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受矚目的海洋競技場：南海的走私活動自古以來是如何發展的？

 

運東西愈來愈困難了，政府有許多眼線。—匿名中國貿易商，臺北，臺灣

全世界沒有幾個海洋環境像南海這樣，經常出現在新聞版面。過去南海一直是重要的十字路口，輸送著東亞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移民與觀念流動至少已有 2,000 年。在當今世界，南海仍提供這些功能，但各個獨立民族國家在此競奪資源與權力，南海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因而有了新的意義。南海觸及許多不同的政治實體，對至少十二個國家既形成連結也造成斷裂，對在其開闊海域穿梭往來的其他國家船隻也有同樣影響。談到環境、策略與經濟的考量，很少水域像南海這麼重要。以全世界「最受關注的地方」來形容南海，一點也不誇張；對於學術界人士與政府政策制定者來說都是如此。就學術研究以及政策實務而言，南海可能也是全世界受到最縝密研究的海洋競技場。
 

本章將透過一個鏡頭來審視這片廣大水域的歷史與當代層面：走私活動，或說非法貿易。第一部分，我借助布琮任（Ronald Po）、安樂博、范岱克（Paul van Dyke）、歐陽泰（Tonio Andrade）、蔡駿治（Philip Thai）等人的研究，闡明南海的違禁品貿易與 19 世紀幾個地區性海洋世界的發展與演進，是如何地息息相關。接下來，我詳列中國「走私販子」活動的地點，然後檢視在過去兩個世紀橫行南海的「非法商品渦流」（由國家界定）。本章後半部以 1990 年代晚期完成的田野調查、訪談與文獻研究為基礎，分析南海走私活動較近期（約莫在千禧年之交）的規模。最後，我先探究那些既能打造地區權威、也能導致其分裂的力量，接著研究無生命物品的非法流通以及人口走私販運。我認為若要呈現過去 200 年來，浩大南海之於亞洲海洋世界的重要性，歷史的視野與當代的視野都有其必要，而且相輔相成。有些主題在今昔對照之下將益發鮮明；儘管隨著時間的流逝，某些差異也隨之彰顯。
 

違禁品貿易的過去式

19 世紀後期，南海的船運與海洋交通蓬勃發展，當時世上罕見其匹。針對南海水道的導航指南頻繁出版，為許多國家的商販載明風向、暴風雨、洋流等資訊。販售航海圖成為出版界的一門大生意，地圖的尺度愈來愈精細。其結果就是打造出一個全面適合海運的環境，亞洲人與歐洲人都樂意積極參與區域商業活動。船隻向西前往蘇伊士運河與印度洋，向北來到中國與日本，向南直抵英國殖民地澳洲。南海成為海洋活動縱橫交錯之地，在精神與實務上都類似古典時期地中海的動態變化與運作模式。

然而歐洲人擴張掌控範圍的做法，最後卻被新規則給取代；西方列強開始將特定商品與特定地區排除在貿易活動之外。「違禁品」作為政府帳目與檔案的一個分類，在這個時期不斷擴充。從沖繩到東南亞，在南海的廣大領域，哪些人參與了商品走私活動？歐洲「港腳商人」（country traders）是其中一個社群，他們會僱用專門用途的船隻，有些體積較小但速度飛快，用於走私鴉片。舉例而言，當時巴達維亞（Batavia）就出現一門熱絡的生意，中國商人在當地採購被視為非法的鴉片。港腳商人也會來到淺水港口，賄賂操守不端的荷蘭官員，得知到哪裡提取海產違禁品，那些小港灣經常有中式帆船進出。如此一來，當地的高價值產品可以一路賣到廣州。港腳商人就這樣在東南亞海岸做生意，一邊載著原本受託運送的商品北上，一邊在各地採購更多的商品。寇提斯（W. H. Coates）曾出版一份很有用的資料，是一位帕西人（Parsee）船主寫給自家船長的一封信，指點對方如何規避廣東黃埔一帶的海關巡邏船與中式戰船（war junks）。那似乎是當時相當普遍的行為。

除了歐洲港腳商人的船隻，歐洲觀察家所稱的「中式帆船」（junks）也大舉出動，從中國海岸向南航行，投入南海的違禁品商業。中國的船運事業相當複雜，需要許多參與者貢獻各自的技能─商人、出資者、水手、領航員一齊投入，開創事業。廣東、浙江與福建出現名為「幫」的組織，來承擔成本與風險；打造中式帆船往往需要巨額黃金。克勞福曾提及 1820 年代的情況，他觀察到：「中式帆船上的貨物並不單是一個人的財產，而是多人共同擁有，貨主在船上有自己的艙房。」儘管風險不小，但許多人願意投資。中式帆船行經南海到達菲律賓南部的蘇祿（Sulu），銷貨利潤率在 30％到 300％之間；帶某些海產返航的利潤率也有 100％，珍珠母的獲利更是這個數字的三倍。福建廈門是中式帆船船隊的大本營，不過其實北至上海、南至海南島，都可以是中式帆船的出發地。船隻大多是在東北季風來臨前從中國出發，一月或二月初抵達東南亞。
 

由中國官方「保駕護航」的走私事業

這類事業所面對的環境往往艱難，養成了各方密切協調合作的習慣。清朝政府不時會對海上貿易施加限制；跨洋航運危機四伏，業者遇上暴風或者海盜都可能因此破產。然而追求事業成功最困難的障礙在於，必須對官方有所「安撫」才能夠順利通關。吳漢泉（Sarasin Viraphol）估計在這段時期，交給地方衙門的「保護費」占業者成本 20％到 40％。中國地方首長與海關官員未必反對海上貿易，只是他們一定要拿到好處。貪汙與效率低落會讓各方付出代價。中國雖然有交易海運商品的官方管道，但中式帆船的船長多半不願意使用，偏好停泊在苛捐雜稅最少的港口，與地方港務機關另行敲定商業協議；如果價錢談不攏，船長大可轉往下一個港口。在這些地方，業者可與當地官員磋商，如果地方收的「稅」太高，沿著海岸總有其他港口可以停靠。

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日漸壯大，這個複雜的體系也愈來愈被視為問題。西方殖民政權十分憂心許多中國網絡存在的非法、無紀錄貿易；這如同是許多中國人在自己國家鞭長莫及的地方買賣各式各樣產品。有些產品後來被官方列為非法，例如野生鴉片與槍械。1879 年一份荷蘭人從邦加島發出的報告，非常清楚地說明這些層面的問題。報告內容是對幾個遙遠海岸地區的實地考察，令巴達維亞當局感到驚疑不定：中國商船在這些海岸之間穿梭運送商品，無所不在，從帕西德（Pahid）與蘭甘姆（Rangam）到羅馬巴都（Roemah Batoe）與紐爾岬（Tandjong Nioer）都看得到中國商船身影。這類非法貿易活動的中心是德東岬（Tandjoeng Tedoeng），當地海岸有許多華人村落，他們將鴉片與紡織品運過邦加海峽（Bangka Straits）。荷蘭人的報告提到，大部分華人村莊要出海貿易都是輕而易舉，不費吹灰之力。走私販子與新加坡的生意關係特別密切，整個地區幾乎沒有政府監管可言。

19 世紀末期，南海競技場上兩大西方強權荷蘭與英國當時都深感挫折，對付不了中國貿易商及其非法商業活動。這是一個無法完全解決的政策難題。在整個南海地區，這種被定性為「非法」的模式一直蓬勃發展，中國商人想方設法規避政府日趨嚴格的禁令。這類走私活動多發生在外圍、邊遠的海域，遠離中心地帶的監視與掌控。然而這些交易也會發生在殖民地城市，華人利用這些城市不斷擴張的規模，隱身於殖民地中心的混亂與複雜之中。東南亞華人藉由遷徙、以假亂真與串連，超越了這個地區所有正在形成的邊界。中國商賈公然從事國家明訂的「非法」商業活動卻能夠逍遙法外，讓荷蘭與英國殖民當局相當苦惱，進入 20 世紀仍是如此。

然而 1900 年代初期，南海南半部情勢有了變化，中國走私販子逍遙法外的能耐受到嚴厲考驗，對手是決定加強行動的殖民地政府。殖民地政府全面出擊，試圖根除走私販子所擁有的違法勢力，尤其是可與國家強制力量抗衡的那些勢力。荷蘭當局在爪哇推行試驗性質的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身分證明，計劃幾年之內讓荷屬東印度所有的「亞洲外國人」（Vreemde Oosterlingen）登記有案。荷蘭與英國政府也加強管制中國的祕密結社（「會黨」）。舉例而言，北婆羅洲增修法律，對加入祕密結社的人祭出鞭刑。西方國家當局要讓這些「會黨」清清楚楚知道，殖民地政府正積極採取行動，打擊走私活動。
 

從烈酒到鴉片：始終活躍的南海走私貿易

這段時期南海地區的走私活動，到底運送了哪些貨物？可以檢視的物品林林總總，但探究晦暗神祕的烈酒與毒品貿易可能最具啟發性。像婆羅洲西部外海納閩島之類的港口，從 1850 年代就開始發放烈酒販賣執照，為殖民地擴展財源。但走私集團幾乎是立刻採取行動，挑戰當局的專賣政策，並迫使當局一再修法，努力保障自身利益。英國其他殖民地也將烈酒列為違禁品，例如馬來半島；據 1890 年代馬來語報紙的報導，就連位居英國殖民勢力核心的新加坡也無法完全避免類似問題。琴酒、白蘭地、威士忌，甚至私釀的亞力酒（arrack），這些烈酒都流過邊界，進入荷屬東印度。西婆羅洲等地都曾發生這種情形，走私者從歐洲化整為零引進烈酒，以規避當地的專賣制度。試圖完全禁絕酒類的道德運動注定失敗，因為貿易商有暴利可圖。針對遏阻烈酒貿易，一直要到 19 與 20 世紀之交，更大規模、更系統性的行動才出現在蘇祿海盆（Sulu Basin）一帶，大家公認西班牙人一定會出手干預的地區。
  非法運送的商品之中，地位最重要的就是鴉片。19 世紀前，鴉片已在南海流通很長一段時間。雖然關於吸食鴉片的記載相當久遠，但是一直要到 17 世紀，人們才開始詳細記錄鴉片的生產與流通。荷蘭人經由東南亞向臺灣運送少量的鴉片，然後再從臺灣進軍龐大的中國內地市場，通常是祕密進行。鴉片曾在東南亞不少地區自由販售，但因為會對當地民眾造成危害，後來被許多地方統治者禁止。但是歐洲貿易商與許多中國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其他逐漸為歐洲強權所吸納的商人群體，照樣繼續販售鴉片。有些地方統治者則著眼於參與鴉片貿易的經濟利益，因為鴉片的轉賣價格很高，零售的「纏毒」（chandu，按：純鴉片）尤其有利可圖。然而，隨著歐洲貿易公司與東南亞原住民建國計畫在十九世紀的發展，各方勢力企圖在毒品市場競奪一席之地，圖謀長期利益。為了在廣大的南海地區銷售鴉片，國家與民間投機商人相互競爭。這個模式一直持續到 1900 年代初期。我們可以從一份馬來文報紙的告示一窺當時情形：
 

……纏毒的銷售量相當可觀……在巴達維亞的丹戎不碌港（Tanjong Periok）……當地賣鴉片與買鴉片的價差超過九倍……這些纏毒來自新加坡與中國。

在 19 世紀後期的南海地區，將毒品列為「違禁品」管制是一樁複雜的工作。殖民地政府採取措施直接控制鴉片貿易，但遇上走私問題成效並不顯著。歐洲高層官員在回報殖民地當局的報告中，對此也坦承不諱。19 與 20 世紀之交，走私活動似乎更加猖獗，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合法販售的纏毒價格高漲；另一個原因是失業農民學以致用，帶著他們的專業知識投入走私活動。在島嶼東南亞，毒品相關法規如一座巨大迷宮般令人困惑，對不同地區與人民的施行程度又輕重不一，這也助長了走私活動的綿延不絕。1910 年前後，英國為其南海地區各個屬地制定不同法規，各個屬地內部又有另一套法規。以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FMS）為例，針對毒品使用者的立法會按種族與職業而有所區分，甚至會區分其居住地為海岸抑或內陸。法規體系如此複雜，而且殖民地政府無法在統治地區具體落實，導致違禁品貿易持續進行到 20 世紀初期。隨著東京當局展開侵略亞洲的計畫，日本帝國在鴉片政策上也是採取類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