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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認識記者的本質和工作,就不會輕易地說: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專訪《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
作者:郭育安|攝影:廖貽柔

《報導者》辦公室內,距離約定時間還有 7 分鐘的早晨,玻璃大門被推開;一位有著棕色長直髮,帶著墨鏡、口罩及卷邊爵士帽的女士,一走進辦公室便被編輯攔截,詢問著有關報導專題的最終決定。

即便身穿一身休閒的裝扮,不過,一瞥那身影與氣場就知道,今天的受訪者李雪莉到了。

作為《報導者》的總編輯,李雪莉有著許多亮眼的成績。從記者到總編的這些年,他得過臺灣卓新調查首獎、香港 SOPA 人權首獎及調查首獎等,收到許多肯定的加持之餘,他也持續在做新聞的道路上努力;五年的時間裡,與《報導者》的夥伴們在非營利模式下,挑戰許多難度相當高的社會、公共議題,長期下來累積了不少擲地有聲的深度調查報導。當《報導者》逐漸在媒體界佔有一席之地的同時,作為總編輯,他最清楚在臺灣當記者的甘苦。

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

沒辦法回到現場?點閱率的漩渦下,在即時新聞中求生存的媒體記者

「來辦公室的路上,我正好目睹了一場爭執。」李雪莉分享,捷運上一個高大的外國人正在和一個滿身刺青的臺灣大叔吵架,「具體是因為什麼原因,我其實沒有注意到,好像是因為外國人沒有配戴口罩。」在被爭吵的聲音吸引之前,那只是李雪莉的上班日常中,再平凡不過的一段通勤;但在被聲音吸引之後,李雪莉瞬間進入了記者的觀察狀態,從當事人的外觀樣貌,到每個細微的肢體動作,甚至是周圍其他乘客的反應與眼神,透過對話和空間的觀察,他無聲地梳理出爭吵事件的樣貌。

透過觀察和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認識,我拼出了一個故事的版本,不過他是不是真的,就連我人在現場也不敢肯定。

李雪莉說,即便是親眼目睹的事件,都不盡然能理解全貌,況且是其他更為複雜的社會新聞? 

過去二十多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帶動媒體、廣告的商業模式結構改變,Google 與 Facebook 吸收了全球近七成的廣告曝光管道,就連以影像為主的 YouTube 平臺也加入點閱率與廣告收益的商業循環中。因此,部分傳媒的營運模式,在社會環境的變動之下,必須創造聳動標題來吸引大眾的點擊窺探,並以點閱數作為記者的績效指標。

在點閱掛帥的環境與體制下,每個記者的 KPI(關鍵績效指標),不再是做了多麼複雜的調查報導,而是每天需要達到多高的點閱率。舉個例子,一位進到主流媒體的記者,一天要發八則新聞,不同路線的記者,一個月可能會需要負擔五百萬甚至一千萬的點閱數字;這怎麼可能辦到?沒關係,每篇只要五百字,反正達到帳面目標,就可以活下來了。

「所以現在媒體是在求生存,而不是求好的新聞。」李雪莉感嘆地說。

許多碎片化、煽情的新聞應運而生,相對客觀的事實全貌已然不是記者追求的目標。況且,伴隨著網路演算法的不斷更新,一個身在主流媒體的記者,光是煩惱怎麼達到 KPI,就已消耗許多時間精力。

相對的,若選擇以「現場」作為生產報導的方法,守在駐地的交通與時間成本高,長出來的新聞相對緩慢且量少,壓根趕不上其他主流媒體的發布效率,難以在時限之內達到所謂的 KPI。 

因此,「回到現場」的新聞本質,隨著媒體結構的改變而漸漸流失。在現在這個資訊共享的時代,手機就可以上網、拍照甚至是攝影,好像只要記錄下某個事件發生的瞬間,每個人都可以是公民記者,隨時分享、爆料這個社會上的大小故事,作為觀看者,透過一張照片、一段影片或文字,我們似乎也習慣了這樣的資訊餵養方式。

進到現場的記者 ── 看見數據背後的生命故事

寫調查報導如果不進去現場,有沒有什麼差別?」李雪莉自問自答,幾乎是沒有停頓的,他堅定地說:「當然有很大的差別。

或許有人會覺得量化的「數據」能客觀地作為「事實」,例如衛福部每年調查脆弱家庭的數字,可以作為評估臺灣社會家庭風險消長的依據。不過,作為記者,李雪莉更重視的是,在這些沒有血肉的數字背後,每一個脆弱家庭中,到底發生什麼事?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在政府提出的「脆弱家庭辨識指標」之外的故事,我們一無所知。

「就拿『安毒幽靈』的專題來說,每一位成癮者,可能都是你我身邊的那個誰,他們有工作、有家庭,有的甚至事業有成,一點都不像是刻板印象中的吸毒者。」李雪莉說,在做「安毒」專題的時候,他拜訪了一位長期偵辦毒品案件的檢察官,身為執法者,檢察官只會專注在犯罪的「構成要件」上,關心的總是最近一次的用藥時間、毒品的來源或是否有從事販售行為等等。一旦要件成立,檢察官眼前的陌生人,便會背負上「吸毒者」的標籤,獲得應有的懲戒,然後成為報告上的數字。

「不過,他們總是重複吸毒。」幾年下來,不斷看到熟識的面孔,讓這位檢察官開始拋開以往的要件問題,關心起這些人用藥的真正原因。「超過 120 個個案裡,每個人都有著不一樣的故事,透過深度調查,我們可以發現在吸毒問題背後,更龐大的結構問題。」 

如果不去到現場,那一定會有更多死角,唯有到現場、參與觀察,將報導上的數字賦予生命與真實感,也才有可能更貼近更多的事實。

李雪莉強調,記者也是人,沒有上帝視角,即使回到現場依然要保留懷疑的空間。對於記者來說,與駐紮地的人們建立信任關係非一朝一夕之事,訪問人面對記者所提供的說詞,更是需要被三番檢證。

正如《報導者》的記者,為了專題進到收容精神病患的「龍發堂」,跟著社工的腳步認識這裡,寫下「堂眾」的生活故事與醫療狀況;或是雪莉自己經手的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報導,面對面和青少年談話,描繪出毒品販運鍊中,底層樣貌的一隅。

所有的報導都得來不易,靠的全是記者耐住寂寞、勤走現場的堅持。

「若挑簡單容易的議題,why us?」 深度調查報導的時效性與犯錯

然而,要怎麼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製作出追求事實且具有深度的調查報導? 

「我們面對的確是時效的挑戰,但我相信好的作品是雋永的,有些文章你兩三年後可能都還是覺得有參考價值的,所以這也是我和《報導者》一直在努力平衡的事。」李雪莉坦承地說。 

像是「南鐵東移」即將拆遷,從企劃到呈現,最多就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又如 2018 年突發的「普悠瑪事件」,為了跟上時事的熱度,記者必須在兩天內完稿。

不過,除了即時性的專題,《報導者》也不斷推出一些耗時較長的大型專題,「有可能是因為議題本身有難度,或是遇到突發狀況延長了製作的時間。」例如「血淚漁場」、「安毒幽靈」,就花費將近半年時間製作,因為其中有很難突破的環節,尤其跨國議題光是語言、約訪的過程就已相當繁雜,現在又遇到 Covid-19 疫情無法出國,時程可能會拖更長。

說著說著,李雪莉有些感嘆:「我常在想說,為何要挑那麼難又很爭議的,但這就是臺灣社會現在最需要的對話不是嗎?若挑簡單容易的,why us?我們就不需要存在啦。所以同事們是很拚戰的,他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即使他犯了錯,我是絕對不會怪他,因為我知道那是一個 sincere、honest mistake。」

記者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在截稿時間之前,透過訪問事件中的不同角色的說法與公文、報告、判決書等「hard data」的輔助,試著更接近事情的全貌與真相,「但是真相是什麼我們不一定會知道,我們也可能會犯錯。」

「你可能被朋友一罵,就掉眼淚了。」不怕被批判的勇氣,記者與網路暗流

「有的時候記者寫稿寫到熬夜、累到爆,突然靈感閃過某部分可能會出錯,要不要再核實、再找對方求證,會一直跟自己對話,結果很常是累到你沒有辦法。」李雪莉道出身為記者在時效截稿與調查之間的兩難。

「不過,通常你要是放過了那個可疑的靈感,就會出事。」還記得今年三月開始,國內疫情爆發,口罩被瘋搶一空,島內頓時蔓生極大的焦慮與恐慌。和疫情有關的報導成為了社會上關心的重點,《報導者》當時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選擇企劃一個正面的專題,他們去了經濟部,問了還有哪些尚未被報導的國家口罩隊──即使是小工廠,也全力催生口罩的隊友。

這經濟部的名單上,就列著「加利科技工廠」的名字。為了多方查核,記者也還問了紡織業拓展會的看法,並且四度訪談加利工廠老闆林明進、員工,以及監工的國軍外,希望作出能安定臺灣社會焦慮氛圍的報導。 

不料,到了八月,爆出加利工廠老闆混用中國口罩的負面新聞,《報導者》迎來的是排山倒海的討伐聲浪,有些網友更是帶著惡意伺機貼上各種標籤。事後李雪莉檢討,在時間與氛圍的壓力下,忽略了要採訪加利工廠的競爭對手,如今,他們就必須面對社會上每雙眼睛的檢視與批判。 即便並不合理,不過,作為記者他們選擇檢討與承受。

「光是不怕被批判的勇氣,我就很給鼓勵了。為什麼那麼多人不願意進到這個產業,有時不只是辛苦,還怕被社群獵巫,抗壓性要夠強的,你可能被朋友一罵,你就掉眼淚了,更何況是不認識的陌生人。所以,我覺得現在願意做深度調查報導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記者要面對的考驗和挑戰絕對超乎你的想像。當你認識記者的本質和工作,以及記者的辛苦,你就不會輕易的說『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話。」

記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職業?面對外界看不到的辛苦與壓力,李雪莉有感地說。

從默默無名到一群支持者的出現:嘗試多元媒材的《報導者》

除了深度調查報導背後的艱辛之外,作為網路新媒體的總編輯,李雪莉也見識過各種的人情冷暖。剛從進到《報導者》的時候,某天在臺北採訪,需要和機關申調官方的數據資料,然而,對方沒聽過《報導者》,就告訴李雪莉,他需要的資料要去臺中才能取得。但他報上自己名字的時候,對方又跟他改口說:「哎呀,你怎麼不跟我報你的名字勒,資料可以直接拿到臺北給妳。」 

大媒體和新媒體之間,待遇的落差顯而易見,似乎也讓新媒體在跑新聞的時候得面臨資源稀缺的層層關卡。

草創期的《報導者》因位處邊緣,知名度尚未在閱眾之間打開,「現在誰會想在線上看兩千字以上的長文呢?」李雪莉說,大家對於走向書寫深度報導的路線,抱持觀望的態度。前三年《報導者》和今周刊、商業周刊、蘋果日報等主流媒體合作,也和立法委員合辦公聽會、將拍的影片供予電視臺播放等。希望藉由主流媒體,一起讓《報導者》關注的議題被更多人看到。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報導者,除了線上新聞之外,現在也能在 Instagram、Telegram 等各式社群媒體上看到報導者的紮營。他們更於 2019 年底辦過「讀報吧!期間限定閱覽室」的展覽,將線上幾個專題紙本化,這彷彿說明,紙本新聞的存在依然有一定的時代定位與意義。

紙本新聞展出時,依然吸引年紀稍長、或者就是喜歡拿著紙本的溫度而慢慢咀嚼的人;不過,也在這次展覽意外發現 15 歲的忠實讀者,讓編輯部萌生日後若有足夠人力,嘗試做小學生、高中生報紙的可能性。

隨後《報導者》承著今年 Podcast 的浪頭,不僅於榜上獲得回響,也觸及 Facebook 以外、以聲音在認識報導者的另一群聽眾。另外,報導者也嘗試做較短篇的報導「mini reporter」,結果居然有一堆讀者哀嚎說要看長文。這些聽眾與讀者的寶貴回饋,都讓報導者覺得至少現在的方向是沒有錯的,也看到一群喜歡看深度報導的支持者。

從點閱率的漩渦解放出來:「做好的報導,我一點都不覺得多」

近年來,講究「生產好內容」的公共書寫平臺越來越多,問雪莉會不會擔心競爭者有一天超越《報導者》?他說不會,原因充滿了他對報導工作的期望:

「其實,只要是好媒體的良性競爭,我都非常歡迎。希望可以有更多這樣的平台出現,那麼努力的寫手在辛苦的工作中,就能有足夠的空間製作好新聞、好內容,因為過去二十年來,這群人是被拒絕的。我希望《報導者》能撐開這空間,讓大家知道這條路有繼續走下去的可能性,我們讀者也值得更好的媒體,人才也值得進到這裡來過一個好的生活。」

有人會說《報導者》很厲害、不收任何廣告與政治的贊助,宛如新聞界的清流,但雪莉卻有些擔憂:「我絕對不會這樣講,我們真的很腳踏實地的在做每件事情,去挑戰不能沒有人去說的困難議題,但不代表我們完美,所以我們會願意分享我們失敗的經驗。」 

作為記者、作為《報導者》的總編輯,李雪莉一路走來,依然如履薄冰。他很感謝也期望有更多理性冷靜的讀者,能在這個數位的時代裡,重新認識記者,也透過記者的報導,共同關心臺灣社會中複雜的公共議題。

身在當今數位時代的狂潮中,世界在變、媒體在變,但不變的是,李雪莉在笑容底下的堅定──

我也要為現在的記者平反一下,在這個資訊獲取相對容易的時代,即便是寫短篇娛樂新聞,依然要追求事實本身。若你東西沒有證據,不認真的記者反而更容易成為網上眾矢之的。

儘管大環境對於記者不夠友善,在面對記者後輩的時候,李雪莉仍然會提醒他們,「記者的本質,是在盡可能的接近真實。」這也許是很傳統、老派的說法,但在李雪莉 21 年的記者生涯裡,都是這樣相信的。

正如同從過去到現在,所有「做新聞」的人,為之追逐與奮鬥的目標,在如今網路當道的時代裡,這個願望依舊發光。

受訪時的李雪莉,正熱情的分享他對於報導與記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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