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畫家」的幽微身影：日治時期的臺灣畫壇，如何認識畫出《拾穗》的米勒？

2008 年，巴比松派畫家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名作《拾穗》（Des glaneuses, 1857）及《晚禱》（L’Angélus, 1857-59）首次來臺展出。展覽期間，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展廳票口大排長龍，筆者當年也曾在烈日驕陽下排隊入場，就為了一睹書上提到的名畫真跡，印象十分深刻。

眾所周知，米勒被稱作「田園畫家」，在臺灣頗具知名度。2017 年時，故宮與奧賽美術館合作辦展，《拾穗》再度來臺，造成不少話題。對於臺灣人而言，若非親自前往歐洲參觀美術館、教堂，要一睹西洋美術史巨匠的作品，機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那麼，「田園畫家米勒」為臺灣人所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答案或許頗為出乎意料，早在一百年前就已開始了。

日治時期臺灣報紙上的米勒

早在明治 43 年（1910）5 月，《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一系列名為「世界の名畫」的文章，圖文並茂介紹西洋美術史中的名作。其中就附有米勒《拾穗》（被取名為「三人農夫」）的圖片，同一篇還有新古典主義畫派代表人物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的作品《拿破崙翻越阿爾卑斯山》（Bonaparte franchissant le Grand-Saint-Bernard, 1801）。

文章的作者是臺灣總督府秘書官齋藤參吉（1868-？），他在明治 42 年（1909）時被派赴清國、東南亞及歐美各國，從事殖民地行政、官規的調查及研究。齋藤自言對繪畫的知識短淺，也因此文章被定位為「自己對世界名畫的感想」，文章的內容反映其在歐美各國博物館考察的經驗及心得，不過由於是以日文書寫，預設讀者明顯以在臺日人為主。

直到昭和 2 年（1927）1 月，由臺灣人所辦的第一份報紙《臺灣民報》推出農曆及西曆對照表，並附上彩色印刷的各國名畫。其中有專文介紹米勒（彌列）的《拾穗》（報紙翻譯成「拾稻屑」），並略述其生平與作品賞析：

文章前半段介紹米勒的生平，強調畫家前半生的不得志和困苦，以及退居鄉村後「畫想大進」成為「田園畫家」，後半段則開始簡介《拾穗》。作者或許並未親睹當時收藏於羅浮宮的《拾穗》，而是通過圖版照片進行畫面賞析，並從其他日本出版的傳記轉述 1857 年沙龍展的相關評論，如大正 10 年（1921）武田雨水的《ミレー伝》便有相同的描述。

另外，昭和 9 年（1934）10 月，關心農民文藝的日本文學家中村星湖（1884-1974），向《臺灣日日新報》寄稿，講述自己數年前在羅浮宮親睹《拾穗》及《晚禱》（該篇翻譯「晚鐘」）時的感受。中村星湖將米勒稱做「農民畫家」，講述懷才不遇的米勒，如何在動盪的後法國大革命時期描寫生活困頓的勞動者圖像，並在貧困及疾病的交迫下堅守自己的創作理念，頗契合中村星湖關懷農民生活的自我心境。

日治時期臺灣畫家與米勒的交會

總之，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藉由臺日知識分子的轉介，知曉米勒偉人化的「田園畫家」或「農民畫家」形象。而藝術界方面，米勒及其所屬的巴比松派，則對日本近代美術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早從 19 世紀末開始，日本就有留歐西洋畫家及御雇外國人（指幕末明治時代日本所聘僱的外國顧問）引進巴比松派的風格。例如曾任工部美術學校教師的豐塔涅西（Antonio Fontanesi, 1818-1882），與其學生淺井忠（1856-1907）。

臺灣年輕一代的畫家赴日求學的過程中，雖未直接自上述的師資體系中汲取養分，不過審視歷年臺灣官辦美展的作品，不乏農村、田園主題的作品。而日治時期赴法習畫者如劉啟祥（1910-1998）、顏水龍（1903-1997）、楊三郎（1907-1995）等，很可能在參觀羅浮宮的同時親睹過米勒的真跡。

畫家陳澄波（1895-1947）一生雖未能赴歐，但在其收藏中，也有從雜誌上剪貼的《拾穗》圖版，可能被其視為創作上的參考。

另外，對臺灣畫家而言，關懷勞工及農民的米勒似乎被視為道德上的偉人。例如，水彩畫家藍蔭鼎（1903-1979）曾在報上發表〈東西大家の名言帖〉，引述米勒的名言，以鼓勵年輕的藝術家。而長年在礦坑任職的「礦工畫家」洪瑞麟（1912-1996），幼時就讀支持無政府主義、關懷下層人民生活的稻垣藤兵衛（1892-1955）所成立的稻江義塾。洪瑞麟藉由老師提供的圖書，得以認識米勒。詩人王白淵（1902-1965）曾赴日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立志成為「臺灣的米勒」。此處的「米勒」顯然不只是巴比松派的「田園畫家」，而是關懷底層人民、一生艱苦創作的「農民畫家」。王白淵之後雖未能延續畫業志向，但人道主義的關懷及左翼精神影響其生命軌跡甚鉅。

結語

早在日治時期，地處遠東殖民地的臺灣，就已認識米勒。在無法親睹原作的時代，藉由許多知識分子的積極引介，米勒的形象得以在臺灣被確立。畫家們以書籍及印刷圖像，知曉米勒的生命故事及畫業，並視之為具道德楷模、關懷底層人民處境的偉人。而巴比松派畫家們所擅長的農民、農村生活圖像，則透過不同的管道，為臺灣畫家所學習，被轉化為具有臺灣地方色彩（Local color）風情的作品。

以李梅樹（1902-1983）為例，戰後民國 37 年（1948），他以家人為肖像，描繪農村勞動女性《黃昏》一作。無論是畫意或構圖（前排直立的女子），該作都受到朱爾斯．布荷東（Jules Breton, 1827-1906）的《拾穗者的呼喚》（Le rappel des glaneuses, 1859）影響。

雖說布荷東僅被視為巴比松派及米勒風格的追隨者之一，但其生前不但已收穫名聲，畫風也與米勒有所不同。相較於米勒，布荷東更擅長以詩意浪漫的氛圍表現畫中的勞動女性形象。不過兩人同樣關心土地、農村主題，一同被視為 19 世紀重要的自然主義畫家，並且都受到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的崇敬。

回到 2008 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奧賽美術館舉辦「驚艷米勒 田園之美畫展」，實際上除了米勒的《拾穗》及《晚禱》，布荷東《拾穗者的呼喚》也同樣首度來臺展出。從 1910 年齋藤參吉在《臺灣日日新報》撰文介紹米勒算起已近百年，臺灣民眾終能親睹真跡，並重拾這段幽微而影響深遠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