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第一座官設醫院──臺大醫院的前世今生

一、日治時代臺灣的醫療制度的建立

日本領有臺灣以後，由於臺灣的衛生環境不佳，臺灣素來有瘴癘之島之稱，氣候炎熱、蚊蟲疾病叢生，許多日本人死於黑死病（鼠疫）、虎列拉（霍亂）、窒扶私（傷寒） 等風土病。而 1895（明治 28）年，臺灣割讓給日本，與此同時，日本國內也正在經壢西化及近代化的進程，因此有許多制度與試驗是日本與臺灣互相的影響下產生。

1900（明治 33）年，臺灣總督府延續日本國內的法律，制定了《污物掃除法》及《污物掃除法施行細則》，為近代以來國家對污物掃除、流行病防疫、衛生觀念發展定調。同年，亦頒佈了《臺灣污物掃除規則》及《臺灣污物掃除法施行細則》，內容承接了日本本國的衛生觀念。在同時期，也有頒佈《臺灣下水規則》（1899）及《臺灣家屋建築規則》（1900），可見得日本人在統治初期之時，就對整頓臺灣環境衛生與擺脫瘴癘之島惡名，展現了決心。

在日本，明治時代以前的醫生地位，和臺灣的漢醫地位類似。江戶時代雖然有以受到荷蘭為主的「蘭學」而通曉西方醫學者，也有受到中國「漢醫」影響的醫師，但是整體而言，醫生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為了提高醫師素質，進入明治時代以後，1875（明治 8）年，日本開始設置醫術開業考試，促使日本社會轉向以西醫為主。但醫術開業考試資格沒有限制學歷，「只要曾修習三年醫學者皆可參加，合格後即可成為醫師」，造成很大的漏洞，因此日本政府改在 1883（明治 16）年公布《醫師免許規則》。

所謂的「免許」，即中文的「執照」，也就是正式對醫師身分以及執業規則訂立限制範圍。1906（明治 6）年，日本又訂立《醫師法》，規定醫師證書之取得資格、排除條款、取消或停止處分、醫籍設置、醫師業務、醫師會、罰則等事項，《醫師法》也成為 1942 年訂立《國民醫療法》之前的醫師基本法，為戰前日本醫師資格的基本法律。

臺灣的情形又比日本更加複雜。1896（明治 29）年，總督府先訂定《臺灣醫業規則》，隔年（1897（明治 30）年）臺灣總督府進行了全臺灣的漢醫人數的統計。在當時的調查中，日本人將漢醫稱為「土人醫」，其中「良醫」為博通醫書、講求方脈者，共有 29 名；儒者習醫並從事醫療而有「儒醫」之稱者有 91 名；擁有祖傳秘方而稱為「世醫」者有 97 名；稍有文字素養、從醫家習得一些療術者，稱為「時醫」者 829 名；另外，還有「洋醫」24 名。

（Posted by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on Tuesday, 9 October 2018）

經過調查以後，1901（明治 34）年 7 月 23 日總督府公布《台灣醫生免許規則》，規定醫生的資格、身分以及醫療行為。值得注意得是，當時日本國內法令當中是使用「醫師」，而在臺灣是使用「醫生」，兩者說法不同。臺灣的「醫生」，是指具有《醫術開業免狀》（內地證書）以及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授與的《醫業開業證》（臺灣證書）的人，執業範圍則「僅限臺灣及澎湖島有效」。而在取得資格上，總督府並沒有明文的規定臺灣「醫生」之取得資格標準，可見在殖民統治之時的模糊性。

後來，臺灣總督府才在 1916（大正 5）年 1 月 13 日的律令第一號公布《台灣醫師令》，規定醫師資格為：

《臺灣醫師令》將先前的「醫生」的稱呼，改成為「醫師」，意味著對於醫師資格修改了限制，而並非單單只是稱謂的改變而已。

二、第一代臺北醫院的興建

日治初期的醫療衛生政策以防疫為主，對象為渡臺的日本人，而非臺灣本地住民，醫療設施也以軍方單位為主。

1895（明治 28）年，臺北醫院於借用大稻埕千秋街民宅建立，剛開始隸屬於陸軍省軍醫部，是一座木造建築。隔年，臺北爆發黑死病疫情，由於疫情無法控制，同年 11 月 2 日，臺北醫院改稱為「第一避病院」，並於東門外清國兵營遺跡處設「第二避病院」。12 月 25 日時，廢止兩個避病院，以第二避病院院址為臺北避病院。

「病院」即醫院的日語，但當時漢人忌諱「病」字，認為是「病人居住的地方」，於是總督府在新建醫院時，即特別發出聲明將「病院」改名為「醫院」。[1] 1897（明治 30）年總督府頒佈《台灣總督府醫院官制》，全臺（包括澎湖）設立10家醫院，此時的「台北病院」等的名稱，都已成為「台北醫院」了。[2]

1936（昭和 7）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後，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被併入，臺北醫院也成為其附屬醫院。日本政府離開後，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由國民政府接收，成為臺灣大學醫學部以及附屬醫院，以杜聰明為醫學院及附屬醫院院長，如今成為臺大醫院舊館。

臺北醫院於 1897（明治 30）年開工，翌年 7 月完工開院，座落於明石町（現臺灣大學附設醫院西址），設計技師為臨時土木部技師小原益知。本館的屋頂鋪瓦，為入母屋造的日式屋頂，有柱列的長廊，可以歸類為陽台殖民地樣式。坐北朝南，重視通風，長廊使陽光不容易直接晒進來屋內，是考慮到臺灣的氣候特色的設計。

在配置上，本館、藥局、住院用的病室、以及其他附屬設施之間獨立，以廊道連結，隔離病室與傳染病室設置在醫院的最外端，可以反映出當時傳染病嚴重，也已經針對嚴重傳染病隔離的情形。

當時一位外國醫生馬雅斯曾進行訪查，留下如此評語：「臺北醫院之組織管理與一般設備和歐洲各醫院並無差異，臺灣新殖民地經營困難中居然能有如此完整醫院，甚為難得。唯一遺憾的是為平房，他日增建二樓時，可將病房移至二樓，如此就為無憾了。」[3]

在 1898（明治31）年的《官報》中，記載了臺北醫院的「外來（即門診）」以及住院的收費標準（表）[4]。患者依照其經濟能力，分為甲類與乙類，甲類的患者食餐費自理，門診以及門診藥品則收半價；乙類患者收住院費、食餐費，而門診以及門診藥品的價格代替徵收。住院患者則從一等分為四等，一天的住院費從金二圓五十錢、金一圓、金五十錢、金二十錢開始往下遞減。[5]

三、第二代台北醫院的改建

從捷運臺大醫院站出來，就會看見紅磚搭配洗石子的紅白相間的建築，在臺北市灰白高樓之中，特別引人注目。這裡就是現在的臺大醫院舊館，也是第二代臺北醫院。由於第一代臺北醫院為木造建築，到了 1906（明治 39）年左右白蟻侵蝕嚴重，因此由總督府技師近藤十郎主掌建設新醫院的工程。

在建設新醫院時，近藤十郎曾為此進行一些地方的考察，例如到：英屬香港海峽殖民地（今新加坡）、荷屬殖民地爪哇（今印尼）以及菲律賓等地方，來考察熱帶醫院建築。他考察結果認為，新醫院的建築內應將主要的走廊放在中央，把病房分為兩側排列，建築向南向設計，使病房的氣候條件比較好，利於通風採光。這樣的配置，現在一般稱為「魚骨型平面」。1756 年，英國普里茅斯的皇家海軍醫院，以有頂通道連接行政服務區及各病棟，並隔出中央的中庭，可以說是近代化「魚骨型平面」的最早之作。

近藤十郎在臺北醫院的配置採用魚骨型平面，使得每一個空間量體都有庭院，創造了虛實交錯的空間。為了避免陽光直射，走廊設於南側，使得每一個空間都能有新鮮的空氣，維持良好的殺菌及通風效果，是延續第一代臺北病院的做法。對於日本人來說，這種半戶外的長廊設計不但利於通風和採光，也比較熟悉，與日式建築相似。

第二代臺北醫院正面使用列柱、圓山牆、牛眼窗、牛腿、勳章飾等古典建築語彙，是標準的歷史式樣建築，目前列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一進入醫院的大廳，挑高的天花板減少了壓迫及醫院的沈重感，二樓的四周以走廊為設計。在衛生方面，臺北醫院抬高地皮的地板，以避免濕氣上升，可以保持乾燥以及清潔。厚實的磚疊砌構造及雙層牆壁，可以防止傳染病的蔓延。寬闊的外廊，延續了第一代的陽台殖民地樣式，使得日照不容易直接照射到病房室內，得以保持室內的通風及舒適。此外，第二代臺北醫院也設置了電燈及市內電話，增加室內照明亮度，市內電話的設置不僅可以病房內通電話，也可以打外線到臺北市內，對於住院的病人方便許多。

魚骨型的平面也使得醫院增建變得容易。1907（明治 40）年臺北醫院開始改建，1913（大正 4）年擴建外科手術室及病房，直接在原有的魚骨型平面後面增建外科室。外科室使用加強磚造構造，已經使用了水泥，材料及設計都是一時之選。

在外科室完成了以後，臺北醫院也調整了病房的使用，使得更能夠合乎門診及住院的要求。而在藥費、門診費及手術費上，隨著時代的變遷，價格也不停地調整，反映了時代性。1914（大正 5）年主要廳舍、事務室、藥局等完成，直到 1924（大正 13）年整個醫院完工。至此，臺北醫院在當時被譽為東南亞最現代化且規模最大的醫院。

[1] 1897-07-01〈台北病院の改稱〉《台灣日日新報》第五版。

[2]《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99 號，明治 30 年 6 月 15 日。

[3] 1899-03-17〈臺北醫院の構造〉《台灣日日新報》第二版。

[4]「臺北醫院入院料及藥價」（1898 年 08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350a003。本研究整理。

[5]「臺北醫院入院料及藥價」（1898 年 08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0350a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