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這兩個字，有時同我國禮教即家庭的組織法上，發生衝突。比方說有一家人，父母染了急性劇烈的傳染病，要是做兒女的，不在床前服侍，放開腳的跑了開去。這種時候，左街坊、右鄰舍，必定眾口一詞的罵道：這種不孝順父母的後輩，竟忘了生身之德，怎麼這樣狼心狗肺的做得出來！那做兒女的，誰肯擔這不孝之名？只好投死似的，到床前服侍湯藥……[1]

1924 年，上海的《醫事月刊》刊登了一篇以「隔離」為主題的文章，宣導傳染病的防治方法。那個年代，連「細菌」一詞都還是嶄新的外來語，人們對於流行病學並不熟悉，自然需要有人來向大家解說這些衛教知識。

麻煩的是：傳統社會的觀念裡，父母若是生病，子女理當要在旁侍奉，怎能把自己的爹娘關在門後哩？對中國人而言，若是揹上不孝的罪名，恐怕要比患病還來得更為嚴重。

不只是床前盡孝，清末民初的中國百姓在瘟疫來臨時抗拒隔離，還有種種理由。比方說， 1910 年的哈爾濱曾發生過一次嚴重的鼠疫。哈爾濱在當時算是相當國際化的城市，俄國與清國各有自己的管轄範圍（所謂「道裡」、「道外」）。當疫情開始蔓延的時候，俄方旋即要求清政府以隔離手段，把可能的傳染途徑先管控起來。

192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