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臺灣。」那是搶著辦報的黃金年代，二二八前夕的臺灣報人（上）

二二八事件之後，小說家楊逵因為發表數百字的〈和平宣言〉，換來了十二年的牢獄生活。在這段苦悶而違心的綠島歲月裡，每週被獲許寄回家的 300 字家書，是他的唯一慰藉。儘管明白要在緊繃的篇幅裡，傳達所有的相思、關懷與囑咐，但總也有些嘮叨一再出現在他寄給兒子的信中，其中一項便是讀報的習慣：

專門技術可以在工作中學到，但每天的報紙你一定要看。

時間回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聽到家中收音機傳來的玉音放送後，正為生活窮困所苦的楊逵，感到欣喜若狂，一時間陷入「一陽來復」的亢奮。除了出面協助維持地方秩序、整潔，為「新生活」的到來做準備，他也在隔月與友人合力發行《一陽週報》。這份雜誌，成為臺灣戰後的第一份報刊。

他們都在談：「三民主義是什麼？」

由於楊逵交友廣闊，周遭朋友一聽聞他要辦報的消息，紛紛解囊濟助，鍾逸人（二二八事件後擔任臺中二七部隊隊長）更加碼「捐」了一臺油印輪轉機──楊逵後來將這些踴躍「添油香」的好友名單寫成小紙條，一一貼在牆上，幾乎貼滿兩大面牆。

這份《一陽週報》發行的原因，是為了宣揚、介紹三民主義。楊逵在刊物封底清楚寫下，他辦報目的是「研究建國方晷、新建設指南針」。對他來說，知道什麼是三民主義還不夠，還要盡速讓受戰爭摧殘、百廢待舉的臺灣社會走上軌道；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民權與民生的需求。

當時絕大多數臺籍菁英，都有這種以三民主義建設新臺灣的想法。如選擇在 1945 年 10 月 10 日發行的民營第一大報《民報》，直接在創刊詞中揭櫫：

這份由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夥同過去報業人士黃旺成（陳旺成）、許乃昌、吳春霖等人創辦的報紙，自詡繼承了日治時期《臺灣民報》的傳統，也效法孫中山《民報》的革命精神，期待「勇往直前，言論報國」。而《民報》記者經常不畏強權地揭弊、直言民瘼，被美國駐臺副領事盛讚是一群「為臺灣人民利益奮鬥的十字軍」。

既積極引介「祖國」到臺灣，同時也以紀實的眼睛刻畫時代，針砭時弊。這樣的內容幾乎出現在當時的每一份報刊中。在 1946 年初由宋斐如、蘇新等人創辦的《人民導報》，也在發刊言中表示：

如此高度重視兩岸文化交流的期許，使得《人民導報》在成立之初便開闢藝文專欄〈南虹〉，由中國知名版畫家黃榮燦主持的專欄，積極深入民間探查疾苦，並引介最新的國內外藝文動態，成為本省、外省文化人間的小園地。希望讓此單元成為橫跨臺灣海峽的一道「南天之虹」，攜手共創美好又充滿希望的新文化。

創吧！辦吧！迎來黃金年代的報業

知識青年對於辦報的熱情，可以從吳濁流的一段話裡，看到出一些端倪，這位曾陸續任職《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報》、《臺灣新生報》和《民報》的記者，形容他面對新祖國時的興高采烈，彷彿「小鳥飛出鳥籠」般的喜悅：「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成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臺灣，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理想，也是全臺灣的民眾，六百萬島民的熱望。」

不僅臺籍報人延續他們在日治時期的志業，還有許多作家如王白淵、呂赫若等人，以及半山（從中國回來的臺灣人）、中國文化人都一起投身辦報之列。時代的理想在他們身上表露無遺，他們「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

短短幾個月間，報刊數呈現爆炸性增長。從民間自籌的《民報》、《人民導報》、《臺灣日報》、《大明報》、《東臺快報》、《自由日報》等，到帶有黨政軍色彩的《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和平日報》等，各自有著不同的客群，目不暇給。截至 1946 年 11 月，光是在行政長官公署登記有案的報社就有 28 家，其中每天發行的日刊又佔超過三分之二；而據《民報》的統計，其實這段期間的報刊數量高達 60 種。

這些熱血沸騰的報人，為了傳達他們對新時代的期待與嚮往，從報紙的名稱就開始貫徹。「人民」、「光復」這些可想而知的名字，已經無法滿足他們內心的澎湃──「新」成為了一個最鑠奅（siak-phānn）的選擇。《新新》、《新台灣》、《新聲》、《新創造》、《新知識》、《新學生》、《新兒童》、《新風》、《新大眾》、《東寧新報》、《國民新報》等最「新」的報刊，成為大家的一時之選。時人對於新局勢與新政權的期待不在話下，當然更不用提官方選擇以「新生」命名，改組原來的《臺灣日日新報》成為《臺灣新生報》。

有研究者認為，戰後初期臺灣之所以湧現辦報熱潮，多是因為政府態度較為寬鬆，採取「創刊不須許可，言論不受審查」的態度，加上接收日人留下的印刷設備，讓知識分子得以不為制度與技術的限制所囿，前仆後繼地投入這項改造社會的事業。

辦報真有那麼容易？老大哥正看著你

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仔細思索，好像越想越不對勁。一個在《臺灣接管計畫綱要》中直接批評臺灣人有「奴化」思想，需要「增強民族意識」、「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的政權，怎麼可能如此輕易放過報紙這項傳播媒介？

除了文人學者外，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先遣部隊「前進指揮所」中，與新聞業相關的人員就有八人，其中負責接收新聞媒體的是陳儀的心腹，也是後來《臺灣新生報》社長的李萬居。原本日人留下的製版器械、印刷機、排鑄機等印刷器材，先是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藉此成立《臺灣新生報》報社；這些器械後來又被「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簡稱中宣部）陸續奪去，用以辦理黨營媒體《中華日報》，兩方關係一度僵持不下，長官公署一方只能不斷退讓、妥協。

既然帶有黨政色彩，且上級單位又是宣傳部門，官方自然對於這些報刊賦予極高的期待。如在《臺灣新生報》創刊一週年的紀念特輯中，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特別撰文嘉許：「宣傳工作在現代的重要，因為現代的戰爭是一種思想戰爭。」此外，陸續又有背後由不同官方單位支持的傳媒成立，如由軍方報紙轉型來的《和平日報》、由情報單位中統局辦理的《重建日報》、憲兵隊特高組發行的《經濟日報》等，各自與民間報社競奪話語權。

前進指揮所來臺的同年 11 月底，媒體與相關文化產業被併入主掌政令宣達的「宣傳委員會」後，展開了第一波的媒體管制。宣傳委員會公告：報社、雜誌社等傳媒若沒在二十天內登記有案，將被禁止發行。慢慢地，行政長官公署取締、施壓報刊言論的消息也時有所聞，例如 1946 年 2 月創刊的《東臺快報》，便因為一篇〈糧食問題〉的社論，而被命令停刊、吊銷發行證。

就連《人民導報》，也因為屢次批評政府而引來省黨部注意、面臨懲處，幸好有時任省黨部執行委員的丘念臺出面協商，才大事化小。不過，根據總編輯蘇新的回憶，此次危機仍導致《人民導報》內部改組，社長另請王添灯出任，原因是覺得王氏夠「大咖」，「茶葉公會會長，參議員，《自由報》社長，是一個『自由人』，當局卡不了他。」

殊不知這只是報人們的一廂情願。

沒過多久，1946 年年中，王添灯因任由旗下記者報導高雄市警局包庇瀆職的事件，而遭法院判決「妨礙名譽」。儘管後來此判決因民間輿論壓力而不了了之，還被《人民導報》抨擊「以為民間報紙絕無背景柔弱可欺」，彷彿事情已在臺人團結的反抗中解決了，卻無人察覺這是黨政高層不滿的警訊，更大的陰謀正在醞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