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史上最著名的瘟疫之謎──黑死病
作者:李尚仁(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發生在歐洲中世紀末期的黑死病,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疫病。

歐洲的疫情最早於 1347 年出現在西西里,再隨貿易路線傳播到地中海主要城市,接著擴散到整個西歐與北歐。四年後,疫情又蔓延到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再轉向東傳播到俄國。在缺乏精準的人口統計情況下,歷史學者根據教區的死亡登記、稅收紀錄、財產繼承文件等史料,估計這場疫情可能導致歐洲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亡,特別是法國南部、義大利中部與北歐國家的疫情尤其慘重。

黑死病的歐洲傳播(Source: wikipedia)

難解的黑死病之謎

黑死病的史學研究數量龐大,卻仍有許多難解的問題與爭議,甚至連黑死病究竟是什麼疾病的此類根本問題,至今都還爭論不休。

過去一般認為,黑死病就是鼠疫,因為當時的醫師與作家描述了患者的鼠蹊、腋下與頸部會出現腫塊,也就是淋巴腺腫大,這是來自帶菌的跳蚤叮咬所傳染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之典型症狀。還有一種藉由病患飛沫傳染的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死亡率更高,當時描述病症時則有提到病患吐血等肺部症狀。

肢端壞疽瘟疫者右手。黑壞疽是瘟疫的表現之一故科學家推斷黑死病是鼠疫。(Source: wikipedia)

然而,有些學者對黑死病是否就是鼠疫仍抱持懷疑的看法。因為當時的歐洲人是按照傳統醫學的理論來觀察與描述疾病,觀察的重點與描述方式跟現代醫學不免有出入,在沒辦法進行細菌學檢驗時,只根據文字記載來回溯診斷疾病有相當的不確定性,畢竟某些傳染病也可能出現相同症狀。

由於鼠疫是個夏天盛行的疾病,但黑死病不論夏冬都很盛行,就算在寒冷的北歐冬天也疫情不減,有些學者因此認為黑死病很可能是炭疽桿菌引起的炭疽熱疫情。晚近也有科學家使用電腦流行病學模型來分析史料,認為黑死病應該是類似伊波拉病毒這類的新興病毒所引起。

關於黑死病的起源,學者間也有不同意見。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認為它是在十三世紀後期,由蒙古大軍將鼠疫的病原由雲南帶到中亞,然後傳播到歐洲。但也有學者認為,黑死病與公元六世紀下半拜占庭帝國的查士丁尼大瘟疫(Justinian Plague)乃至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瘟疫是同一種疾病,因此一直都潛伏於歐洲。甚至連黑死病這個名稱也有問題,因為這是十九世紀歷史學者使用的名稱,歷史學者派克(Katharine Park)指出,當時的人用的名稱是「大疫」(Great Pestilence)、「大死亡」(Great Mortality)或「普世瘟疫」(Universal Pest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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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死亡瘟床的黑暗歐洲

相較於黑死病的起源、或名稱爭議,史學上對這場瘟疫的社會經濟背景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英國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就認為,中世紀歐洲的經濟繁榮、人口成長,恰巧就是培養黑死病大流行的最佳溫床。城鎮興起導致人口更加密集、貿易增加使得交通更為頻繁,這些都是傳染病流行的有利條件。

到了十三世紀,歐洲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增加,已經超過農地開拓與技術改良所能提供的範圍。糧價上漲,有更多的底層人民生活條件惡化,受苦於飢餓與營養不良。在 1315 年到 1317 年間又發生一系列的飢荒,接著出現牛與羊的家畜傳染病。因此有些歷史學者認為,黑死病是一場複合災難,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可能不僅僅是鼠疫,還要加上流感與傷寒等其他傳染疾病。

除了大環境的因素,當時人對黑死病的文化態度也留下許多紀錄。疫情的猛烈導致巨大的社會恐慌。由於黑死病的死亡率太高了,當時人不只害怕和病患接觸,甚至還傳言只要被病人的目光看到就會染病。這種謠言當然更強化社會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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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談》(Decameron)的作者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提到,疾病的恐懼造成家庭分崩離析,染病家人被遺棄,死後往往親友也不敢出席死者葬禮,甚至因殯葬工人也病死或逃逸導致死者乏人收埋。當時流傳住在山地的人因為長期呼吸新鮮空氣,體質強健比較不會罹患瘟疫,可惜很多從高地招募來的工人也無法倖免於難。

民眾對醫師的信心也不高,薄伽丘說「醫師的建議或任何的醫藥都沒有價值」,面對兇猛的疫情,如果沒死,逃離疫區似乎是最好的自保方法。不只民眾,連許多醫師、官員和神職人員也紛紛避疫。臨終的宗教儀式在中世紀社會極為重要,由於神職人員死的死、逃的逃,以致許多家庭找不到教士來舉行臨終儀式,教廷為此破例讓不具神職身分的俗人、甚至女性,也可以聆聽死者最後告解並代禱。有些城市的官員和警察也都擅離職守躲避瘟疫去了,導致市政停擺治安敗壞。當然更有不少民眾逃離疫區,但他們偶爾也會遭到其他地區的人排斥與阻擋。

疫情期間出現了尋找代罪羔羊的醜惡恐怖現象,乞丐、流浪漢與外地人被指控散播疾病而遭到攻擊與殺害。普羅旺斯、瑞士、加泰隆尼亞、日耳曼南部以及萊茵河地區則出現指控猶太人蓄意散播瘟疫,許多猶太社區不分男女老幼都遭到基督徒火刑處死。儘管當時的教宗克勉六世(Clement VI,1291-1352)明文禁止攻擊猶太人,聲稱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一樣會染疫,因此瘟疫不是猶太人散播的。但教宗的詔命仍無法阻止攻擊猶太人的風潮,尤其是在日耳曼地區。

過去有人認為猶太人是因為放高利貸引起貧困庶民的怨恨,然而近年的研究指出,當時的猶太人並未從事貸款給平民大眾的生意,遭到審問的猶太人中也沒有從事放貸者。史料顯示指控猶太人的主要是王公貴族,而當時的神聖羅馬皇帝查理四世更是煽動屠殺猶太人的幕後黑手。在史特拉斯堡,雖然當地工匠行會設法保護猶太人,但該城貴族出身的主教卻動員當地貴族勢力,屠殺該城數千名猶太人,還推翻原本由工匠行會主導的市政府。

1348 年佛羅倫斯的瘟疫繪圖(Source: wikipedia)

理解瘟疫的兩種角度:宗教 VS 統治者

面對這樣的大災難,教會與宗教信仰較為虔誠的人士用神學的角度理解瘟疫,認為人們奢侈、貪婪,縱情聲色物慾而遠離的上主,瘟疫是上帝對不虔敬者的懲罰。因此教會要求信徒禱告、懺悔和朝聖,也有些城邦通過法律嚴禁通姦、賭博、口出惡言以及不守安息日。但朝不保夕的恐懼也激起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及時行樂,人放縱慾望奢華歡宴的行為多有所聞。《十日談》中就描繪了許多在瘟疫中放縱享樂的心態。義大利某些地方甚至進行苦行運動,人們群體遊行鞭打自己,但此行為因對教會當局頗有批評不滿,而遭到教宗譴責為異端。

除了逃亡與遷怒,歐洲社會也試圖以醫療與行政手段來因應這場大疫。醫學界遵循當時西方醫學傳統的體液學說來了解此一疾病,認為瘟疫是吸入屍體等腐敗物質散發的有害氣體,導致病人體液的失衡與敗壞而引起。此外,也有人懷疑是天象異常導致了瘟疫的發生。要治療此病,病人得調整飲食起居,食用清淡卻滋補的食品與多休息。醫師也會幫病人放血、開藥給病人服用,乃至以手術切開腫大的淋巴。

政府當局則傾向認定瘟疫是種傳染病,感染源是由外地來的人或貨物所引進。在災難來臨時,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因此地中海沿岸的城邦為了因應疫情採取了一系列立法、行政與衛生措施。一些城邦開始對外來的人與貨物進行檢疫。義大利城邦限制和疫區的往來,禁止進口疫區的布料服裝。英文的隔離檢疫(quarantine)一詞就來自義大利方言。位在今天克羅埃西亞境內的拉古撒共和國(Ragussa),在 1377 年開始對來自疫區的人與貨物進行 30 天檢疫,1397 年起延長到四十天。1383 年,馬賽也開始採用檢疫制度,威尼斯、比薩與熱內亞等義大利重要貿易城邦先後跟進。

一些國家也建立隔離所與醫院來收容病人,包括專門收容、隔離瘟疫病人的「疫病所」(pest house)。當時駐蹕亞維農的天主教教廷最早採取這樣的做法,在城外搭建木屋收容染病之人。後來也有政府採用原本收容痲瘋病患的病院來收容黑死病患者,乃至興建更具規模的醫院來隔離病人。除了檢疫之外,義大利城邦當局訂定法規與聘用專責人員改善城市公共衛生狀況,清除骯髒汙穢、防止監獄過度擁擠、規定屍體埋葬的規則等,聘請醫師檢查與治療病人。這些做法後來也得到其他國家效法。這些預防黑死病的措施,成為日後現代國家公共衛生的濫觴。

在黑死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之後,原本的社會與經濟也出現改變。

中世紀史學者赫利夕(David Herlihy)對佛羅倫斯的研究就指出,由於大量人口死亡造成人手短缺,工資因而上漲,改善了工人的處境,但許多人在經歷生死交關的疫情之後,面對工作機會與更高的收入時卻選擇享受生活,更願意把金錢花在華服與飲宴上面,政府甚至為此頒布禁奢令。此外,在人口大量減少後,職業行會並沒有相應地減少招收學徒,而是為了維護傳統仍招收同額的學徒,因而較為不易挑選到與過去相同水準的人才,導致行會抱怨新手的水準降低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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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黑死病每隔數年就捲土重來,之後出現間隔拉長到十餘年乃至更久,但疫情主要出現在個別城市,嚴重程度也不一。馬賽於 1720 到 1722 年發生了西歐最後一次的重大疫情。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民眾仍常常離開瘟疫蔓延的城市到鄉下避難。我們都聽過牛頓為了躲避 1665 年的大瘟疫,在安靜的鄉下潛心研究,而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著名事蹟。美國歷史學家孔亨(Samuel K. Cohn)則指出,由於瘟疫通常發生在夏天,義大利的貴族常在此時前往鄉下避疫,並為此在鄉下興建莊園別墅。此一風氣隨後受到富裕階級的效法,形成夏天到鄉下避暑的習俗。

瘟疫也使天主教出現新的聖人崇拜信仰,一些護佑民眾免於瘟疫所害的聖徒開始受人崇拜,如聖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聖洛克(Saint Roch, 1295-1327)等等。其中最為神秘的是聖洛克,據說他生前致力於照顧罹患瘟疫的病人,甚至因此染疫,就在他自認無救即將死去的時候,跑來一條狗舔他的膿瘡,他因此而痊癒。

除了向這些主掌救治瘟疫的聖徒乞求神蹟,教會也會舉辦驅逐瘟疫宗教遊行,請求上主或聖徒讓瘟疫趕快退散。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這類行為純屬迷信,遊行更是增加群聚感染的風險。然而,如孔亨所強調,當時這類信仰某種程度上安撫了民心,有助防止黑死病首度爆發時讓社會近乎失序解體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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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勞力、新發明誕生,黑死病的深遠影響

中世紀末的黑死病造成歐洲大量人口的死亡,這必然產生重大的衝擊,但帶來的影響與後果是什麼?

一個常見說法是,黑死病導致勞動力的短缺與工資上漲,促使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瓦解與新的商業社會興起。疫情期間天主教會的失能導致其知識與道德權威受損,促成了文藝復興與日後的宗教改革。歷史學者赫利夕甚至認為,工人的短缺帶來節省勞力的需求,促成了包括古騰堡活字印刷等重要科技的發明。

然而,美國歷史學家琳德曼(Mary Lindemann)指出,這些大敘述近年都受到了質疑與反駁,在許多更為特定而細膩深入的研究問世後,歷史學者發現黑死病對歐洲不同地區造成的影響頗不相同而無法一概而論。

黑死病就像許多重大的歷史議題一樣,在學界進行了更多且細節更豐富的個案研究之後,過去原本清晰鮮明的歷史大圖像,如今反而因為過於複雜而模糊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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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Samuel K. Cohn, Jr., Epidemics: Hate and Compassion from the Plague of Athens to AI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Samuel K. Cohn, Jr., “Patterns of Plague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Modern Europe”, in Mark Jackson (ed.)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Disease (Routledge, 2017), pp. 165-182.
  3. David Herlihy,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Mark Harrison,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Polity, 2004).
  5. Mary Lindemann,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Katharine Park, “Black Death”, in 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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