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老不相見
開封與洛陽，按照當時的道路里程，相距四百里，不過七、八日的行程。然而，若無皇帝的旨意，臣子卻不能隨意進京。自從熙寧三年（1070）十一月二日轉身西去，司馬光已經有十五年沒有重返開封、再見皇帝了。
如今他站在天津橋上，瞇細著昏花的老眼，翹首東望，甚至已無法想像汴梁城現在的模樣。他印象中的汴梁，仍然是十五年前的汴梁，是三十年前的汴梁，是四十四年前的汴梁，是自由、舒展、繁華、熱鬧的汴梁城。衰朽殘年，來日無多，在他的有生之年，是否還能再見皇帝、面獻忠懇呢？司馬光在不安中期待著來自開封的消息，然而，他等來的卻是一個噩耗。
元豐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在開封宮城的福寧殿駕崩，得年三十八歲，十歲的長子趙煦（1077—1100）即位，史稱哲宗，神宗的母親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權同處分軍國事」。 兩天之後，三月七日，司馬光在洛陽接獲「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的消息，這才明白，他與神宗再也無緣相見了──搶先撒手西去的，竟然不是自認來日無多的司馬光，而是理應正當盛年的神宗皇帝！
神宗與司馬光這一對君臣，到頭來竟然是「一別十五年，終老不相見」。同樣與神宗「終老不相見」的，還有熙寧九年（1076）年離開相位、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杜甫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感嘆命運作弄、人世浮沉、相逢不易。然而這三個人哪一個都不是任人擺布的小人物，特別是神宗，貴為天子，自從王安石下臺之後，更是獨掌大政，他想要見誰，都不過是一道旨意的事情。
司馬光與王安石是神宗生命中兩位最重要的大臣，一位培養、塑造了他的政治形象，另一位則始終堅定地站在一旁，提醒他危險與錯誤。對於這樣兩位元老重臣，神宗都終老不相見，究竟是為什麼？神宗的內心經歷過怎樣的糾結和交戰？神宗晚年，的確動過召還司馬光的念頭。元豐五年九月的「三十個月之約」就是一個有力證據。神宗的心思，他晚年的宰相蔡確（1037-1093）是知道的。所以，蔡確刻意拉攏程顥的學生、司馬光曾經的門客邢恕。那麼，既然有意相召，為何卻至死未召？
豈因小人撓
很多人相信，神宗之所以未召司馬光，是因為「小人」的阻攔。元豐三年（1080），神宗親自設計、主導了一場官僚機構改革，史稱「元豐改制」。宋朝政府的最高決策方式、官職名稱與組織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皇帝的權力加強了。神宗賦予這場官制改革的任務，本來還包括對官僚團隊組成的調整──改變王安石新黨一家獨大的局面。他對宰相們說：「新官制即將推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說：
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
聞聽此言，首相王珪、次相蔡確「相顧失色」。王珪是翰林學士出身，「高級祕書做了十八年，資格最老」，眼看著後起之秀都紛紛當了宰相、樞密使，心中委屈，賦詩感懷，神宗「見而憐之」，這才把他也提上來當了副宰相。
除了善寫華麗公文，王珪的另外一大優點便是聽話，從副宰相到宰相，足足幹了十六年，沒有提出過任何像樣的意見和建議，只是順情說好話，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取聖旨」，聽皇帝裁決，「領（得）聖旨」向下達傳，開口必稱「已得聖旨」，故而人稱「三旨相公」。
所以，王安石都下臺了，王珪卻還屹立不倒，成了神宗朝的政壇「常青樹」。蔡確則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上來的，屬於「新黨」，他從副宰相提宰相時，富弼曾經上言反對，以為「小人不宜大用」。聽神宗說要讓司馬光回來，蔡確、王珪都很緊張。王珪「愁壞了，不知道該怎麼辦」，蔡確就給他出主意說：
陛下最在乎的事就是拓邊西北，相公如果能把這責任擔起來，那麼宰相的高位就保住了。
司馬光反對西北開邊，這一點，神宗知，王珪知，蔡確知，天下盡人皆知。如果神宗要開戰，必然不會再召還司馬光，而且即使神宗有旨相召，司馬光也必不奉詔。王珪喜，謝蔡確。於是乎，王珪派人獻上了「平夏策」，而神宗果然就沒再召還司馬光。
神宗至死不召司馬光，真的是因為小人阻攔嗎？這樣的故事，我們在評書戲曲、電影電視裡看過太多，皇帝的佳謀睿智，總是很容易地被那些平庸、腐敗的邪惡小人所沮壞。讒言易入，忠臣難進。然而，皇帝果真如此愚蠢、沒主見，這麼容易被讒言打動嗎？
缺乏主見顯然不是神宗的特點。神宗是怎樣的皇帝啊 ？！ 無比自信，「學問高遠，講話必定引經據典。⋯⋯談經論史，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觀點」。無比勤政，「勵精求治，生怕做得不夠好，總攬萬務，無論大事小事，事必躬親」。「放假也不休息，有時候太陽都落山了，午飯還沒吃，太皇太后和太后兩位娘娘只好派人去催」。 這樣一個皇帝若真要召還司馬光，又豈是區區一個王珪能攔得住的？別忘了王珪為什麼能安居相位十六年，因為他聽話──是王珪聽皇帝的話，而不是皇帝聽王珪的話！
如果不是因為小人攔阻，那麼必定是神宗本人有不能、不願召還司馬光的理由。
法令由朕造
這理由便是神宗對王安石路線的固守。神宗在位十九年，王安石從副宰相到宰相，當政的時間前前後後加起來將近八年，王安石下臺之後，神宗乾綱獨運九年，仍然堅持走王安石的路，用王安石的人。
熙寧七年（1074）四月十九日，在巨大的壓力之下，神宗揮淚罷免了王安石。這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罷相。然而，就在三日之後，卻出現了這樣一則詔書：
朕⋯⋯八年於茲，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參考群策而斷自朕志。⋯⋯雖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為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之。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
詔書的內容可以歸納為四點：第一，過去八年來所有的法令「皆斷自朕志」是朕的法令，而非王安石的法令。第二，新法的問題不在於新法本身，而在於執行中的歪曲不力，在於「吏或違法」。第三，新法可以完善，不可以推翻。第四，敢有違背新法者，重罰不赦。用司馬光的話來說，那便是「新法已行，必不可動」。
這樣一則詔書，是否反映了神宗的本意呢？不錯，它的確出自王安石「護法善神」呂惠卿的建議，然而卻不能不說是神宗的意圖。神宗同意王安石下野，是忍痛割愛，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他才會同意王安石的布局，在王安石罷相的當日，即任命韓絳為宰相、呂惠卿為參知政事，而這兩個人都是王安石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當然，呂惠卿最終野心膨脹，背叛了王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則是後話了。
那些相信神宗只是被「奸人」矇蔽了雙眼的，要麼是政治上的瞎子，要麼就是一廂情願。李師中就是這樣的瞎子，他在王安石罷相之後很快上疏請求神宗召還司馬光，結果當然遭到貶謫處分。神宗對李師中的處理批示中有「朋邪罔上」四個字，所謂朋邪，劍鋒所向，正是被李師中推薦的司馬光諸人。李師中是司馬光的恩師龐籍提拔起來的，他反對開邊，政治傾向與司馬光接近。貶謫李師中，正所謂「殺雞儆猴」，目的就是要警告司馬光和所有王安石路線的反對派，正告他們，皇帝說新法「斷自朕志」絕非虛言。
熙寧九年（1076）二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徹底離開政壇，神宗是否會願意對王安石路線稍作調整呢？對此，司馬光曾經懷抱了希望。他給王安石的繼任者吳充（1021-1080）寫信，說「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請求他調整路線、改變王安石的弊法，救民保邦。後人說：「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批評吳充坐失改革良機。其實吳充還是努力了的，只是阻力太大，而最大的阻力正來自神宗本人。「鄭俠移居案」頗能說明問題。
鄭俠（1041-1119）何許人？一個膽子極大的小官兒。他考中進士之前，曾經在江寧府向王安石問學，跟王安石的兒子王雱也很熟。但是，對於王安石的「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鄭俠都心存保留。所以，他進京之後，明確拒絕了王安石所指示的更便捷的升遷之路，做起了開封安上門的監門官，負責監督收稅。
從熙寧六年七月到第二年三月，持續大旱，麥苗乾枯，黍、粟、麻、豆都來不及下種，穀物價格猛漲。而官府各項稅費的催繳並不停歇，沒奈何，老百姓只得「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米」，乃至「典妻賣女，父子不相保，遷移逃走，形容困頓，衣衫襤褸」。鄭俠在安上門日日耳聞目睹，憂國傷民，心如刀割，就把他所看見的，繪成了一幅《流民圖》，想要讓皇帝看一看宮外真實的世界。
可是他地位卑微，沒有正常管道可以上書，於是就甘冒風險，利用職務便利，擅自動用了官府的郵政系統──馬遞，假稱是快馬急報，把圖畫和上書送進了宮。鄭俠上書發生在熙寧七年（1074）的三月二十六日，神宗得圖，反覆觀覽，長吁數次，夜不能寐，第二天就採取了十八項政策措施，暫停了一些新法，要求對新法的實施狀況嚴加督管，並且下詔自責，開放言路。
天公作美，三日之後，大雨傾盆。群臣入賀，神宗向他們展示了鄭俠的《流民圖》。「《流民圖》事件」助長了反對派的氣焰，王安石只得自請罷相來平息壓力，鄭俠也因為擅自動用馬遞受到處分。
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罷相之後，鄭俠繼續上疏批評新法害民，主張罷黜呂惠卿，結果遭到了罷官、流放、監視居住的處分。呂惠卿又利用鄭俠案，擴大打擊面，趁機搞掉了比自己更資深的參知政事馮京（1021—1094），王安石的弟弟安國（1028—1074）因為與鄭俠有交往，也被削去所有官職，免官為民。呂惠卿的醉翁之意，不在安國，而在安石。安國被貶，神宗怕王安石多想，特地下詔書安慰，「安石對使者泣」。照呂惠卿的意思，鄭俠就該殺。還好神宗頭腦清醒，說：
鄭俠上書不是為他自己，忠誠可嘉，怎麼可以過度責罰呢？
最終，鄭俠被貶到廣東英州監視居住。
吳充上臺之後，曾經想利用大赦改善鄭俠的狀況，把他從英州轉移到生活條件相對更好的鄂州（湖北）。吳充是一個溫和而有智慧的政治家，他是王安石的親家，了解王安石，也了解神宗。因此，他沒有直接驚動神宗，而是利用宰相府對於「例行公事」的直接審批權，批狀下發。
如果此事能夠成功，那就等於朝廷承認鄭俠案懲罰過重、平反有望，那麼，王安石時代的政策措施或者可以慢慢改變了。「鄭俠移居案」就像是吳充拋出的一枚探路石子。結果怎樣呢？石子尚未落地，便遭到攔截，被重重地扔回來，砸到了吳充的腳上。出手攔截的，不是別人，正是神宗本人。
神宗大怒，親自批示：
「英州監視居住人鄭俠原犯目無尊上、大逆不道罪行，情節極其悖逆，饒他不死，已經是極大的恩惠。不得變更居住地。」
十來名宰相府和刑部的辦事人員受到處分。吳充安然無恙，但宰相府卻失去了最後的獨立審批權。神宗下詔：
「從今以後，所有類型的入奏公務，都必須等皇帝親自畫可之後，宰相才可以簽字下發。」
在神宗執政的最後九年中，是否與王安石、與新法「異論」，仍然是一條裁定官員政治立場的「紅線」。元豐五年（1082），王安石的親弟弟、副宰相王安禮推薦張問作侍郎，神宗說：
張問好為異論。他知滄州，上言本地老百姓寧可逃荒，也不願意忍受新法的苦。
王安禮又推薦王古，又以同樣的原因遭到神宗否決。
神宗的最後九年，幾乎處處事事都籠罩在王安石的影響之下。就這點來看，王安石可以說是宋朝最成功的政治家，他本人在金陵悠遊山林，然而他所培養的人卻遍布整個國家，延續他的作風，貫徹他的路線，執行他的政策。在皇帝寶座上的神宗毫無疑問是王安石最出色的學生。神宗從王安石那裡學到的最大政治祕笈便是統一思想、集中權力。
垂淚對群臣
權力越來越集中到神宗一個人的手裡。熙寧十年（1077），因為鄭俠移居案，宰相府失去了最後的審批權，淪為皇帝的高級祕書。神宗用的宰相，最典型的就是「三旨相公」王珪，聽話，好使，可是無甚用處。神宗喜歡用他們，卻並不喜歡他們。元豐三年（1080）吳充退休之後，王珪獨相直至元豐五年四月，蔡確自參知政事拜相，王珪為首相，蔡確為次相，直至神宗駕崩。
這兩個人，神宗「對他們的禮數很薄，多次因為小過錯罰他們的款，每次罰款都要讓他們到宮門謝恩。宰相罰款宮門謝恩，這是大宋開國以來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人人都覺得恥辱」。一個驕傲的人怎麼會喜歡一點傲骨都沒有的人呢？然而人若有傲骨，又怎會入得驕傲皇帝的法眼？帝王的驕矜之心，輕視大臣之意，是一劑毒藥，它在皇帝的周圍豎起一道無形的屏障，屏蔽那些真正的治國安邦之才與切中要害的批評。
滿朝朱紫貴，辦事靠何人？這是神宗的真實感嘆。元豐五年（1082），陝西邊事未息，需要大規模調集軍需。可是靠誰來辦事呢？舉目四望無人能行。神宗不禁感嘆：
想當初，秦國位於關中之地，僅僅靠著一國的力量，都能夠統一九州。現在我大宋的天下十倍於秦，把東南的財賦調到關中來，保證充足啊，再得到名將練兵，想幹什麼幹不成？只可惜沒有這個人啊！
陝西的軍糧成了神宗的心病，幾天之後，他再度召集宰相開會討論。不知道說到了什麼，神宗忽然激動起來，說：「仁宗朝的時候，西夏擾邊，開啟戰端，契丹又趁火打劫，派人來勒索，仁宗皇帝在延和殿跟宰相們談話，感慨憤怒，痛哭流涕。朕是列祖列宗的子孫，看守著祖宗傳下來的神器，一想到列祖列宗的託付之重⋯⋯該怎麼辦啊！」說完，面容轉悲，泣不成聲。「群臣震恐莫敢對」。
「該怎麼辦啊！」這一哭，哭出了神宗所有的委屈憤懣。神宗生命的最後時光，大有「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孤寒悲愴，他是多麼想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成為堯舜之上的皇帝，來證明父親即位的正確、本支血統的高貴，然而他最最重視、投入精力最多的西北拓邊事業，卻是一敗再敗，消耗國力、損兵折將，幾乎看不到勝利的希望。對於這些失敗，神宗本人是要負極大責任的。
西北拓邊，從頭到尾，都是神宗本人在主導。「每當用兵，有時會整宿整宿地不睡覺，前線的奏報絡繹而來，神宗用手札處置，號令諸將，丁寧詳密地把制勝之機傳授給他們。縱然是千里之外，神宗也是親自節制」。 他自以為運籌帷幄，可以決勝千里；實際上卻表現得像一個任性的孩子，隨意揮霍著手中的權力，以及百姓的生命。元豐五年陝西的糧草問題為什麼讓他如此傷感？因為元豐四年，老百姓的忍耐就已經到達了極限。靈州之役，官府督促老百姓運糧，「役夫被斫，植立而不動」，寧可被砍傷砍死，也不願意送糧上戰場去送死。
驕傲的神宗皇帝是在孤獨中鬱悶地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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