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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什麼時候開始有國家意識?「宋朝」就是關鍵時代
作者:葛兆光

什麼是「帝國」,什麼是「國家」?這個問題很複雜,去年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到復旦大學來,就講了「傳統中國作為帝國」,他分析了帝國概念和中國歷史,他認為只有清代算是帝國。

至於這個說法對不對?我們先不管他,我們先回顧歷史。我想簡單地說,中國作為一個在文化上有延續性,政治上大體上有同一性的帝國,其實兩千多年前就確立起來了,咱們常常說「秦皇漢武」,確實是在他們的時代,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

這就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貨殖列傳》裡面,「漢興海內為一」一句以下說的,西面是關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龍門碣石、遼東、燕涿,東面是海岱、江浙。

儘管此後的中古時期,中國也經歷戰亂與分裂,諸多民族交融雜糅,各族首領互相嬗代,但一直到隋唐,中國仍然保持著一個對東亞具有籠罩性,對域內各個種族有控制力的大帝國。

中古時期,作為一個帝國的中國,它的特點是什麼呢?我想有以下幾點。

(1)儘管邊緣常常變動,但中央區域卻相對穩定,形成一個具有基本疆域的政治、民族與文化區域,也構成了一個歷史世界。

(2)儘管有「征服王朝」或「異民族統治」時代(如南北朝、五代),異族文化不斷地疊加進入,漢族為主的文化也不斷地凝固劃界,以漢族文化為主幹的文化傳統始終在這裡延續,構成明確的文化認同與文化主流,因此它也是一個共同體。

(3)無論哪一個王朝建立,它們都自認為「中國」,也把王朝的合法性納入中國傳統的觀念世界(如五行、如正朔,如服色),二十四史、通鑑、十通等等漢文史籍,也反過來在文化上強化了這種連續性的國家觀念。

(4)傳統文化中自我中心想像的「天下觀念」與依靠禮儀衣冠維持的「倫理秩序」,也增強了中國君主、大臣、知識人、民眾心目中的「國家」意識。

為什麼要說中國是一個大帝國?因為,你要看到,漢、唐之間的千年裡面,在一般觀念世界裡,不太有「外國」意識,也不太有「國際」秩序。

疆域在逐漸擴大,民族也相當複雜。但是,這都是「中國」,儘管歷史上,周邊有匈奴,有鮮卑、有突厥、有吐蕃和沙陀,有種種可以抗衡這個帝國的異族力量,但總的來說,漢唐時代的觀念世界裡面,還不是真的有對等的「敵國」,更沒有若干個「外國」,它彷彿籠罩「天下」。

紫禁城(Source: Leo HSU / CC BY-NC-ND 2.0)

可是到宋代,澶淵之盟以後,中國和他的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宋朝中國和唐朝中國大大不一樣。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愈來愈覺得大帝國是無法維持的,多民族是無法控制的,北宋的晁以道就說,夷狄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你是你,我是我。

北宋人特別愛檢討唐五代的歷史,因為唐是一個不可企及的楷模,楊聯陞講的「朝代間的比賽」,宋代雖然老要說唐代,但是心裡明白,不可能「盡復漢唐故地」,那只是陸游做夢的時候想像的,寫詩可以,真的一點兒可能都沒有。

所以宋代人就一再說,中國和夷狄,是兩回事,井水不犯河水,很自然,像范祖禹,就是幫著司馬光修《資治通鑑》的人,他自己寫了一本《唐鑑》,就說唐朝管得太寬,其實華夷之間「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你「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必呢?唐朝李世民好大喜功,「雲南只是隨口封了,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只不過是「崇虛名而受實弊」。

比他更早,在澶淵之盟前兩年的咸平 5 年(1002),就有一個叫張知白的人給宋真宗上書說,雖然戎狄貪暴好殺,但也是「天地之一氣,與中國絕異」,這就開始承認夷狄,不打算融合他們了,他說,「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蓋取諸內外之義也」,有了內外之別,所以從宋代起,中國已經處在一個多國的國際環境中,自己開始收縮一個疆域有限、民族單一、認同明確的「中國」。

先說南方

傳說宋太祖曾經看地圖,拿起玉斧來比劃,說大渡河以南的雲南一片我統統不管了,所以,原本唐代還是中國的雲南南詔,到宋代就變成外國了。

南詔的位置(Source: Wikipedia

這個傳說有沒有根據?還是有的,宋代建立之初,對於雲南只是隨口封了一個王,辛怡顯《雲南至道錄》裡面引用官方冊封文書就說,讓雲南王(諾驅),「統轄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後百蠻三十六鬼主」,把異族的麻煩就掃地出門了。而且,真宗還頒布詔令(1009),約束邊界上的軍民,不要越過大渡河去滋事,「下詔戒敕,勿使相侵擾,又詔,邊臣不得輒入溪洞,邀功生事」。

同樣在南方的南越,原本在宋太宗太平興國 5 年(980)的時候,就曾經藉交州丁氏內亂,派出侯仁寶等率軍,想把這塊地方收歸大宋,傳為王禹偁所撰的勸降書曾經用身體作為比喻,說中國四周的蠻夷就像人身上的四肢,雖然南越只是一個指頭,但是一旦有毛病,也很麻煩,中國應當化蠻夷為中華,所以不得不去平定,如果他聽從文明那麼就原諒他,如果他反抗就要討伐他。

但是,隨著第二年(981)侯仁寶征伐交州失利,自己也兵敗被殺,南越的黎桓建立起前黎朝(980-1009),一面自稱「明乾應運神武昇平至仁廣孝皇帝」,一面派遣使者到大宋來通好,這時,忙於應付北邊契丹的宋太宗,也只好承認南越獨立,黎氏當國的事實。

雖然後來黎氏王朝只有 30 年,被李公蘊推翻,但是南越獨立成為事實,到了宋孝宗隆興 2 年(1164),承認李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便成為這個國家的國名。

再看北方

宋太宗曾經想打到幽州,收復漢唐故地,可是屢戰屢敗呀,所以只好算了。那時有一些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澶淵之盟」以前的咸平 2 年(999),就有一個叫朱台符的人說了,「北方之國,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致」,他承認蠻夷「真中國之雄敵也」,建議乾脆和遼國恢復以前的盟約。

到了 11 世紀「澶淵之盟」以後,宋代人更加清楚,自己無法控制這麼大的疆域和這麼多的民族,所以乾脆算了。有個澶淵之盟的誓約管著,宋和遼可以很長時間相安無事。

比如,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要去祭祀泰山,皇帝出動,要有六軍相隨,「恐契丹不察,妄生猜疑」就是怕遼國緊張,造成麻煩,就派了孫奭去通告,遼國就回書說,我們有誓約,沒有問題。

宋仁宗慶曆 2 年,富弼和符惟忠討論邊疆的問題,就說根據澶淵的誓約,「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還說「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而遼國那邊也同樣尊重誓約條文,說兩國在景德元年有約定,「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只是不讓人民過多往來,也不允許中國的人、物、書籍隨便出境。

有一則資料特別有意思。《宋會要輯稿》記載,皇祐 4 年(1052),宋仁宗下詔讓學士院討論北宋與大遼之間往來國書。一般來說,「國書」的措辭,應當代表的是國家意志。當時,遼國文書中自稱「北朝」,而把宋國稱為「南朝」,但是,宋朝的官員經過認真討論後,認為「自先帝(宋真宗)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

其後復有書,乃稱『契丹』如故」。這表明,當時在漢唐延續下來的這塊土地上,已經從「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稱南朝、北朝),改成「一邊一國」(要求各自稱呼「大宋」和「大契丹」)了。

遼代胡瓌描繪的契丹人《出獵圖》(Source: Wikipedia

這種新型的國際關係,從 11 世紀初的澶淵之盟(1004),到宋仁宗慶曆時代(1041-1048),大概四五十年間,在皇帝和大臣中間就逐漸成了共識。

和唐代很不一樣,宋代人不能不承認,對面那個契丹很厲害,慶曆 3 年(1043)韓琦〈論備邊禦七事奏〉裡面就向皇帝說,「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特別是文化上面,它也漸漸進步,他說,契丹和漢代的匈奴、中古的鮮卑、唐代的突厥都不一樣,那個時候,「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

再看西方

「千里黃沙,本非華土」,說的是西夏就是今天寧夏甘肅一帶。 宋代對於西邊兒,很早雖然有志打通,但很快也就放棄了。宋太宗至道 3 年(997),宋朝內部就有爭論,劉綜認為,靈州(今寧夏靈武)一帶是「咽喉要衝」,不能放棄,但是,李至則主張「蟄手斷腕」,放棄靈州。

宋真宗咸平 3 年(1000),有名的詩人楊億,也建議放棄靈武一帶,「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還說,你不要老覺得,放棄土地這是喪權辱國,如果「必以失地為言,即幽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

 宋初的幾十年裡,北宋和西夏之間,戰戰和和,打打停停,一直到了慶曆 5 年(1045,正月 23 日),宋朝終於和西夏訂立了誓約,裡面還是宋遼誓約裡面說的這些話,宋代官方還三令五申,「約束當職官吏,沿邊守把人等,各守疆界,不得擅入夏國地分侵掠,及不得收接投來人口,致別生事」。

出土於黑水城的西夏武士像(Source: Wikipedia

一直到宋神宗初年(1068),有一個叫种諤的武官想邀功,帶兵進入西夏邊界,動員橫山一帶的土豪帶著族人歸順大宋,結果宋朝的大臣像有名的鄭獬、劉述、楊繪,都紛紛批評這種惹是生非的舉動,說「中國以信義撫四夷,既約束邊臣無得生事,詔墨未乾,而奪其地,信義俱棄,其曲在我」,「有違誓詔,為國生事」,「失信于戎狄,生起邊事」。 而司馬光、富弼等人也贊同這種意見。

所以,我認為,宋代中國已經在國際環境、領土邊界、貿易經濟、國民認同各個方面,有了初步的、類似近代的「國家」意識:

(1)遼、西夏、金、蒙古相繼存在,對等「敵國」的意識已經形成,

《宋史》第一次區分《外國傳》和《蠻夷傳》,說明已經有一個內外分明的「國際」。

(2)有了「界」的觀念,各自「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說明政治上有了明確的邊界意識和領土觀念。

(3)「邊市」與「市舶司」現象的出現,說明經濟有了國家界限;而圖書進出口的限制,說明文化也有了國家界限。

(4)宋代著名的「國是」觀念,以及對異族和異文化的拒絕,和對本土文化的強化,已經漸漸形成了近世的國家與認同。

正如張廣達先生比較「契丹」與「宋」的國家意識時所說的,宋朝從此主動放棄了大渡河外的雲南,也告別了西域,西部邊界退到秦州(甘肅東南天水),西域開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見⋯⋯趙匡胤追求的是鞏固自我劃定界限的王朝」。只要有基本的歷史知識,就知道,這個時代已經與過去不一樣了。

現代學術界,為什麼很多人相信「唐宋變革論」,強調唐代是傳統時代,而宋代是中國的近世?不僅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這一論斷,中國的傅斯年、陳寅恪、錢穆、傅樂成,也都有類似看法。

宋代之所以成為「近世」,除了城市與市民的興起、貴族衰落與皇權專制、科舉、士紳、鄉里社會的形成,以及文學藝術的風格變化等等這些宋代新因素之外,「國家」本身也是所謂「近世」的一個標誌,所以,我會強調,宋代是「中國」意識形成的關鍵時代。

這一轉變相當重要,雖然傳統中國的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好像還在,但是實際上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在觀念上,由實際的策略轉為想像的秩序,從真正制度上的居高臨下,變成想像世界中的自我安慰;

(2)在政治上,過去那種傲慢的天朝大國態度,變成了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

(3)在思想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像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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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臺灣商務出版社出版之《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國家社會、人群交流到邁向現代的歷程
首圖來源:IQRemix / CC BY-SA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