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神明，使我生做臺灣人。」一場震撼人心的法庭審判，揭開臺灣人尋找島嶼前途的序幕｜文協1920之一

1925 年 2 月 20 日，天空下著微微細雨。臺北街頭，幾十人簇擁著蔣渭水，成群結隊，宛如歡送英雄。警察見狀，要求蔣渭水勸眾人解散，以免生出事端。但蔣渭水說，送往迎來是人情之美，他無法干涉。

這天是他第二次入獄的日子。

回想兩年前的 12 月，臺灣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的名義，拘捕蔣渭水在內的 40 多人，將他們關進臺北監獄。

這場大逮捕是突如其來的，但總督府發動這項行動，事前應該經過縝密籌劃。在當天凌晨極短的時間內，有近百人遭到拘捕、搜查和傳訊。而且事件發生時，根據葉榮鐘回憶，「一切對外交通，莫論電話、電信，除官方以外，私人的通信均被控制。街頭巷尾與公共場所，均有特務人員在監視。」

這群遭到逮捕的人，多半都是當時社會上的知識精英，他們有個共同的背景，就是同為「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成員。

幾年前開始，臺灣的知識精英便以設立臺灣議會為目標，屢次發起請願運動，其行動早已引起殖民政府側目；臺灣人社會運動的組織與力量顯然更見成長，自然會引起統治者的不安。到了 1923 年，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團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正式成立，再次踩到紅線，總督府因此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名義，將這群運動人士一網打盡。

這是蔣渭水第一次入獄，他被關了六十四天，然後獲得假釋。

感謝神明，使我生做臺灣人

隔年，臺北地方法院針對此事開庭審判，現場擠滿了群眾，想要親眼見證這場審判。開庭後，代表日本官方的檢察官三好一八與代表被告的律師們分別發表陳述，一邊指責參與者年輕無知，「剛度過書生生活而已，對於政治完全沒有經驗」，另一邊則強調他們「有大志，憂國憫人」、「其志可嘉，其行動值得敬佩」。

雙方來來回回，針鋒相對。辯論的最後，身為被告的蔡培火突然提出要求，希望能親自參與答辯，而且期待檢察官在場。對於這個要求，庭長原本覺得並無必要，但蔡培火卻說：「庭長既然准許檢察官談政治，為什麼不允許我們談政治呢？」

據記載，此話一出，庭內突然緊張起來。最後，庭長同意讓被告推派五人──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蔣渭水、蔡培火，負責代表答辯，只是要求簡單扼要。

這個決定，給了五個人表現的舞臺。

在眾多觀眾面前，他們慷慨陳詞，不只反駁檢察官的指控，更提出對於日本殖民政策的批評，並陳述各自對臺灣前途的想像。

其中，蔣渭水尤其雄辯滔滔，一下說「所謂的不祥事件的大部分都是警察的責任，而不是臺灣人的責任」、一下說「說反對同化主義便是叛逆，未免欺人太甚」⋯⋯一口氣講了七點意見，回應檢察官指控。但第六點才講到一半，就被裁判長制止，第七點講沒幾句，又被制止。蔣渭水只好直接切入結論，他說：

「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臺灣人，是因為臺灣人把握世界平和的鎖鑰咧，世界平和的第一關門，是東洋的平和，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臺灣人，應具有做日華親善之楔子的使命，依着臺灣人遂行這使命，東洋的平和，才能確保，世界人類的幸福，才能完成。」

可惜的是，儘管蔣渭水講得無比動人，只是幾經審判，他與盟友們仍被認定有罪，被判徒刑四個月。

曷不決心大勇為

面對牢獄之災，蔣渭水早已做好準備。前一次被拘捕時，他措手不及，只匆匆帶了三本書入獄，其中兩本分送獄友，手中只剩《明治維新志士活躍史》，不得不托朋友家人趕緊送來書籍。

第二次入獄，他一得知判決有罪，便到各處搜羅了一百多本書，用報紙包成七包，接著到江山樓參加眾人為他舉辦的送別會，而後還到牙科醫院一趟，裝了金牙。瀟灑從容，迎接接下來四個月的獄中生活。

入監時，蔣渭水身上穿著一件外套，是出門前妻子陳甜要他帶上的。蔣渭水原本不肯，認為獄中自有制服，無需另外準備，但陳甜堅持，兩人幾乎為此產生衝突，最後蔣渭水拗不過妻子之意，只得穿上。結果到達監獄時，蔣渭水才知道，由於當天時間已晚，他被要求在未決監暫宿一晚，等待隔天發落。當晚就寢之際，身上那件外套，成了難得的保暖之物，也讓蔣渭水不由得想起妻子無微不至的照顧。

蔣渭水與陳甜相遇在 1919 年，那年陳甜 19 歲，蔣渭水比她大十歲。陳甜在東薈芳從事藝旦工作，略通文藝，當時蔣渭水已經與家中安排的童養媳石阿有成婚，但與陳甜一見傾心，不久之後，陳甜便嫁入蔣家為妾。從那時開始，兩人時常出雙入對，成為革命夥伴。獄中兩人時時通信，成了蔣渭水的精神支柱。

獄中伙食不佳，米飯中常摻著小石頭與老鼠屎，而且絕少肉類，讓蔣渭水夢裡常常出現與友人在酒樓大快朵頤的日子。吃飯對蔣渭水而言有獨特的意義，他的外甥女曾經回憶，這位姑丈幾乎每天都席開兩、三桌，宴請同志，幾乎把賺來的錢都花在這上面。

美食歸美食，蔣渭水更為重視的，終究是精神食糧。服刑期間，蔣渭水拼了命地讀書。前一次入監期間，他遍讀歷史、政治學、醫學、宗教、文學。

這一次，他同樣要求最大劑量的知識成長。他笑稱，年輕時本想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但未能如願，這次利用入獄時間，心無旁騖，專心讀書，宛如留學進修了一遍，心裡「十分歡喜」。

不過只能讀，不能寫。因為蔣渭水在第一次入監期間，寫得太多、太好、太為轟動，反而讓他聲名大噪，種種針對批評殖民政府的聲音，以入獄日記的形式，化作人人爭睹之文章。這一次，官方學到教訓，嚴格規定他不得寫作，還將紙筆都給沒收。

但這只能暫時阻止蔣渭水的發言。歷經兩次入獄經驗，如今的他知識更為豐富，視角更為廣博──囚禁時光，成為他成長之機。出獄之後，他隨即在報上發表〈獄中隨筆〉，同時投入了各地的講演活動，用文字號召同志，以聲音喚醒民眾。他會歷經磨練、挑戰，然後成為殖民地臺灣追求自主運動中的領袖。

1924 年，蔣渭水第一次被拘留在臺北監獄期間，曾經寫下這麼一首「快入來詞」，其中寫道：

心忡忡似怒濤，思滾滾如急流，覺時代已推移，感吾生之將休（學問基礎薄弱，小才不成大事將老矣），奮起乎乾坤一擲復幾時，曷不決心大勇為。
 

那是個激昂的時代，世界的思潮洶湧而來，而蔣渭水要抓這個時機，乘著這個浪潮，全力一搏。

這一年他三十三歲。他的生命和理想，正在熾熱地燃燒。

結交天下之豪傑

蔣渭水很早就展現領導才能與政治興趣。二十歲時，蔣渭水考進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校期間就曾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對世界的動向也報以關心，特別是對岸的辛亥革命。

在學校裡，蔣渭水認識了不少同樣對政治感興趣的同學，包括高他一班的杜聰明、翁俊明與賴和。1913 年，這些聰明又熱血的醫學生，有次竟起心動念，嘗試要刺殺企圖恢復帝制的袁世凱，可惜最後鎩羽而歸，計畫無疾而終。但蔣渭水對政治的投入還不只這一樁，他參與、舉辦各種活動，自稱其中「也有可笑的，也有可驚的，也有可悲憤的，也有可痛快的，也有很危險的」。

畢業之後，蔣渭水在宜蘭醫院工作一年，隔年春天辭職，打算自行開業，但他卻決定要離開故鄉，轉往台北。箇中原因，乃是因為想要「結交天下之豪傑」。

1916 年，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在大稻埕開幕了。隔年，他又開起「春風得意樓」。進入大城市，又經營酒樓，蔣渭水應該是很有機會結交各路英雄豪傑的。但結果卻讓他大為失望。開業五年，「所謂酒肉朋友，卻是不少，而公務上的同志則全無。」讓他感到生活了無意義、成天醉生夢死。

這樣悲觀的情緒，終於到 1920 年出現轉變的契機。而其中的關鍵，正是遇見了另一位在臺灣民族運動中的要角──霧峰林家的林獻堂。

林獻堂比蔣渭水長十歲，當時已經是臺灣知識界望重一方的人物。霧峰林家家道殷實，林獻堂利用手中資源，慷慨地資助各種文化與政治運動。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包括林獻堂在內的台灣知識份子，與當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年年發起起請願，希望能在臺灣設置議會，以追求殖民地自主的理想。

對於外界動態相當關心的蔣渭水，自然也不會忽略眼前這件正在發生中的大事。他發現議會請願運動與自身的志向十分相符，一時之間，政治狂熱又被點燃，彷彿是當年那個不顧一切的年輕人。

但他畢竟已經不一樣了。現在他已經是名執業的醫師，工作不是殺人，又是救人，而且，要救得不只是身體，還有他們的思想與靈魂。

於是，蔣渭水在大安醫院成立「文化公司」，為的是透過販售書報，引進各項思潮。而春風得意樓中，宴請的也不再是酒肉朋友，而是追求相同理想的革命夥伴。

1920 年 8 月，一位叫做謝文達的臺灣年輕人，在東京舉辦的飛行競賽贏得獎項，消息傳回臺灣，讓許多人都深感振奮。蔣渭水旋即組織了「稻江應援團」，歡迎這位「臺灣之光」，又在春風得意樓召開歡迎宴。

那年九月，在臺北江山樓又有一場謝文達的歡迎宴，現場來了幾百人，不少都是年輕的學子，他們受到謝文達鼓舞，也想一睹他的風采。現場熱鬧非凡，連總督府的官員也親臨現場。但這天並非只是個單純的歡迎宴，那天晚上趁著謝文達在場，還上演了一場大和解的戲碼。

和解雙方，一邊代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蔣渭水和吳海水，另一邊是代表臺北師範學校的彭華英與謝春木。其中吳海水與謝春木都不過二十歲上下，尚未自學校畢業。

在當時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兩所學校培養了殖民地臺灣許多菁英，被喻為是臺灣的「牛津與劍橋」，但或許也因此，不免產生競爭心理，瑜亮情節。

不過那天晚上，在謝文達面前，來自這兩校同學卻簽署聲明，打算盡棄前嫌，握手言和，而且願意從此攜手合作。他們決定，接下來要定期開會討論學術問題、建立屬於臺灣人的報刊，並共同推動臺灣社會的知識啟蒙。訂出這樣的目標後，眾人就推選出十多位計畫委員，蔣渭水也名列其中。

那個晚上，現場洋溢著大同團結的氣氛。這群年輕人的理想，彷彿就要乘著謝文達的機翼，一同飛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