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冉上升的畫壇新星，在無情的戰爭中直直墜落──二戰期間的日本戰歿畫家，與他們存在的證明

無庸置疑，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最慘烈、血腥的戰爭。共造成全球數千萬人的死亡，也改變了國際權力的版圖，甚至是人類歷史的走向。

對藝術史而言，二戰大至改變整個國家總體美術的發展跟方向，小則牽動著無數畫家個人的命運。在日本，有許多畫家載筆從軍，以畫筆描繪戲劇性的戰爭場面，或是新佔領地的風光。而這些代表性的「從軍畫家」，往往是近年日本藝術史研究回頭思索那段歷史時所關注的焦點。【圖 1】

但除了這些從軍畫家，還有許多畫藝待琢磨的少年畫家，在二戰期間被徵召派赴前線，先後戰死。這群年輕的「戰歿畫家」（或稱戰歿畫學生）沒能藝術史留名，往往只是戰場中的一兵一卒，手持槍砲向前挺進，在帝國的號召下，成為未曾綻放就被血水打落的櫻花。

近十幾年，這群戰歿畫家群體及他們的藝術創作，慢慢被更多人所注意，並試圖納入藝術史的敘事之中。他們求學、獨學生涯中所留下的心血結晶，呈現多樣化與充滿活力的面貌。少年藝術家們積極回應該時代所流行的各種前衛、新興風格，且創作中也反映出內心深處多愁、感性的詩情面向。

未竟的超現實之夢：大塚耕二與矢崎博信

一九三〇年代，仍就讀於帝國美術學校的大塚耕二（1914-1945），就曾多次入選獨立美術協會展，堪稱「前衛」繪畫的明日之星。研究者指出，大塚的創作游移在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日本前衛美術的兩大潮流，超現實及抽象表現主義之間。他在 1937 年以《トリリート》【圖 2】入選獨立展，前景可見三根圓直的浮木飄在前景的水面，將觀眾的視覺導引至遠景，在荒蕪的褐黃沙岸上，聳立著近似英國威爾特郡巨石陣的古代遺跡。構圖單純簡約，表現夢境一般的空間氛圍。

這幅《トリリート》獲得當時畫壇的矚目，然而大塚本人卻在 1940 年，二次大戰如火如荼之際被徵召，先後被派赴中國東北、菲律賓，最後於呂宋島的普洛格山戰死，年僅 31 歲。從入學、畢業、入伍到去世，大塚的創作生涯僅僅 7 年。

與大塚同年出生的還有矢崎博信（1914-1944），出身長野縣，比大塚早一年入學帝國美術學校的矢崎，對都市有著強烈的疏離感，故鄉的荒原高山成為他寄託鄉愁的圖像，藉由超現實繪畫，矢崎展開自我的觀照。他在 1938 年以《高原の幻影》【圖 3】入選獨立展。遼闊的鄉里風景壟罩在幽微的月光下，枯瘦的樹木在暗夜的微風中柔軟地搖擺。而前景扭曲的鋼筆、茶杯、書籤等私人物品，彷彿象徵著離開故鄉、前往都市謀生的畫家自己。

畢業後，在父親的介紹下，矢崎博信回到故鄉任教，但仍保持和中央前衛藝術圈的交流。然而，戰爭卻輕易擊碎了畫家的日常。1943 年，矢崎只得接受部隊召集，隨軍在中太平洋特魯克島進行船底作業時，遭到魚雷攻擊戰死，卒年 29 歲。

 

在「帝國邊境」懷抱夢想：大江正美與菅良夫

上述兩位都是在東京求學的畫學生，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戰歿畫家在其短暫的生命中，未曾接受過正式的美術教育。例如出身北海道，在工作之餘自學繪畫的大江正美（1913-1943）就是這樣的例子。然而他仍靠著自學入選多個畫展，展現旺盛的創作意志。

1941 年左右，大江正美從北海道來到臺灣，隔年舉辦畫展。也大約在同一時間應召入伍，有關大江為何來臺，以及入伍的先後時間，我們無從得知。不過 1941 年底，他在臺灣以《瓦工場風景》入選第 4 回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府展）。其作品和陳澄波、郭雪湖、楊三郎等臺灣畫家一同被展出。

1943 年 6 月，大江正美被派往更南方支援戰況。然而他卻在從軍期間罹患瘧疾。年底便被船隻載回北海道，送往日野醫院診療。身邊行囊只剩下一本素描簿，以及幾張油畫布，其壽命也僅剩半個月。

日野醫院的院長相當喜歡大江正美的作品，自知死期將至的大江，在病床上將這幅《白い家》【圖 4】，當成治療費送給了院長，卒年 30 歲。遺作《白い家》的畫面氛圍陰鬱且壓抑，但湛藍的天空與雪白綿延的山巒，也許正是大江心之所向的北海道景色吧。至少他在臨死之際終究回到了故鄉。

有別於短暫停留臺灣的大江正美，另一位戰歿畫家菅良夫（?-1945）則在臺灣求學、成長。然而有關他的訊息同樣所知甚少，只能從他在臺北一中（今建中）的同學，同為畫家的蕭如松（1922-1992）口述獲知。在蕭如松的回憶裡，菅良夫是引領他踏入「美術的巍峨殿堂」的重要友人，而在校時期，菅良夫就曾入選過兩回府展，前途一片明朗。但戰爭的到來卻將兩人的繪畫之路罩上陰霾。

菅君後來被徵調參加戰役，臨行前，我趕往高雄一所小學校裡會面，菅君執著我的手說：「你不用操心，費用我來想辦法，等我回家一起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美術。」從此，我就不再有他的消息，我透過許多管道探尋他的行蹤，得到的回音，竟然是菅君在戰役中捐軀了。

菅良夫的作品影像留存不多，其中一幅自畫像【圖 5】，目光堅毅，表情充滿自信。但這位年輕的畫家終究沒能前往東京美術學校。戰後臺日兩地被國境所撕裂，等不到友人歸來的蕭如松，終其一生也沒有到過日本習畫。

以上所介紹的年輕「戰歿畫家」們，或許在短暫的畫業中展現出多樣的風格及旺盛的創作意志，然而終究沒能在藝術史中佔有一席之地，被傳承、歌頌。

此時，若將戰爭造就的仇恨及傷痕先放在一旁，後世的我們要如何評價堪稱是他們存在證據凝縮而成的藝術結晶？在這個問題得到圓滿的解答之前，這群戰歿畫家的作品仍無言地沉浮於藝術史的茫茫大海中，等待我們發掘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