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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到廁所，可能有人在不經意間露出嫌棄的表情，彷彿已經嗅到專屬廁所的屎尿臭味。事實上，現在多數廁所已擺脫過往骯髒的既定印象，空間乾淨明亮，更有專人維護清潔，成為女人化妝、男人閒聊的場所，但為什麼我們還是會將廁所與臭味劃上等號？臺灣人對廁所的氣味記憶又是從何時開始建構的呢？
讓我們回到 1928 年盛夏時分，從一起嬰孩溺死事件說起。
那天，淡水街上李姓人家年僅一歲的養女，不慎跌入床邊的便桶，慘遭溺斃。當時嬰兒跌落便桶溺斃的案件頻頻發生，警察也疲於處理類似案件，就在本案將以「意外事件」結案的前一刻，女嬰養父突然坦承犯罪。
原來是養父認為女嬰帶煞，造成家人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再加上女嬰哭鬧不休，盛怒之下，便將熟睡中的女嬰擲入房間的便桶，企圖佯裝成一起意外事件。
礙於線索不足，我們無從得知這位狠心父親最終面臨到什麼樣的刑罰與社會批判。不過這起案件卻可以讓我們思考：為什麼嬰兒跌落便桶溺斃會成為當時社會常見意外之一？這和臺灣人家中的廁所設計是否有所關聯？
要解開這個謎題，得先從臺灣百年前的如廁習慣開始說起。
屋內床旁解手，屋外露天解放
清代臺灣人尚未建立現代化的衛生習慣，家中鮮少設置如廁空間。當有內急時，不是在戶外草叢、田埂就地解決，就是在路邊掘一個淺坑、左右各擺一條木板、底下置入木桶，收縮之間，草草了事。
然而，傳統農家婦女受限於不得拋頭露面的慣習，多半是利用放置於床邊的「屎桶」及「尿桶」解決生理需求，比較講究隱私者則會在床鋪與屎尿桶之間拉起簡陋布簾，極為克難的如廁空間就在一張破布與眠床間形成。
傳統漢人家屋多半狹小、陰暗，再加上屎尿桶通常累積至七、八分滿時才會拿去屋外傾倒，本就不通風的室內空氣夾雜著排泄物的異味，如此惡劣的生活環境，釀成了嬰幼兒於熟睡中跌入屎尿桶，慘遭溺斃的憾事。
相對於鄉村地區，稍具規模的城市則設有「廁池」或「廁場」。顧名思義，就是一塊空地中挖掘數個糞坑供人解決生理需求，但也因為使用人數甚多，不時會出現擰著鼻子、面面相覷的尷尬景象，稍有不慎，還有可能跌入屎坑，弄得渾身腥臭。
延伸閱讀：歷史上，人類何時開始用衛生紙擦屁股？
長期暴露於炎熱潮濕環境下的廁池，不僅成為疾病的溫床，源源不絕的濃郁屎尿味，更是讓路過的行人頻頻作嘔。每當強風暴雨來臨，廁池裡翻滾的「黃金」隨泥水衝入民家，積水退去後，僅留下污穢不堪的街道無人灑掃，如此臭氣熏天的環境讓人苦不堪言。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在如此克難的環境中如廁，清代官府為提供中國官員暫時休息辦公而建的「公館」，便會講究地另闢一處如廁空間。1777 年（清乾隆四十二年）時任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所建的公館，就細心設置兩處廂房，且「廚廁咸備」，讓暫住的官員們既能填飽肚子，也能享受獨處的廁間時光。
糞坑裡的「黃金」爭奪戰
雖說「廁池」有千百種令人迴避的理由，但它的經營權可說是炙手可熱。
傳統農業社會，屎尿和稻草混合後即是優質的肥料來源，廁池擁有者可以自由運輸、販賣池內蒐集的排泄物，對以務農為主的漢人社會儼然成為金庫般的存在。平民百姓頂多享有廁池的「使用權」，真要論廁池的「經營權」，恐怕還是在有權階級甚至地痞流氓的手上。
舉例來說，新竹縣的城內媽祖廟就曾經為了支應每年廟內支出，在既有租穀、信徒捐納之餘，特別增設一筆「廁池稅租穀十二石」，告示中仍不忘強調「廁池在廟後邊」，藉以彰顯廟方對該空間的管理權。
又像是在道光年間擔任府學訓導的劉光謀，在其著作《海音詩》曾經提及檨仔林（現今臺南市中正路一帶）、五條港分別被羅漢腳和五大家族把持，但位於大南門邊「挑糞人」的剽悍程度更勝一籌，每當兩方人馬爭地盤、搶市場，動輒「拚命死鬬，兵無如之何也」，常令地方官員感到相當頭疼。由此可見，當時掌握廁池經營權的「挑糞人」，逞凶鬥狠的程度不是常人可以匹敵的。
縱使清治臺灣已有「屎尿桶」、「廁池」等排泄空間，但當時臺灣人還是更習慣在原野之間就地解放，隨地便溺的不雅舉措和環境污穢，都被接下來的統治者認為是亟需取締的劣習。
邁進「文明」社會的第一步：從不要隨地大小便開始
1895 年 5 月 29 日，日本軍隊從三貂角一帶登陸，沿路行經漢人聚落的髒亂景象，讓這群外來者殖民者嫌棄萬分。
隔年出版的《近衛師團軍醫部征臺衛生彙報》中就出現了以下記錄：
漢人聚落極為不潔……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各戶又將污水隨意排放至屋外，造成庭院各處積有污水……。而臺北城、臺南城街道兩側污水滯留，發出惡臭，因此城內外皆惡臭沖鼻，使人噁心。
姑且不論上述臭味與髒亂的場景描述是否帶有殖民者歧見，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在長達六個多月的「乙未戰爭」期間，全臺各地因罹患各種疾病死亡的人數高達戰死者的數十倍。
此番慘痛的經歷，迫使臺灣總督府以更加強硬的手段介入民間衛生活動。日本殖民政府入主臺灣之際，隨即展開一連串的衛生調查與政策研擬。1896 年，由後藤新平推薦、專精於衛生工程的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和他的徒弟濱野瀰四郎先後來臺，專門研擬解決臺灣長期瘴氣環繞的辦法。
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技師的巴爾頓，先將目光聚焦於「臺北三市街」（即臺北城、大稻埕、艋舺），從市街空間、建築設計、漢人慣習等面向著手調查。
歷時一個多月，巴爾頓提出改善臺灣衛生環境的解方：「倘若要根本性地解決瘴氣問題，就必須杜絕遍地污水蓄積、常保溝渠潔淨。」換句話說，眼下臺灣亟需建置現代化的上（飲用、灌溉）、下（排水）水道系統。
政府大興土木，準備臺北下水道工程。（Source：臺灣總督府土木部，《臺北水道》：出版地不詳，1910，無頁碼。）當巴爾頓技師專注於環境衛生工程之際，臺灣總督府同步制定公共衛生規範，希望從制度面徹底根除臺灣人隨地大小便的陋習。
1896 年，臺北地區先行頒布《街路取締規則》，除了規範路面擺放物品、修繕權責外，嚴格禁止民眾在街路隨地便溺、隨意傾倒屎尿。違反者一經查獲，將視情況惡劣程度處以一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或是二十錢以上、一圓九十五錢以下的罰款。
面對這些禁絕舊有慣習的法律規範，一般民眾相當不以為然。1897 年 5 月 7 日北部抗日集團首領詹振、林李成列舉日本軍隊的十大罪狀，其中一條明確針對「放尿罰錢」提出非議，直指是「臺民被迫、奮然起義」。最終，這場「糞」然起義被政府鎮壓，無疾而終。
由此可見，連如此細微的生理需求都成為了義正嚴辭的抗日理由，日治初期想要快速根絕各種「不文明」、「低俗」的漢人慣習，實非易事。
這樣的現象到了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時期終於稍稍獲得改善。在後藤新平「生物政治學」的策略下，臺灣總督府自 1898 年起開始進行漢人的舊慣調查，先了解民間需求，再採取相對應的政策。
另一方面，後藤新平也要求警察和地方保甲應時刻扮演指導監督的角色，當看到不符規則者，除了應即刻規勸外，還要不定期舉行道路、水溝的「大清潔」作業，既維護市街整潔，又可避免鼠疫、病毒的肆虐。
在臺民抗爭不斷、又不時爆發疾病傳染的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幾乎是全力投入衛生防疫工作。礙於當時醫療科技未臻成熟，殖民政府只得採取邊做邊修正的態度，一直到後藤新平推行現代化的公共衛生建設後才稍獲改善，但真正深入民間、具體影響人民的力量，恐怕還是警察與保甲制度共築的監控網絡。
所以我說那個香香又有品味的便所呢？
1930 年代初期，一則來自《臺灣新民報》的文章言之鑿鑿地表示，彼時不論是鄉村或都市的臺灣人總是生活在「不潔」中，每天最需要但也最懼怕的場所就是「公共便所」。在炎熱的夏天，撲鼻的屎尿味令人噁心，再加上清掃廁所的人夫怠慢，整個城市往往沈浸於異味之中，不僅有礙健康，更不符合「文明」之樣。
除了指涉公共廁所的不衛生，作者更廣為宣傳打造「防臭」便所的小撇步。諸如便所應設置在日光直射之地，可避免異味發生；在便所表面鋪上厚厚的洋灰，只要確保糞尿不會流入地下，就可避免臭氣出現；最簡單方式，只要在室內外放置樟腦製劑就可以常保清新。
事實上，當時樟腦製劑十分昂貴，一般民間最常使用的除臭劑都是使用唾手可得、煮飯時燒盡的木灰，據說只要在如廁後撒上一把，能在瞬間遏阻臭氣溢出，甚至還有除蟲的功效。後來，在研究者不斷改良下，日式便所也衍生出各種兼具衛生、排臭、屎尿汲取的功能，臺灣社會隨處可聞的屎尿臭味終於漸漸消散。
大小便是人類基本的生理反應，但一般人往往避之不談，若從氣味史的角度觀看，則可以看出消費行為、社會結構等有趣觀察。從無味的土灰、刺鼻的樟腦製劑、標榜「越陳越香」的明星花露水到當代風行亞洲地區的「一滴消臭元」，臺灣人對於「便所」的氣味記憶，未完待續。
本篇內容感謝香港中文大學陳冠妃博士給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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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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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妃，〈港道、人群與城市──臺南五條港的歷史變遷〉，收入故事編輯部，《瞰海：12 種閱讀海洋與世界歷史的方法》，臺北：廣場出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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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 《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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