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捐血一袋，救人一命」之前，1950-1990年代的臺灣賣血文化

沒有人知道全臺灣的醫院有沒有按部就班做各種檢查？品質又如何？⋯⋯我們的血庫的工作就主要就是抽血──抽血牛的血。房間裡常常是一堆「血牛」等在那裡。當時有個大學醫院更是血牛當家，據說有些時候晚上是「血牛」在幫忙做交叉實驗、抽血⋯⋯。有些血牛這個醫院賣完又跑到另一個醫院，弄得血很稀，有些時候血牛的血比病人還稀，這樣的血我們還是抽的，是因為血源不足。有的醫院甚至養血牛，給他們住的地方⋯⋯。

《林媽利醫師回憶錄》（臺北：前衛，2017），頁22。

「林吳玉妹！林吳玉妹！！」吳敏高聲喊著某位「血牛」進來抽血。

吳敏是「血庫」的護理師，一九五〇年代紅十字會透過美援補助，在花蓮、臺東、高雄、臺南、嘉義、臺中，增設了六所血庫，作為血液資源的汲取站，更配合政府發動「熱血愛國」等捐血運動。不過，無償的捐血管道，卻成效不彰，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的醫療用血，仍有九成是透過買賣而來。而吳敏正是一九六〇年代林枕客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小說〈血價〉的主角，林枕客透過她讓我們看見了早年賣血的亂象。

用健康換錢的「血牛文化」

喚了多聲始終不見林吳玉妹現身，直到醫院關門前才看見林吳玉妹瘦弱的身影，她臉色蒼白、牙齒還打顫著，她的身體是否可以負荷抽血，似乎都有問題。果不其然，抽血到一半林吳玉妹便昏厥過去，看他的樣子顯然是第一次來抽血，大概是臨時需要錢吧！

在當時，不少「血牛」都是因為有金錢上的困難，他們常遊走於各大醫院之間販賣血液。記者陳銘磻也曾報導過「血牛」的故事，裡頭提到他的一位中學同學，家裡經濟拮据，就連學校註冊費，都需要分期拼湊，除了早上送報、課後打零工，賣血成為最快的收入來源。

也有些人乾脆以賣血維生，成為職業賣血者。職業「血牛」通常和多家醫院合作，一次抽血 250 c.c，由於過去捐血觀念並不普及，為彌補醫療用血液的短缺，紅十字會的血庫銀行，也曾以營養費五百元鼓勵大眾捐血。據說一個月收入可有二到四千不等的「薪水」，視賣血次數而定，不過若是以公定價格換算下來，這些職業「血牛」一個月至少要抽五至六次的血，而如今全身捐血 250 c.c 要間隔兩個月，一年最多也只抽 1500 c.c，職業「血牛」無疑的是以健康為代價販售血液。

如此違反身體機能的抽血方式，也讓職業「血牛」們，衍生出一套適應的機制，例如，在接到抽血通知後，花幾十塊錢去打一針所謂「補血針」，或者吃「補血藥」，甚至是在睡前喝一大碗的鹽水，稀釋體內的血液濃度，以便身體負荷高頻率的抽血所帶來的損耗，血庫因此常遇到抽出 250 c.c 的血液中，大約只有一半是純粹血液的情況，也就是林媽利提到「血牛」的血比病人還稀的原因。

然而，正如林媽利所說，如果只是血液濃度比較稀，在血液來源不足的過去，或許還不算是太嚴重的問題，更麻煩的是遇到「毒血」。有些患有梅毒、瘧疾等傳染病的病人成為「血牛」後，反而會將帶有病原的血液，傳染給等待輸血的病患。1965 年，臺北發現兩起瘧疾病例，隨著醫學技術進步，瘧疾在當時已經逐漸絕跡，接連出現兩起病例的特殊情況，很快引起衛生局的關注。經過調查後發現，他們可能都是在手術期間，向「血牛」買血而染上瘧疾，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關注。

林枕客筆下的護理師吳敏也遇過類似案件：

某天在市政府工作的黃姓股長，氣極敗壞的衝進醫院，他的兒子前陣子才在林外科醫院接受手術，手術所需要使用的血液，就是由吳敏服務的血庫提供，然而，兒子在手術後的體檢發現了梅毒，黃股長於是想要來討個說法。不過，吳敏翻閱紀錄後，發現林外科醫院最近並沒有購買血液紀錄，因此，手術使用的血液顯然是一筆存在於血庫之外的黑市交易，但這樣的黑市交易並沒有任何的驗血保障，才讓孩子患上了梅毒。

複雜的多角關係：血牛頭、黑道、醫院與黑市

黃姓股長的例子，反應的是醫院涉入黑市交易，導致血液品質欠缺保障的情形。然而，這並非是林枕客杜撰的故事，1971 年紅十字會高雄血液銀行，就曾將發生舞弊案件，檢察官在高雄鼓山區的民房內，搜得分裝在八個瓶內的鮮血4000 c.c.，持有人包鐘鎬被帶回警局偵訊，也讓血庫與醫院涉入血液的黑市交易的事件曝光。

事件起因的主角除了被捕的包鐘鎬還有血庫技術員兼管理員林燕華，林燕華從 1959 年起，在高雄血液銀行任職，為了牟利濫用職權，控制血液收購業務，並與賣血人包鍾鎬勾結成立地下血庫，以各種手段刁難個體「血牛」，以低價購入血液。藉此賺取實際購入價與紅十字會以支票支付抽血費用五百元之間的差額從中圖利，甚至利用職務之便，收集賣血人私章，蓋在收據上，以不存在的血液換領支票。

除此之外，包鐘鎬還藉由和林燕華的關係，把持著省立高雄醫院與血液銀行間的購血業務，換句話說，當時的個體「血牛」，都必須先將血液賣給包鐘鎬，再由包鐘鎬轉賣給血液銀行，不僅是省立醫院，他更進一步和高雄部份外科醫院合作，在血液的買賣過程中抽成，這起案件，也「血牛頭」的特殊角色浮現。

「血牛頭」在過去的血液買賣中，負責協助醫院與血庫聯絡個別的賣血人，作為中介者，「血牛頭」往往還會向「血牛」收取仲介費用，除了上述高雄的弊案之外，當時在臺灣各地的血庫也都有過「血牛頭」強收傭金的案件報導，加上這些「血牛頭」常和黑道流氓牽扯不清，更會發生個體「血牛」拒絕繳交仲介費，被黑道來拳打腳踢的事件，有些「血牛頭」甚至會開設賭場聚賭，綁住「血牛」確保能夠隨時賣血。

回到最初：戰爭動員下出現的賣血業務

從林媽利的回憶中，臺灣早年的賣血制度充滿各種亂象，不過，故事到底是怎麼開始的，或許，回到血庫以及更早的社會被景下，可以看出先端倪。

1949 年國民黨流亡臺灣後，血庫固然有醫療、防止傳染病的功用，但更主要目的在於儲備戰爭前線所需的救援血漿。1952 年內政部更將血庫設立、醫生訓練以及傳染病防治確立為「醫療動員業務」中的一環。政府甚至透過紅十字會發起「熱血愛國」捐血運動，強調捐血是對於國家的效忠和奉獻，是為了和戰場上的弟兄一起「流血、流汗」，更強調人們捐的血是溫熱且充滿熱情的愛國象徵，治癒了前線的戰士。

然而，這個以戰爭動員發展出來的捐血制度，卻隨著戰爭的落幕，面臨不少困難。八二三炮戰結束後，捐血人數大幅減少，政府只能透過血液買賣來取得新鮮血漿，維持醫療系統的運作。不過，造成「血牛文化」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血液的買賣，更大的問題來自紅十字會延續八二三砲戰期間發展捐血模式——「先驗後抽」。捐血民眾要先在血庫驗血，等待驗血結果出爐後，再等候通知前往捐血。這一辦法無疑的是以紅十字會自身方便為出發，當血庫有需求時，再連絡捐血人，可以大幅降低血液儲存的成本（平時血液儲存在個人身上）由於戰爭時期，政府可以透過學校、公務員以及青年團等組織動員捐血，因此可以在必要時快速找到符合需求的捐血人。

不過，當戰爭動員的特別狀態結束，以買賣為主的血液環境卻因此遇到了不少困難。首先，由於賣血人並非透過國家動員而來，在電話並非每個賣血人都有能力安裝的過去，血庫往往缺乏固定的聯繫管道，除此之外，全臺僅花蓮、臺東、高雄、臺南、嘉義、臺中六處設有血庫機構，賣血人在移動上也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因為兩階段的「先驗後抽」而被放大的各種不便利，都導致「血牛頭」的出現成為必然。

為了防止「血牛頭」在血庫門口強抽傭金，紅十字會以「有礙觀瞻」為理由，將血液的買賣改以支票發放減少現金流通。不過這並沒有削減「血牛頭」猖獗的問題，反而造成相反的後果。由於支票伴隨著銀行兌現等相關程序，不少有現金急用的賣血人，反而會找上「血牛頭」，希望能以低價貼現，像是林枕客故事中的林吳玉妹，在抽血完之後，發現銀行已經打烊，急於用錢的她，最後也只能以九折將支票賣給守在血庫外的「血牛頭」，血液買賣中的多角關係，在不同的因素影響下仍持續運轉。

尾聲

回顧過去臺灣輸血史，不難發現曾經盛行於各醫院的血液買賣制度有許多問題。包括醫院和地方流氓勾結、紅十字會落後的賣血制度，甚至是政府在戰略時期的各種政策，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血液買賣出現黑市乃至於「毒血」問題，加劇社會對於「血牛」的歧視。隨著捐血制度的提倡與普及，醫院逐漸減少和「血牛」的合作，一九九〇年代後血牛與血液販賣基本上已經消失於臺灣。直到現在，捐血文化仍不斷向下扎根，除了定點的捐血站，巡迴進入校園的捐血車也已成為許多年輕一輩，捲起袖子貢獻熱血的記憶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