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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來說，鹿皮、糖、米、茶、樟腦，這幾個歷史課本反覆出現的臺灣農特產應該不會太陌生。但是，你知道曾經一頂頂小帽子，也在日治時期也讓臺灣發大財，光是出口賺來的外匯，僅次於糖和茶葉？就像現在的時裝展，這些帽子年年出新品，從最一開始的藺草帽，到後來的林投帽、紙帽等等，不只流行於日本國內，更輸出歐美大國，成為全世界潮潮的最愛，還主宰了帽商供應鏈！
陽光、椰子樹、草帽──南洋風情的臺灣帽
故事要從約一百年前的臺灣說起──據說，臺灣史上第一頂草帽是由一位名叫洪鴦的女士製作出來的。她從道卡斯族人日常編織的藺草蓆獲得靈感，在加以改良後，製成遮陽用的草帽。這項道卡斯人用來以物易物的生活用具，搖身一變成為了暢銷的商品。
在日治初期，草帽產業獲得了總督府的大力扶植，一夕爆紅。一方面，這可以說是政府獨到商業眼光的成果；另一方面，日本對於臺灣這座殖民地有著特殊的南方島嶼想像，也促使這種熱帶風情十足的草帽得以進軍國際，如辻商店的廣告宣傳中便可見許多南洋風情的元素。
更有趣的是，當時商人們為了賺錢，腦洞大開，不僅跟風製作藺草帽、林投帽，甚至異想天開地發明出各種帽子，把想得到的葉子都拿來試試看，比如「芭蕉帽」、「檳榔帽」等千奇百怪的產品。
不過，大家愛的還是具有南國色彩的經典款藺草帽，經宣傳廣告後，外銷一路長紅，大量輸出至日本、上海等地，坐穩出口量常勝軍的寶座；並在研發更多新品之後，以「台灣帽子」的名號打響國際。而大量出口的草帽製品也成為日治後期的宣傳工具之一。例如在 1943 年出版的《台灣帽子の話》一書，收錄了許多廣告圖像，除了暗示性的畫面如眾人合力舉起一頂大紙帽，或地球被戴上了大草帽，一旁還有日本軍艦與戰機經過；也常見斗大的標語寫著「很好！共榮的台灣帽子」、「台灣帽子 這個亞細亞之帽子」等，甚至還有泰文版本。凡此種種，皆同時隱含著日本壟斷草帽市場的野心，以及擴張統治版圖的決心與鬥志。
日治少年派：時尚時尚最時尚
猜猜日治時期的年輕人去逛街都穿些什麼？
《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在臺北的一則街頭觀察發現，與一般青年男女學生著西裝、洋裝不同，「少年派」（相對於「老派」）作風的年輕男子們頭戴「林投草帽」、留小辮子，腳踩蝶頭緞鞋，好不招搖。
而十分喜歡寫日記的《臺灣民報》記者黃旺成，當然不會漏掉關於他日常衣著的生活紀錄，其中草帽明顯地是他的心頭好：比如有次他一時興起，便一下子下單了一打「林投帽」，送禮自用兩相宜──雖然這或許與他的友人兼臺灣民眾黨黨員白成枝，是藺草帽蓆的編織好手有關，但我們仍可從中窺見草帽在時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與廣泛流傳。
黃旺成買的「林投草帽」，便是緊跟著大甲藺草帽出現的後起之秀──林投帽。它幾乎是臺灣最早一代的山寨品，以高仿名貴的「巴拿馬帽」而遠近馳名。這種帽子戴在頭上，雖然稍微粗糙了些，但價格可是便宜不少。於是日本、中國，甚至歐美大國的商人們皆紛然下單。想像那個畫面，就好像有些人沒錢又愛跟流行，於是滿街跑的山寨奢侈品，成為了大眾間的頭號明星。
至於雖然同樣有名，但既跟不上時代，沒有名牌加持，曾引領風騷的藺草帽，從此便被冷落在一邊，銷售量直直落。1913 年，更加搶手的「紙帽」終於被發明出來後，大甲帽的外銷出口跌到了僅剩數千頂──曾經數十萬頂的時尚紀錄，彷彿過眼雲煙。
直到戰爭爆發後，日本實施「進口原料管制」，作為本土原生植物製品的大甲藺草帽，才在總督府強力鼓吹下重獲新生，甚至於 1941 年達到 118 萬頂。
新舊觀念碰撞下的帽子
其實，就像泳裝流行以後，帶起眾人健身的潮流，讓大家逐漸接受運動健美的想法一樣──草帽也曾與一代人的思想觀念相互影響。這種影響曾發揮在許多層面，其中一個重要的現象，便是時人髮型的轉換。
日本政府接收臺灣之後，「留辮」被視為一種陋習，而中國革命的爆發，也促使臺灣本土菁英對「斷髮」的反思。臺灣製帽產業的蓬勃發展，正好是搭上這班順風車。《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的一篇報導便指出：
這陣子以來，此地人們想要剪除滿奴辮髮的需求量很大⋯⋯斷髮之後，頭頂重量頓時減輕，人們會戴著鳥打帽以調適心情，一時之間，帽子銷量奇佳。香港因為缺貨，帽子價格被烘抬了數倍之高；日本內地的帽子製造業者，甚至出現訂單排到明年春天的盛況。貴地出產的台灣巴拿馬帽，亦不該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商機。
現代觀念轉移造成的劇烈衝擊，使得草帽搭上這波斷髮潮，搖身一變，成為日治時人的服飾風景之一。「戴帽子」，在日治時期不僅僅是一種美學時尚的展現，更是人們思考「自己究竟是誰」這一問題的具體實踐方式。
除了髮型的轉換之外，草帽的生產也對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造成顛覆作用。
在生產大甲帽蓆的鄉里很早便流傳著「生女比生男好」的俗諺：「食不知味夢不酣，人重生女不生男；生男管向浮梁去，生女朝朝奉旨甘。」大部分帽蓆的工作都落在擅長編織的婦女們頭上，直到日治時期，女性投入編織草帽的報酬甚至可以撐起一個家庭。
這股風潮在《臺灣日日新報》中亦曾刊載，文章指出臺灣的女性有三大幸事：
一解纏之風漸盛。一法令當廳養苗媳者，宜稟報同居人。一養口帽席之業，日漸普及。
帽蓆產業使得女性能夠走出家裡，出門工作，甚至擔負起一家生計的責任，導致家庭中性別角色的位移；同時，意圖加速生產草帽的改良意見，亦指出纏足對女性工作者帶來束縛，故而應加以廢除。這些事情，在當時簡直顛覆邏輯，違反傳統。
又有誰能料想得到，這種觀念並不來自於知識份子的說教文章，卻是因為一頂頂小帽子的緣故呢？
延伸閱讀：為何日本時代的臺灣男人要穿三件式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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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故事編輯部與臺史博典藏網藏品故事百寶箱共同製作
(本文作者為臺大中文所碩士生)
參考資料
- 〈製帽有望〉，《台灣日日新報》1910.1.29，第 3525 號，三版。
- 〈新流行物〉，《台灣日日新報》1910.6.2，第 3638 號，四版。
- 〈草帽消路〉，《台灣日日新報》1911.7.29，第 4016 號，三版。
- 〈本島女子有三幸事〉，《台灣日日新報》1911.11.8，第 4113 號，一版。
- 〈製帽業之概況：改良上之障礙〉，《台灣日日新報》1911.7.5，第 3992 號，二版。
- 小池金之助，《台湾帽子の話》，臺北：臺灣帽子同業組合聯合會，1943。
- 郭金潤，《大甲帽蓆專輯》，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5。
-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2017。
- 張仲堅，〈臺灣帽蓆產業概說〉，《臺灣文獻季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 吳奇浩，〈洋服、和服、臺灣服－日治時期台灣多元的服裝文化〉，《新史學》，（臺北：新史學雜誌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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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商人在日本經貿活動之研究：以臺灣帽商在神戶的活動為中心〉，《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2012。
- 王振勳，〈有關大甲藺及其製品生產變動的歷史考察〉，《朝陽人文社會學刊》，臺中：朝陽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2003。
- 王景怡，〈日治時期大甲地區帽蓆產業的產銷特色〉，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