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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學到高中，每學期的開學，迎接我們的，除了老師和同學，還有那一本本堆積如山的教科書，它是我們認識課程最初的窗口，同時也是我們面對考試時的依歸。然而，你是否曾想過，一本教科書的生命，需要經歷多少的跌宕起伏，才能到達學生的手上？教育方針隨著時代變遷，經過數次的課綱變革，面對資訊爆炸的現在，教科書的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這次，透過蕭宇辰與許懿心兩位教育工作者的對談，將試圖勾勒出教科書在歷史洪流中的前世今生，從體制內與體制外不同的視角，讓我們重新訴說一個屬於教科書的故事。
出走或留下，從學生變為老師的那條路
作為臺大歷史系的同班同學，蕭宇辰與許懿心兩人，雙雙選擇教育這條路，當時的臺大校園，並沒有太多學生修習教育學程，哪怕是在歷史系，同屆六十多名學生中，加上他們也僅有四位。
蕭宇辰在大學畢業後，進入景美女中實習，並擔任半年的代理教師，之後陸續在復興高中、政大附中各任教一年。看似短暫的三年生涯，他曾自編講義，也寫過參考書，但促使他從體制內走出來的關鍵，是在復興高中的那一年。「臺北市當時正在推動平板融入教學的計畫，我擔任了數位融入的種子教師。」而這個契機，讓蕭宇辰感受到臺灣的數位教學最匱乏的，其實並不是軟硬體，而是數位內容。
認知到數位教學的困境，他在教職之餘，投入數位內容生產，漸漸開始了白天教書，晚上拍影片的生活。「最一開始是製作臺灣吧的內容，後來才和其他夥伴一起創立故事。」之後，蕭宇辰卸下教職，走到體制外創業，專注於數位素材的研發。
另一頭，許懿心來自金門，踏上教育之路的起因，其實是媽媽的期待，「當初會修教育學程是因為我媽覺得女生就應該要當老師，如果我拒絕，她就要叫我指考去考師大。」看似是在半推半就之下進入教育圈，許懿心大學畢業之後回到母校金門高中實習，並在實習之後留在小金門的烈嶼國中度過她第一年的教職生涯。為了獲得更多精進教學的機會，她再次到了臺北，在弘道國中任教兩年，最終考上目前服務的北大高中國中部。現在的她，仍在體制內的教育現場堅持，成為了和新課綱近距離搏鬥的第一線教師。
是工具還是規範？人手一本的教科書，老師怎麼看
「我們國中的時候應該是《認識臺灣》的最後幾屆，升上高中之後就全部是用一綱多本的課本了。」回想中學時期所使用的教科書，蕭宇辰與許懿心笑著說他們是憑藉著已經有點模糊的記憶，勾勒出對過去教科書的印象。
《認識臺灣》是由國立編譯館編撰的國中教科書，共分為社會篇、歷史篇與地理篇三本，於 1997 年開始使用，2002 年因應九年一貫課程，走入歷史。儘管實施只有短短不到五年，卻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過去的歷史課本以中國史為核心，臺灣史僅僅是依存於中國史的幾個章節。然而，《認識臺灣》首度將臺灣史升格為一門課，並且有專門的教科書，是在教科書發展上的一個重要指標。
「但說實在，所謂的一綱多本只是變成老師要從很多版本中挑出一本，學生根本感覺不到改變，因為他永遠就只拿到一本書。」儘管從後見之明來看，蕭宇辰與許懿心成為了這段重要歷史的見證人，但對於當時還是學生的他們而言，無論是《認識臺灣》，又或者是升上高中後一綱多本的局面，似乎都沒有留下太過深刻的記憶。
「重點還是在於，你想要教給孩子什麼東西。」蕭宇辰說。
成為老師之後的蕭宇辰，因為科內前輩的建議與要求，他花了大把時間自己編撰講義。為了完整課程內容，除紙本講義之外，蕭宇辰也另外製作了他上課使用的投影片，並試著在教學中，融入更多的數位教材。對於教科書在教學中的定位，蕭宇辰抱持著非常自由的態度，面對不同版本的內容差異，他更重視史實脈絡與框架，與其在意課本中的字句，他認為在課程中加入自己想要和學生溝通的內容才是關鍵。
「教科書並非不重要，對我來說，是老師決定了它的重要性。」曾經在高中任教的蕭宇辰覺得教科書並不是一堂課的全部，但對於任教於國中部的許懿心而言，教科書有著更多的功能與意義。
「課本是眾多教學素材的其中一種切入角度。」許懿心說。
作為體制內的代表，許懿心曾參與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她認為教科書對學生而言最重要的角色有兩個，一個是「考試範圍的劃定」，教科書的存在對內容做出限制，同時也緩解了學生對考試的焦慮；另一個角色則是「獲取課程知識的自學工具」，「教科書應該要有相對的邏輯性與脈絡，讓學生可以自己閱讀。」沒有老師的引導，教科書將會是學生最直接、且唯一能夠了解課程的資訊來源。
「當你了解學生，就可以定義自己身為老師，要怎麼使用這本書，因為第一，我知道學生一定會看，第二，考試一定會考。」從學生的角度反身思考，許懿心進一步以自身教學經驗說明她心目中教科書的角色。「我會額外去補充其他教科書沒有提到的東西，或者帶學生反思，為什麼教科書的內容是這樣寫？」對許懿心而言，教科書並不是上課的唯一素材，她明白課本對學生的重要性，但同時也理解其內容上的局限性。
例如晚清時期的鴉片戰爭，課文可能是以清政府的角度敘寫，不過許懿心在課堂上，還會提出另一份以英國人的視角出發的史料，請學生思考「為何英國人將這場戰爭定位為『商務戰爭』？而清政府卻將重點擺在鴉片？」透過教師的引導提問，除了作為單一觀點的補充，更可以讓學生進行反思。
抱持著不直接給予學生標準答案的教育方針，許懿心在108 課綱國中歷史教科書的編撰過程中，融入更多元的視角與思辨，讓學生能夠理解歷史並非一成不變，實踐自身對於教學與教科書的期待，希望藉由更多政策與現場的配合，讓教育不斷進步。
「編寫教科書不是一件有自由意志的事。」
然而，實際進入編輯團隊之後，許懿心發現現實似乎並不如她所想像的美好。
在編寫新課綱教科書的過程中，許懿心必須夾在多方的意見之間，從主編、教授到教科書出版社，他們分別代表各自的學術權威及商業利益，不同的期待與想像，都會影響教科書最終的樣貌。
「在編撰的過程中，會有非常多意見的衝撞。」許懿心回憶編撰過程中，曾經有部分內容被審查委員標註，建議編輯團隊進行修正，想不到主編教授勃然大怒，完全不認可審查委員的意見，並拒絕做出更動，原封不動再次送審，第二次審查意見出爐，建議修正的部分變為「必須」修正。「我好像是一個打字機，沒有辦法有更多自己的意見。」許懿心笑著排序不同的角色與影響，把編輯教師自己的個人意志排在了最後。
不僅是史實觀點上的想法協調，許懿心也遇過希望可以透過文字，引起學生閱讀歷史時的情感共鳴的編輯老師，在史前文化的章節開頭語寫道「很久很久以前，遙遠的東方太平洋上，有個叫做福爾摩沙的美麗小島……」想當然爾，這樣的內容同樣被主編教授打回票。「歷史教科書還是必須呈現客觀事實，有時候太多的形容詞，等同於把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帶進課本當中，這樣是有風險的。」
從使用、教學再到編撰教科書，許懿心一路以來做了很多不一樣的嘗試，也同樣面臨著挑戰。儘管很多時候，教科書的編寫內容並不允許編者有太多自己的發揮空間，不過，許懿心還是認為 108 課綱的上路，確實幫助許多像她這樣有志改變的老師撐出一些得以揮灑的空間，像是在正課範圍外的「問題與探究」就成了許懿心開始實踐她對教科書想像的重要平臺。
「我會在課本中的『想一想』單元提出幾個史料，問學生看到了什麼？或者在課後的閱讀資料裡，放入課本中較少出現的女性史觀。」正因為 108 課綱的「概念化」的特性，讓老師從教科書到教學中，都能夠納入更多元的聲音。
關於未來，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108 課綱上路，身處教學現場的許懿心，時不時還是會收到不少老師的反彈意見，仍然有些人並不期待新課綱帶來的變化，相反地，他們希望變動越少越好。「學生對考試焦慮，老師其實也非無動於衷，畢竟回過頭來學生升學壓力，多少還是綁在老師身上。」並非所有老師都希望課程內容可以自己決定，有一本經過審查的公定教科書，可以為他們帶來教學上的安全感。
「多元這個概念對於人性來說本來就是抵觸的，換句話說，學生需要有個依靠，老師也不例外，而教科書正好扮演了這個角色。」蕭宇辰有感而發，正因為多數人傾向生存在穩定的結構當中，因此新課綱更加開放的彈性與多元，反而成了某些人焦慮的癥結所在，「就像吃飯一樣，你不要拿菜單問我要吃什麼，直接買給我就好，這就是人性。」蕭宇辰笑著拿起他手邊的餐盒晃了晃。
「當老師跟學生不願意踏出舒適圈的時候，教育自然也不會成長，但我們真的想這樣嗎？」話鋒一轉，蕭宇辰給出一個反問，或許我們更應該要學習與這樣的焦慮共處，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問題，根本就無法只靠單一的知識領域給出回應。
「我覺得開放和概念化，確實是 108 課綱的大方向。只是在開放的過程當中，教材要如何跟上，除了教科書之外，老師是不是可以有其他選擇。」站在體制之外，蕭宇辰提出不一樣的角度，他認為當前社會對教科書的理解仍然過於狹隘。
「只要附加其他外部連結，背後延伸出來的資料是這本教科書的三倍到五倍，這就是紙本搭配線上數位情境很好的應用方向。」對於教科書的未來，從蕭宇辰的想象中，可以看到他期望市場可以更加開放與多元的願景。
不過，以目前的情況而言，教科書的利潤被政府壓低，出版業者為了控制成本，能夠投入的創新資源相對減少。如此一來，無論是先前提到將教科書解構為多元學習教材，或者是數位學習資源的研發及創新，都有所限制。
隨著科技網路越來越發達，學生獲取資訊的管道更加豐富，如何讓一本實體課本裡乘載更多符合數位學習時代的資訊，是教科書無可避免的難題。舉數位學習領域為例，蕭宇辰認為媒材的多元性，是重新定義教科書時應該要被納入的一環，在體制外，他帶著「臺灣吧」以及「故事StoryStudio」兩個團隊，仍持續在擴充知識內容的道路上前進。反觀體制內，每天面對教師與學生的許懿心，在教科書可以更加多元的未來實現前，也持續透過自身的影響力，試圖在現有的教科書架構內，嘗試因應時代展現多元的課程內容。兩位不同身份的教育工作者，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持續努力展現臺灣教育的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