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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臺灣。」那是搶著辦報的黃金年代,二二八前夕的臺灣報人(上)

徐祥弼 2020-10-08

二二八事件之後,小說家楊逵因為發表數百字的〈和平宣言〉,換來了十二年的牢獄生活。在這段苦悶而違心的綠島歲月裡,每週被獲許寄回家的 300 字家書,是他的唯一慰藉。儘管明白要在緊繃的篇幅裡,傳達所有的相思、關懷與囑咐,但總也有些嘮叨一再出現在他寄給兒子的信中,其中一項便是讀報的習慣:

 

專門技術可以在工作中學到,但每天的報紙你一定要看。

時間回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聽到家中收音機傳來的玉音放送後,正為生活窮困所苦的楊逵,感到欣喜若狂,一時間陷入「一陽來復」的亢奮。除了出面協助維持地方秩序、整潔,為「新生活」的到來做準備,他也在隔月與友人合力發行《一陽週報》。這份雜誌,成為臺灣戰後的第一份報刊。


楊逵應徵《大學雜誌》時所拍攝照片。(Source: 楊逵數位文物博物館
 

他們都在談:「三民主義是什麼?」

由於楊逵交友廣闊,周遭朋友一聽聞他要辦報的消息,紛紛解囊濟助,鍾逸人(二二八事件後擔任臺中二七部隊隊長)更加碼「捐」了一臺油印輪轉機──楊逵後來將這些踴躍「添油香」的好友名單寫成小紙條,一一貼在牆上,幾乎貼滿兩大面牆。


這份《一陽週報》發行的原因,是為了宣揚、介紹三民主義。楊逵在刊物封底清楚寫下,他辦報目的是「研究建國方晷、新建設指南針」。對他來說,知道什麼是三民主義還不夠,還要盡速讓受戰爭摧殘、百廢待舉的臺灣社會走上軌道;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民權與民生的需求。


一陽週報。(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當時絕大多數臺籍菁英,都有這種以三民主義建設新臺灣的想法。如選擇在 1945 年 10 月 10 日發行的民營第一大報《民報》,直接在創刊詞中揭櫫:

 

復興我國五千年來的民族精神,完成地方自治以便實現民權的行使,企圖實業獎勵生產以便衣食住行的民生,這是 國父孫總理遺下三民主義的宗旨,也是建設新臺灣的準繩。

這份由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夥同過去報業人士黃旺成(陳旺成)、許乃昌、吳春霖等人創辦的報紙,自詡繼承了日治時期《臺灣民報》的傳統,也效法孫中山《民報》的革命精神,期待「勇往直前,言論報國」。而《民報》記者經常不畏強權地揭弊、直言民瘼,被美國駐臺副領事盛讚是一群「為臺灣人民利益奮鬥的十字軍」。


1945 年 10 月 11 日的《民報》,幾乎每則新聞都呈現了臺灣人對於「光復」的「歡天喜地,極呈興奮」。(Source: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既積極引介「祖國」到臺灣,同時也以紀實的眼睛刻畫時代,針砭時弊。這樣的內容幾乎出現在當時的每一份報刊中。在 1946 年初由宋斐如、蘇新等人創辦的《人民導報》,也在發刊言中表示:

 

所以今日臺灣的文化必須側重於啟蒙、發揚與溝通。有鑑於此、爰特創刊本報、用以啟發過去的閉塞、發揚固有的祖國文化、溝通國內外的消息輿論書、宣揚政府法令、報導民間隱情、以其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本報願為臺灣文化的掃雷艇、新文化的播種機,使臺灣文化走入正軌。

如此高度重視兩岸文化交流的期許,使得《人民導報》在成立之初便開闢藝文專欄〈南虹〉,由中國知名版畫家黃榮燦主持的專欄,積極深入民間探查疾苦,並引介最新的國內外藝文動態,成為本省、外省文化人間的小園地。希望讓此單元成為橫跨臺灣海峽的一道「南天之虹」,攜手共創美好又充滿希望的新文化。


創吧!辦吧!迎來黃金年代的報業

知識青年對於辦報的熱情,可以從吳濁流的一段話裡,看到出一些端倪,這位曾陸續任職《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報》、《臺灣新生報》和《民報》的記者,形容他面對新祖國時的興高采烈,彷彿「小鳥飛出鳥籠」般的喜悅:「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成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臺灣,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理想,也是全臺灣的民眾,六百萬島民的熱望。」


不僅臺籍報人延續他們在日治時期的志業,還有許多作家如王白淵、呂赫若等人,以及半山(從中國回來的臺灣人)、中國文化人都一起投身辦報之列。時代的理想在他們身上表露無遺,他們「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


短短幾個月間,報刊數呈現爆炸性增長。從民間自籌的《民報》、《人民導報》、《臺灣日報》、《大明報》、《東臺快報》、《自由日報》等,到帶有黨政軍色彩的《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和平日報》等,各自有著不同的客群,目不暇給。截至 1946 年 11 月,光是在行政長官公署登記有案的報社就有 28 家,其中每天發行的日刊又佔超過三分之二;而據《民報》的統計,其實這段期間的報刊數量高達 60 種。


這些熱血沸騰的報人,為了傳達他們對新時代的期待與嚮往,從報紙的名稱就開始貫徹。「人民」、「光復」這些可想而知的名字,已經無法滿足他們內心的澎湃──「新」成為了一個最鑠奅(siak-phānn)的選擇。《新新》、《新台灣》、《新聲》、《新創造》、《新知識》、《新學生》、《新兒童》、《新風》、《新大眾》、《東寧新報》、《國民新報》等最「新」的報刊,成為大家的一時之選。時人對於新局勢與新政權的期待不在話下,當然更不用提官方選擇以「新生」命名,改組原來的《臺灣日日新報》成為《臺灣新生報》。


有研究者認為,戰後初期臺灣之所以湧現辦報熱潮,多是因為政府態度較為寬鬆,採取「創刊不須許可,言論不受審查」的態度,加上接收日人留下的印刷設備,讓知識分子得以不為制度與技術的限制所囿,前仆後繼地投入這項改造社會的事業。


辦報真有那麼容易?老大哥正看著你

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仔細思索,好像越想越不對勁。一個在《臺灣接管計畫綱要》中直接批評臺灣人有「奴化」思想,需要「增強民族意識」、「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的政權,怎麼可能如此輕易放過報紙這項傳播媒介?

 


中華民國駐臺北總領事調部辦事郭彝民在戰爭結束之際,將對於臺灣現況的評析上呈中央。(Source: 國家檔案局/CC-BY-NC)

除了文人學者外,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先遣部隊「前進指揮所」中,與新聞業相關的人員就有八人,其中負責接收新聞媒體的是陳儀的心腹,也是後來《臺灣新生報》社長的李萬居。原本日人留下的製版器械、印刷機、排鑄機等印刷器材,先是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藉此成立《臺灣新生報》報社;這些器械後來又被「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簡稱中宣部)陸續奪去,用以辦理黨營媒體《中華日報》,兩方關係一度僵持不下,長官公署一方只能不斷退讓、妥協。


既然帶有黨政色彩,且上級單位又是宣傳部門,官方自然對於這些報刊賦予極高的期待。如在《臺灣新生報》創刊一週年的紀念特輯中,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特別撰文嘉許:「宣傳工作在現代的重要,因為現代的戰爭是一種思想戰爭。」此外,陸續又有背後由不同官方單位支持的傳媒成立,如由軍方報紙轉型來的《和平日報》、由情報單位中統局辦理的《重建日報》、憲兵隊特高組發行的《經濟日報》等,各自與民間報社競奪話語權。


前進指揮所來臺的同年 11 月底,媒體與相關文化產業被併入主掌政令宣達的「宣傳委員會」後,展開了第一波的媒體管制。宣傳委員會公告:報社、雜誌社等傳媒若沒在二十天內登記有案,將被禁止發行。慢慢地,行政長官公署取締、施壓報刊言論的消息也時有所聞,例如 1946 年 2 月創刊的《東臺快報》,便因為一篇〈糧食問題〉的社論,而被命令停刊、吊銷發行證。


就連《人民導報》,也因為屢次批評政府而引來省黨部注意、面臨懲處,幸好有時任省黨部執行委員的丘念臺出面協商,才大事化小。不過,根據總編輯蘇新的回憶,此次危機仍導致《人民導報》內部改組,社長另請王添灯出任,原因是覺得王氏夠「大咖」,「茶葉公會會長,參議員,《自由報》社長,是一個『自由人』,當局卡不了他。」

殊不知這只是報人們的一廂情願。


沒過多久,1946 年年中,王添灯因任由旗下記者報導高雄市警局包庇瀆職的事件,而遭法院判決「妨礙名譽」。儘管後來此判決因民間輿論壓力而不了了之,還被《人民導報》抨擊「以為民間報紙絕無背景柔弱可欺」,彷彿事情已在臺人團結的反抗中解決了,卻無人察覺這是黨政高層不滿的警訊,更大的陰謀正在醞釀中


王添灯本人也很無奈

《民報》也十分關心隔壁報社的大事,總計追蹤報導了約六則新聞,這則在 1947 年 2 月 6 日刊出的〈王添灯案,免訴處分〉是最後一篇。然而,事情卻沒因此結束,許多關係人在約一個月後,紛紛失蹤遇害。(Source: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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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民報》
  2. 一陽週報社,《三民主義是什麼?》,臺中:一陽週報社,1945。
  3. 呂東熹,《二二八記者劫》,臺北:玉山社,2016。
  4.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3。
  5. 陳國祥、祝萍,《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
  6.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
  7. 楊逵,《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臺北:大塊文化,2016。
  8.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2001。
  9.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之雜誌創刊熱潮〉,《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 期,頁18 – 22。
  10.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國史館學術集刊》 5 期,頁 209 - 251。
  11. 許旭輝,《戰後初期臺灣報業之發展──以《臺灣新生報》為例(1945-1949)》,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所碩士論文,2007。
  12. 黃淑英,《《民報》與戰後初期臺灣》,國立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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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祥弼
刊登日期 2020-10-08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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