灣原來這個威權政府存在很多不民主、管制、貪污、效率差等種種因落後的制度、行為造成的問題，使得這群在全世界闖蕩、見過世面的新興中產階級有企求改革的心理。他們默默支持，讓整個民主改革力量壯大。

如果我們不從這樣一個結構來看，我們很難解釋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開始，整個反對運動怎麼會這樣壯大起來。所以到了 1977 年，有一個五項公職選舉，這個五項公職選舉首度出現了黃信介、康寧祥帶頭串連整個黨外。過去國民黨把你打散，郭雨新在宜蘭、郭國基在高雄、高玉樹在臺北，臺灣全島是散的，各自以「無黨無派」來號召選民支持，勢力沒有串連起來。這個時候首度以「黨外」把它串連在一起。「黨外」這個詞即「國民黨以外」的意思，頗有聯合所有反國民黨力量之統一戰線的味道。這種串連在日治時代就出現過，像文化協會當時就出現這樣一個全島性的串連，現在又出現了。這種反對力量的串連、結合，就是後來組黨的先聲。

1977 年還發生一件在臺灣歷史中重大的事情：中壢事件。當時從《大學雜誌》出來的許信良退出國民黨，參選桃園縣長，開票時疑因選舉作票舞弊，導致群眾不滿包圍中壢警察分局，最後並燒了警察分局。這次事件發生後，第二天的新聞並未立即報導，這是國民黨統治臺灣以來從未有過的標竿性的群眾事件。

美國一位社會學者高隸民（Thomas Gold）曾分析這個事件的意涵，說臺灣的「社會」（society）已經不再完全被「國家」（state）監控壓制。過去，臺灣的「國家」是非常強勢的，「國家」壓制著一個很弱小、奄奄一息的「社會」。現在，臺灣一個不受「國家」完全壓制監控的「社會」正在成長出現。中壢事件說明了臺灣的「社會」已經壯大到不再懼怕「國家」的壓制，而要有自主的行動。確實，這就開啟了 civil society vs. state 合理辯證互動的歷史契機。而這是民主轉型得以成功的基礎。

在這同時，延續「鄉土文學論戰」中左翼理念、關懷的勢力，也在 1950 年代白色恐怖凍土下破土而出。此即 1976 年 2 月創刊的《夏潮》雜誌，其部分成員也積極投入新興的黨外民主運動。

接下來可以說是承繼此前累積的種種，進入臺灣民主運動最動盪、但也可說是開花的階段。1977 年的地方選舉，黨外人士獲得空前勝利，共贏得四席縣市長，十四席省議員，八席臺北市議員，後來在美麗島政團中的要角許信良大勝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林義雄、張俊宏也當選省議員。受此勝利及中壢事件展現群眾力量的激勵，1978 年的增額中央民代補選，黨外人士進一步串連整合，氣勢大盛，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共同政見，要求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等，即要求民主化、自由化，形成戰後挑戰國民黨最強大的氣勢。

然而，選舉期間，美國總統卡特宣佈將在半個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中華民國終止外交關係，蔣經國隨即宣佈停止選舉。政治、社會大有陷於動盪之勢。面對此一動盪情勢，黨外人士發表聲明，除呼籲政府勿自亂陣腳，儘速恢復選舉外，並期待政府「勇敢抗拒軍事統治的誘惑和壓力」。這一呼籲後來再一次出現在半年多後創刊的《美麗島雜誌》的社論中，由此可見當時政治情勢之險惡。

然而，此時國民黨內部的強硬派抬頭。1979 年 1 月，國民黨炮製了一個「匪諜」，說曾將「革命動員第一號令」交給余氏父子，任命余登發為「高雄臺南地區最高指揮司令」，要造反。余登發就這樣被抓走，黨外人士就在高雄橋頭發動一個示威遊行。這個示威遊行也是反映了高隸民講的，臺灣的「社會」已經不再懼怕跟「國家」對抗，這應該是臺灣戰後首次在戒嚴下的公開示威遊行。

接著，康寧祥辦了《八十年代》月刊，8 月，《美麗島雜誌》創刊。《美麗島雜誌》每一期的封面都是一張群眾集會的照片，而刊物英文名字叫 FORMOSA──The Magazine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明示這是一份民主運動的刊物。所以這個雜誌相對於《大學雜誌》、《自由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很清楚的，這是臺灣民主運動的機關刊物，我就是要搞民主運動的，不是只講講理論的。

甚至施明德還講，我們是在搞一個「沒有黨名的黨」，雜誌社各地的服務處就是「地方黨部」。因為當時不准組黨，那就用雜誌社的名義，各地都有服務處，每一個服務處都有主任委員、執行委員等。用這樣的方式，一步一步進行串連、組織化的工作。雜誌出刊後反應很熱烈，創刊號賣出八萬本，第二期以後更超過十萬份。這在臺灣的政論雜誌中，恐怕是空前絕後的。隨著雜誌的熱賣，一次次的群眾性活動也陸續在臺灣各地舉辦。

形勢的發展，使黨外人士憂慮的、呼籲國民黨勇敢抗拒的「軍事統治的誘惑與壓力」終於出現。到了 1979 年 12 月，「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國民黨大肆抓人，經過兩個多月的秘密審訊，共軍法起訴八人，司法起訴三十三人，藏匿施明德案起訴十人，鼓山事件起訴兩人。本人則因擔任雜誌執行主編，被污以「暴行脅迫」之罪名，判刑投獄四年，政黨輪替後始平反。

1980 年 2 月 28 日 ，軍事法庭召開第一次調查庭，林義雄家中發生祖孫政治滅門命案，其母親與三個年幼的女兒被殺（後救活大女兒，一對雙胞胎則慘死）。接下來軍法大審開始。因為國際輿論的壓力，還有海內外的種種壓力，說這是再一次對臺灣人的政治鎮壓，蔣經國決定公開審判這一群異議人士，全程開放中外媒體採訪，報紙連篇累牘報導，使得這群民主運動者有機會大聲陳述其政治理念。後來民主前輩李萬居的兒子在香港教書，把報紙相關內容剪編成一本厚厚的資料集出版，成為海內外傳播民主運動理念的材料集。

鎮壓以後，國民黨並沒有因而回應社會的要求，進行改革，以為那只是一小撮偏激分子的作為，強硬地採行倒退的作為，不但不承認新興社會力量及其要求，反而去鎮壓與反擊。其後幾年，特務頭子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及其主持之「劉少康辦公室」，權傾一時，幾無人敢攖其鋒，一時軍特橫行。再後，旅美數學教授陳文成返臺被警總抓去偵訊，最後陳屍臺大校園，海外作家江南被情治單位派人謀殺等等，臺灣似乎將陷於退回軍特統治的危機中。

但是，正如前面所說的，從中壢事件以後，臺灣的民間社會力量已經成長茁壯到敢於跟國家衝突，並追求自主發展。這些鎮壓仍然無法把已經成長的民間社會力量、民主運動的力量壓下去，甚至消滅。

以後幾年在政治上的發展還有非常多的事情。我只列出幾件意義重大的事件：

• 1983 年 9 月 「黨外編聯會」成立。


• 1984 年 5 月 「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成立。


• 1986 年 5 月 流亡美國的許信良等人在紐約成立「臺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準備1986年底遷黨回臺。


• 1986 年 5 月 19 日 「五一九綠色行動」示威行動，反對臺灣長期戒嚴。


• 1986 年 9 月 28 日 新黨在圓山飯店建黨，黨名「民主進步黨」。執政黨聲稱「該黨尚屬籌備階段」，因此，「不取締不承認」。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是：雷震組黨時，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於 1960 年 7 月 29 日發表社論 〈 政黨的承認問題 〉，聲稱對於正在醞釀的新黨「並不重視，亦決不予以承認」。兩次「不承認」的後果殊異。


• 1988 年 1 月 13 日 蔣經國去逝，副總統李登輝依法繼任。


• 1990 年 3 月 李登輝在政爭後當選總統。


• 1991 年 5 月 1 日 李登輝總統公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長達 43 年之「動員戡亂非常體制」，此體制為蔣政權軍事統治臺灣之依據。

從這個簡單的編年可以看到，民主反對運動繼續朝著組織化的方向前進，並以組黨為目標。而當民進黨宣佈成立時，儘管國民黨還是伺機想消滅之，但已經無力再像 1960 年消滅「中國民主黨」，以及 1979 年消滅「美麗島」這個沒有黨名的黨那樣，以抓人收尾。至此，臺灣的自由化、民主化真的就像 1960 年 9 月 1 日最後一期的《自由中國》社論的標題「大江東流擋不住」所說的，已經走上不歸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