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與「醫師」有什麼差別?百年前的臺灣總督府這麼分

1908 年初春時刻,桃園廳牛欄仔庄內上上下下都在熱議一起匪夷所思的社會案件。案件的苦主是一名叫做魏阿寶的人,由於他略懂傳統醫術,在看到同庄三人染上疾病後極度痛苦難耐的神情,心生不忍下遂給予些許藥方,眾人亦回以謝金十錢,以答謝魏阿寶的救助。

不料,魏阿寶本著立意良善提供醫療援助,卻被當局以「無領鑑札,而竊行密醫」的名義起訴,魏阿寶旋即被扭送至臺北地方法院,並被判處公開笞刑(即鞭刑)二十板、公告眾人後結案。

相對於魏阿寶的不幸,另外一起新竹州大溪郡龍潭庄的案件,主人翁可能就比較幸運了。

據報導指出,新竹州大溪郡龍潭庄的公醫周朝奇,接獲同庄鄧姓三歲孩童的病例,雖給予初步的診療,但在病況未見起色之下,周朝奇選擇給予注射。不料孩童卻在數日後不幸死亡。孩童的父親在悲痛之餘,一狀告上臺北地方法院,但當局最終以「證據不充分」,判處周朝奇無罪結案。

看到兩起案件的審判結果,各位是否也會感到困惑嗎?為什麼成功診療病患的魏阿寶必須面臨公眾笞刑、不慎醫死病患的周朝奇卻是無罪釋放呢?

讓我先賣個關子,從臺灣人對「醫療」思維的轉變開始講起吧!

從信巫到納醫

在那個醫學尚未盛行的清治時期,各種漢醫理論與氣味獨特的漢藥材早已渡過黑水溝到達臺灣。一如其他產業,經營藥材批發的商人們為了減少同業競爭、壓低各項成本,也會鳩集同業夥伴共組一種類似近代商業公會的組織──「藥材郊」,它既有商業功能外,也時刻左右著當地地方事務的發展。

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證據來說明臺南地區「藥材郊」的勢力有多大,但從清代府城內諸多廟宇重修碑記中的捐獻金額,或許可以看出些許端倪。原圖顯示該石碑立於嘉慶貳拾參年(1806 年),適逢開基武廟(今臺南市新美街 114 號)要行整修,許多仕紳、郊商為感念關聖帝君的庇佑,紛紛捐獻重建基金。其中,藥材郊也捐獻銀拾貳元。(Source: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當時的中藥材並未能普及於民間,大多留於官府或是顯要之家用。舉例來說,一位清代的「羅漢跤仔」(lô-hàn-kha-á),倘若一個不慎、染上病痛,礙於經濟狀況不佳,恐怕也只能繼續強忍著各種不適。臺灣俗諺中「病無藥,死無蓆」(pēnn-bô-io̍h , sí-bô-tshio̍h)形容的正是這種景況。

至於經濟狀況尚可的人家,則可以選擇到漢藥鋪,請師傅根據症狀抓幾帖秘方。在武火與文火交替煎煮之後,捏著鼻子,緩緩飲下那碗黝黑且苦澀的藥湯,靜待病況退去。

倘若病況還是未見起色,最後只能求助於神靈。病人會跪在保生大帝、藥王大帝或是觀音大士面前,接受一連串祝禱及香火裊繞的宗教儀式,更注重細節者,還有可能會進行「擲筊—抽藥籤—將藥籤靜置於脈搏上數秒-再次擲筊-答謝神明」的流程。儀式結束前,神職人員多半會捧上一碗看似清澈、底層帶有灰燼的符水,要病人帶著虔誠的心,一口飲下。據說這樣就可以儘早擺脫惡靈的侵擾,恢復健康。

藥王廟於清治時期即以祀奉藥王大帝聞名鄉里,是現今「府城七寺八廟」之中尚存的廟宇之一。在日治時期的調查資料中,該廟是由藥王廟街及北勢街居民龔文瑞、陳瑞興倡議建廟,在地方民眾鳩資募集五百圓後始建立。(Source:〈藥王廟〉,收入相良吉哉編,《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頁8、28。)

這種現象,一直要到 1860 年臺灣成為開港通商口岸後才出現變化。促成改變的關鍵角色,自然是那群遠渡重洋、一手傳教一手給藥的西方傳教士。這群肩負海外宣教的傳教士大多受過基礎的醫學訓練,因此當有臺灣人身染重病、久臥不起時,多半會給予病患西式藥品來治療。病人服用後的康復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

在傳教士們的眼中,當時的臺灣人對疾病傳染雖無概念,但對於巫醫、神祇降旨卻有著幾近瘋狂的信任感。像是瘴癘盛行時,馬偕博士就曾描述臺灣人對於疾病的想像:

他們(按:漢人)以為這種疾病的起源,是病人誤踏了和尚或巫師所放上在街上或路上的紙錢;或是自然界的熱氣和寒氣的衝突;或者是兩個妖魔作祟:一個是屬自然界的陰性因素,扇著病人,使其發冷,另一是 屬於陽性因素,吹著火爐,以致病人發燒。

此外,據說馬偕博士在宣教的時,會提供病患們一款被稱為是「白藥水」的特效藥。根據後人的研究,所謂的「白藥水」其實是將金雞納霜混入檸檬汁而成的液狀藥物,患者在服用過後,可紓緩瘧疾之苦。有趣的是,許多病患似乎認為承裝藥水的玻璃瓶遠比特效藥更有價值,因而偷偷將藥倒掉後將藥瓶私藏起來。

從馬偕的日記裡可以得知,不管是快速解除疼痛,或是看似珍貴的藥瓶,臺灣人對於「特效藥」的存在相當感興趣,也使馬偕拓展信仰更加順暢。(Source:聚珍臺灣

總地來說,清治時期的臺灣人民基於醫療觀念及金錢考量等因素,遇到病痛時,多半是選擇隱忍或是尋求神靈的慰藉。然而,超自然力量的加持並非每次都可以戰勝病魔,正因為聽信神棍提供的偏方,許多人不僅無法治療生理的病痛,反倒因持續的病痛而更加無助。這種無助的情況,直到那些熟稔中藥學理的儒者或是手持「特效藥」的西方傳教士出現後,才漸漸有所改善。

國家政策介入,西醫強勢崛起

到了日本時代,領臺初期,被譽為「鬼界之島」的臺灣帶給日本殖民者一次沈重的打擊。

從當時隨隊軍醫的紀錄來看,熱帶風土病已令人頭痛,更不用說環境髒亂導致的鼠疫、瘧蚊等。然而真正的防疫漏洞,恐怕必須歸咎於過去的醫病迷信,再加上染病後「家醜不可外揚」的社會習慣,延誤就醫、隱匿病者的狀況乃是司空見慣之事。

正因為臺灣人的傳統疾病觀念緊扣著神鬼宿命論,所以當國家強力介入處理時,往往招致臺灣人極力反抗。當時流傳的地方俗諺,更是生動道出臺灣人對於檢疫措施的徬徨與抗拒。

警官檢查防疫,乃吵囁人家;醫官以白灰避疫藥水者,乃用冷水害人;火葬疫病死亡者,為燒人身屍,使人無葬身之地;醫官的剖檢法,說為毀人屍身。

隨著反彈聲浪逐漸上升,可別以為臺灣總督府會就此止步。

為了證明自己可以「馴化」熱帶殖民地,日本帝國先是徵招國內優秀的醫藥人才來臺服務,另一方面則思索如何將現代醫學「植入」臺灣民間。反覆討論後,臺灣總督府最終決定在臺灣內部建立現代化的醫事教育制度,培育新生代的本島醫療人才,也一併掌握殖民地疾病。

1897 年 4 月,「土人醫師養成所」(或稱醫學講習所)於臺北開設,目標招收有心研習醫學的臺灣學子,當時因受語言隔與臺人排斥而招生效果有限。直到兩年後,後藤新平以民政長官之姿,投注大量資源後終於獲得改善。

189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正式成立後,臺灣醫療教育體制出現了劃時代的巨變,隨著越來越多優秀的臺籍菁英進入就讀。自 1910 年代之後,「醫師」這項職業的地位越來越高,甚至被譽為是「三師」(按:醫師醫師、律師、會計師)之首,也成為臺灣人心中人生勝利組的代表職業。

當「醫生」遇上「醫師」

眼看臺灣總督府如此大動作替象徵現代化的「土人醫師」擘劃藍圖,傳統醫療從業人員的心中想必相當不是滋味。殊不知,臺灣總督府為了要全面防治傳染病流行,1900 年時再次把矛頭指向了這些傳統醫療人員。

1901 年,臺灣總督府將所有在清治時期擔任過漢醫、洋醫者劃分為「醫生」,藉此與接受現代醫學教育的「醫師」進行區隔;不久後,又以「統一醫政」為口號,要求「醫生」們必須在年底前向地方官廳提出申請,且必須參加國家考試。唯有成功取得考試合格者,才有機會獲得官方給予的就業證照。

換句話說,一但錯過申請日期或是考試未通過的「醫生」,皆不得執業,一經查獲違反規定者,就有可能面臨到禁錮或是高額罰金。

不出兩年,臺灣總督府又再次規定持有證照的「醫生」們必須要在地方官廳的監督下共組「醫生會」,會員們除了要定期參加官方舉辦的公共衛生講席會、檢核會外,還必須要接受「醫師」的指導,學習所謂「現代」的醫療新知。

翻閱帶有官方宣傳報的《臺灣日日新報》中,不時可以看到批評「醫生」不學無術、短視近利的文章。同樣的,接受過現代醫療訓練的「醫師」則被視為具備專業、進步的象徵。(Source:〈醫生調查〉,《臺灣日日新報》,1901.08.01,3版)

這種「抑漢揚西」的政策讓傳統醫療從業人員相當為難,他們好不容易通過考試、成為官方核可的「醫生」後,卻又要被迫接受來自異文化的專業指導,報紙不時出現「密醫捕送」、「醫生營業を停止さる」等消息,更是讓眾人惶恐,哪怕一個不小心就成為被檢肅的對象。

小結

故事說到這邊,讓我們再次回想一下最初那兩起案件。

暫且不看兩件案例的病患究竟是罹患了何種疾病,也不論魏阿寶與周朝奇的醫術孰優孰劣,真正決定兩人命運的關鍵點,其實就在「鑑札」(執照)兩個字。

在奉行現代醫療體制的臺灣總督府面前,縱使行醫者的醫術再高明,倘若沒有通過國家考試、或是尚未取得證照者,都會被當局列為破壞制度、違法亂紀的「密醫」,緊跟於後的嚴厲處分,自然也帶有殺雞儆猴的意味。

隨著總督府的醫療體制改革,那些接受現代化醫學訓練的青年「醫師」紛紛從醫學院畢業,有些人選擇回到鄉里奉獻所學,有些人則選擇負笈海外繼續深造,以知識份子的姿態活躍於歷史舞台。另一方面,傳統漢醫卻是日漸凋零,長期致力於政治運動與臺灣新文化運動的葉榮鐘曾經感嘆地表示:「老一輩的漢醫凋零殆盡,後繼無人,已經是一般人公認無可避免的趨勢」。寥寥二十餘字,卻道盡日治時期漢醫們無限艱苦的心境。

本篇內容感謝陳力航先生給予指正
延伸閱讀:【百人說書052】醫師蘇上豪:從醫學史可以看到,醫生也是不斷從錯誤中學習

參考書目

  1. 皮國立,《當中藥碰上西藥》,臺北:台灣書房,2008。
  2. 吳秋儒,《臺灣古早藥包》,臺北:博楊出版,2012。
  3. 相良吉哉編,《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
  4.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 (1895-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5. 張加昇、蘇奕彰,〈日治時期前臺灣醫療發展之探討〉,《中醫藥雜誌》,25:2(2014.02),頁309-320
  6. 劉士永,〈一九三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臺灣史研究》,4:1(2007.06),頁97-167。
  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8. 《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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