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革命家:在成為「越南國父」胡志明之前,阮愛國的民主運動
作者:小倉貞男   ▎譯者:林巍翰

胡志明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人物,相貌沉穩留著長長的鬍子。他是完成越南獨立的指導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眾所周知的亞洲卓越政治家。胡志明是越南現代史上最卓越的領導人物,在實現越南獨立之後,越南共產黨仍將「胡志明主義」奉為指導國家的理念。然而,關於胡志明的一生,至今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地方。

1911 年,胡志明離開越南,當他再次回國時已是 1941 年。在這段長達 30 年、相當於他一半人生的時間裡,他都生活在海外;因此,胡志明並沒有參加早期的抗法運動,相反地,他主要的活動多半是去傳遞共產國際的指示。胡志明曾兩度在中國被捕,他挺過了極度惡劣的牢獄環境並且存活了下來,像一隻浴火重生的鳳凰,成為越南獨立運動的核心人物。在每一個發展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我們都可以看到胡志明的身影。

胡志明並不是一位獨裁者型的亞洲領導人,當他擔任領導班子核心時,曾遭到「對法國讓步太多」的批判;越戰期間,他也曾猶豫是否要在越南南部發動武裝鬥爭,以致於遭到武力鬥爭派的逼宮。

從這些事情我們可以得知,胡志明認為在追求越南獨立時,讓所有同胞團結一心,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一大前提,而他正是一位善於凝聚人心、並為革命創造出良好條件的領袖。在越南結束了漫長的戰爭、完成南北統一進入建設新國家的階段時,社會上所有的領域都開始進行了「革新」。此時,「胡志明思想」又再度躍上舞台,成為矚目的焦點。

越南每一個發展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都可以看到胡志明的身影(Source:dronepicrCC BY 2.0

1945 年九月二日,胡志明首次在越南民眾面前亮相。這一天,在位於河內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官邸前的廣場上,胡志明站在廣場中央一個像是為了舉辦日本盆舞[1]而搭建的望樓型演講台上,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獨立。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莫不對對這位體型消瘦、留著長鬚、態度沉穩的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 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當時的法屬印度支那正逢法國的殖民統治和日本軍駐留重疊的時期;這時,由越南共產黨掌握主導權的「越南獨立同盟」(以下簡稱「越盟」)在北部開始活躍起來。「胡志明」這個名字,也逐漸在河內民眾之間口耳相傳開來。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清楚這個男人的底細。

「胡志明」這個名字,是 1942 年他為了潛入中國,偽裝成中國人所使用的化名。這讓人想起過去胡志明在延安時,也曾用過「胡光」作為自己的名稱。然而,在所有的化名中,最受到胡志明青睞且充滿使命感的則是「阮愛國」,這個名字有著「愛國者阮」的含意。

胡志明在國外波瀾萬丈的生活持續了三十年之久,因此有人稱他為「流浪的革命家」。他在巴黎、莫斯科和廣州等地,持續推動、組織抵抗殖民統治的運動,但不論他身在何處,都一貫使用化名度日。

目前已知關於他的化名有「李瑞」、「王」、「陳先生」、「汪山爾」、「宋孟祚」、「李諾夫」、「林」、「李嚴」、「老陳」、「涂」、「同文蘇」等。有一說認為,胡志明的化名有十九個,但也有人主張應該是三十二個,此外,還有學者主張應該是七十六個。

從 1951 年到胡志明過世的 1969 年為止,他在越南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上,用過二十六個筆名來發表文章;然而其中,仍然是以「阮愛國」最為人熟知。

前往法國

胡志明是否真的出生於 1890 年五月十九日,至今仍無法確認。在越南共產黨史上,關於他的出生年月日寫的是「1890 年五月十九日」,法國祕密警察手上的資料則有「1892 年一月二十四日」和「1894 年」兩種版本。而胡志明第一次入境蘇聯(1923 年六月十六日)時,護照上的出生日期則為「1895 年一月十五日」。有人認為,共產黨史之所以會標明「五月十九日」,主要是因為胡志明不喜歡在他生日那天,人們為他舉辦特別的慶祝活動,因此才把自己的生日和越盟成立的日子(1941 年五月十九日)定為同一天。

胡志明的父親名為阮生色,是個農夫的私生子;他先是在農家幫忙做活,後來娶了當地地主的女兒黃氏鸞,共生了三個兒子,最小的兒子名為阮生恭,也就是日後的胡志明。阮生色是一位認真的讀書人,1894 年,他通過了省級的科舉考試,接著又於 1901 年在全國考試中合格。為了紀念這件事,他把阮生恭改名為阮必成。

胡志明出生於義安,這個地方在乾季時非常酷熱,當季風從孟加拉灣吹向印度支那半島的背脊安南山脈時,會引起被稱為「老撾風」的焚風,義安當地深受其擾,嚴重時甚至連水稻都會熱到枯萎。然而,到了雨季,颱風又會襲擊此地,造成河川發生氾濫,引發大洪水,沖走居民的財產。乾旱和洪水重複發生,讓人感受到這是一片無法違逆自然強大威力的艱困土地。

或許正因如此,當人們談到義安時,就不能不提到「反抗」一詞。發起東遊運動的潘佩珠、印度支那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富、國民詩人阮攸,皆出身於此地。

法國統治時期,義安農民的生活益發窮困。因為義安鄰近寮國,所以有許多農民被法國當局強迫徵召,參與修築道路的工程。當時還曾流行過這樣一首歌:

到廣佬去的人啊,別忘了帶上蓆子。它可以用來睡覺,也可以幫你收屍。

在這種強制的賦役勞動下,蓆子可以用於睡覺,也可以把死者捆起來,然後掩埋。當咸宜帝發出《勤王詔》時,各地都有蜂起響應的武裝勢力,然而,他們最後都敗於法軍和與法國聯手的順化官兵手下。

法國統治時期的越南農民(Source:LongvietnamCC BY-SA 4.0

阮生色雖然通過了得以成為官僚的科舉考試,但他對於處處仰法國人鼻息的順化朝廷,以及法國當局對越南事務的日益干涉感到憤恨不平。於是,他決定不求官職,轉而到私塾去教孩子們讀書,當時他還說過「官員是奴隸的奴隸」這樣的話。

雖然阮生色也曾當過郡長,但因為他的作風不被法國人所喜,還曾為此發生過爭執,最後遭到解任。為了躲避法國當局的監視,阮生色曾輾轉於越南各地,最後來到南部的西貢,並在此定居下來。之後他在華僑經營的藥房前,開設了一間代寫處方箋的鋪子維生。因為這份工作的報酬並不多,所以阮生色經常是靠一顆水煮蛋、一碗飯和魚露度過一天。後來,法國警官命令他搬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沙瀝。1930 年,他的身體已然弱不禁風,最後在收容他的寺院裡逝世。

阮生色還在當老師時,潘佩珠經常去拜訪他。雖然潘佩珠也曾經向他勸說,希望他響應東遊運動、把阮生恭送往日本,卻被阮生色婉拒了。相較於日本,阮生色似乎對法國比較感興趣。

在父親的推薦下,阮生恭進入順化的名門國立學校就讀。這所學校的程度約在中學左右,學校的教育內容為法語和「讓越南人文明化」的課程。當父親被解除郡長一職後,阮生恭來到位於南部的藩切,在一間附屬於魚露工廠的小學裡教授法語和越南語。

後來,阮生恭來到了西貢,他先是進了培訓海員的訓練學校就讀,但在三個月後就離開了。1911 年,他以實習廚師的身分搭上了往返於越南和馬賽之間的法國商船,告別了越南。在接下來兩年的船員生活中,他到過地中海和北非的港口,還去了美國,並且造訪了波士頓和紐約,接著又前往英國倫敦。

在這段期間內,阮生恭從事過剷雪、洗盤子、飯店廚房的料理見習生等工作。1917 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他移居到法國巴黎。戰爭期間,曾有十萬名越南人被動員參與歐洲戰線。這時,潘周楨等人也在巴黎,正為了集結不斷摸索如何脫離殖民統治的越南人而努力奔走。

「讓越南獲得自由……」

1919 年六月,胡志明以「阮愛國」之名,向巴黎和會提出發表了請願書;這是世人首次認識到這號人物。這篇請願書是他和潘周楨等人討論之後才公布的,標題為「由越南愛國者團體所提出、關於越南人民的要求一覽」。

他所提出的要求有八項,分別是:(一)赦免所有越南政治犯;(二)改革法屬印度支那的法律,讓越南人和法國人受到同等法律基礎的保護,並廢止刑事法庭;(三)讓越南人擁有出版和言論的自由;(四)讓越南人擁有結社和集會的自由;(五)讓越南人能自由遷徙和出國;(六)讓越南人擁有受教育的自由,為地方原住民開設教授技術的職業學校;(七)讓越南人的代表有可以表明自身願望、參與法國國會的機會;(八)廢止強制越南人消費酒類和鴉片、廢止強制勞動和鹽稅。

此時,阮愛國已經以越南人的身分參加了法國社會黨,因此這封請願書的內容也同時刊載在社會黨的機關報上。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進入尾聲,美國總統威爾遜於 1918 年一月,發表為了終結這場戰事所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內容除了「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撤除關稅壁壘、縮小軍備、民族自決、建立國際和平機構」外,還提倡「公平地解決殖民地問題」,此舉顯然是為了贏取那些反抗歐洲列強殖民支配的民眾支持。

阮愛國等人接受了威爾遜的提議,他們把越南的狀況公諸於世,認為從殖民統治狀態中獲得解放,是越南人當時最適切的要求。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阮愛國的八項要求中,並沒有觸及「越南獨立」的內容。

繼向巴黎和會請願之後,隔年(1920)十二月二十六日,阮愛國以法屬印度支那代表的身分,在法國社會黨第十八次大會(於法國圖爾召開)上發言,使得他在歐洲開始受到矚目。

在請與會者安靜後,這位身形消瘦的亞洲青年開始進行演說:

在法屬印度支那,法國帝國主義者毫不留情地欺壓越南人民。在越南,監獄的數量遠遠超過學校,而且總是人滿為患。法國社會黨有必要採取行動,支持在所有殖民地中,因反抗帝國主義而遭受壓迫的當地居民才對。

阮愛國的言論讓許多在場人士印象深刻。

胡志明於 1921 年參加馬賽法國共產黨代表大會(Source:Wikimedia

當胡志明從西貢出發、首次抵達馬賽時,曾因為被法國人稱為「先生」而大吃一驚。那時,他才了解到「原來在本國的法國人和在殖民地的法國人是不一樣的」,但他仍因為這些法國人對殖民地的事情漠不關心,而感到強烈不滿。因此,他藉由把殖民地的真相告訴法國人,冀望法國人能採取停止殖民統治的行動。

在這次大會中,法國社會黨分裂了,左派組成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而阮愛國也加入了支持他追究殖民地問題的共產黨,成為第一位加入法國共產黨的越南人。關於這件事,胡志明在日後如此解釋: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究竟哪一個國際才是殖民地人民的靠山。在某次聚會裡,幾位同志們告訴我,答案當然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他們把《人道報》(L'Humanite)借給我,要我讀刊登在報中、由列寧所寫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我反覆讀了好幾次,既感動又興奮,甚至留下了喜悅的淚水,然後確信這就是我們所要的解放之道。讓我對列寧和第三國際產生信心的,首先是愛國心,而不是共產主義。透過一步步的鬥爭,讓我愈來愈相信,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讓被壓迫的民族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由隸屬的地位中獲得解放。如果你們不去批判殖民主義,且不站在被壓迫的人那一邊,那麼各位口中所高喊的革命,指的又是什麼呢?」[2]

「協調者」阮愛國

阮愛國持續在巴黎為國際殖民地聯盟的機關報《賤民》[3] 執筆撰文,後來他前往了莫斯科。在 1924 年六月召開的第五次共產國際大會上,阮愛國要求發言,並批評「法國共產黨毫不關心殖民地問題」。

法國政府為了填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耗竭的財政支出,決定徹底榨乾殖民地的利益。共產國際派阮愛國到廣州,要他待在時任中國國民黨顧問的鮑羅廷身邊。對於當時的局勢,阮愛國認為「一切時機都還尚未成熟」,因此反對在越南進行恐怖攻擊和罷工等冒險行為,主張應先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組織。

順著阮愛國的想法,流亡青年黎鴻峰等人參加了在 1925 年六月成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這個組織除了發行《青年》這本刊物,還培育出不少革命家。阮愛國強調:       

「革命不屬於一部分的人,而是全民共通的課題,勞工和農民則是革命的基礎。建設一個屬於馬列主義者的政黨是絕對必要的。就像若有優秀的掌舵者在船上,航海就能順利進行般,如果黨夠有力的話,革命就會成功。在國際社會上,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必須相互合作。越南的革命和世界的革命是彼此連動的,我們不能等待有誰會前來支援,必須自立自強才行。法國帝國主義是有兩隻觸手的寄生蟲,一隻觸手壓榨法國的勞工階級與本國人民,一隻觸手則壓榨越南與其他殖民地的人民。因此,法國帝國主義是法國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共通的敵人。」

後來,阮愛國一度回到莫斯科,接著又前往泰國展開活動。但就在這一期間,越南革命組織的內部發生了分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急於組織國內的勞工團體,將全國大會的時間訂在 1929 年五月一日於香港舉行。

然而,在大會上,北部的東京代表提議「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意見遭到否決,於是,代表在六月十七日返回越南,回國後,旋即在河內宣布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到了十月,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交趾支那分部解散,改組為「安南共產黨」。1930 年一月,新越革命黨組成了「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同盟」。

革命力量分裂成三股勢力成了一個大問題。有鑑於此,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下達了整合革命力量的指示。當時,人在泰國的阮愛國被召回香港,接著於 1930 年二月三日在九龍舉行統一大會。印度支那共產黨和安南共產黨分別派出兩名代表與會,而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同盟則無法派出代表參加。

在經過四天的討論後,二月七日,眾人達成了組織「越南共產黨」的共識,並採用阮愛國起草的黨政治綱領和大眾組織規約。關於阮愛國的想法,其重要性在於他把黨的核心命題定位在「越南革命」上,而越南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為先驅的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然後達成民族獨立,實現土地改革,以完成共產社會的目標」。他把「越南獨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亦即重視民族主義運動,這一點相當值得關注。這時,越南共產黨已有將近五百位黨員。

當代越南共產黨的宣傳海報(Source:Jean-Pierre Dalbéra from Paris, FranceCC BY 2.0

然而,就在同一時間,也有反對阮愛國「越南革命」觀點的人士,在莫斯科學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陳富即是其中一位。1930 年十月十五日到三十一日,越南共產黨在香港召開了第一屆中央委員會,陳富在會中反對「越南革命」,將黨的路線定位為「印度支那革命」。陳富表示:

「越南、寮國、柬埔寨都屬於印度支那地區,皆屬於法國的殖民地。當下的世界局勢正面臨經濟危機,為了達成市場的重分配,列強都卯足了勁準備下一場戰爭。而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擁有殖民地國家的鬥爭,也已經日趨強勁。面對這種現狀,印度支那革命將在革命浪潮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勞工和農民是革命的主力,不須經過高度資本主義的階段,應直接往社會主義邁進;在勞動階級的指導下,結合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勢力,實現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獨立目標。」

中央委員會還把黨名改為「印度支那共產黨」,並選出陳富擔任第一任總書記。1935 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三十一日,在澳門舉行了印度支那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大會,有十三人作為六百位黨員的代表參與此次會議。然而,因為陳富在 1931 年於西貢被捕,所以總書記改由何輝集擔任。

義靜蘇維埃運動

後來,越南國內成立了「義靜蘇維埃」。1930 年九月十二日,義安有六千位農民走向榮市。因乾旱而引發的飢荒襲擊了義安一帶,當農民的生活實在無以為繼時,他們開始自主發起組織、召開集會,沒收地主的財產並進行重分配。

此外,透過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活動,在西貢、峴港、義安、河內、海防等地的勞工也不斷地組織化。不只如此,到 1929 年為止,鴻基、美甌坎、汪秘等地的煤礦坑、礦山、大農園、造船廠、製瓶場、紡織工廠、發電廠、水泥工廠、鐵路機車廠、印刷廠和汽車修理廠等,已經結成了一千七百多個工會,並且在 1930 年後開始展開罷工。

根據越南共產黨史的紀錄,從 1930 年二月到 1931 年四月為止,在這段期間內反對恐怖攻擊、要求工廠改善環境狀況的罷工、農民遊行以及學生集會等抗爭活動,在越南國內竟高達一千兩百三十六件。從 1930 年二月到一九三一年十月為止,光是在義安就有四百三十九次抗爭活動,動員人數達到三十四萬人。雖然不清楚這些抗爭行動是否由共產黨領導,或是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但越南共產黨史寫道:

1931 年,登記在義靜的黨員有兩千零十一人,組織了工人、農民、婦女解放團體和共產主義青年同盟。

義靜的抗爭運動逐漸往反法和反政府的暴力活動發展。由農民組成的示威團體燒掉郡公所、毀掉公文,還襲擊了政府的監獄,把政治犯放出來。好幾個郡的郡長選擇逃亡,於是這些地方接受了農民所提出的要求。根據共產黨史的記錄,從 1930 年九月到 1931 年年初,由共產黨率領的農民組織,在農村地區對政治、經濟和生活等方面進行了自主管理,並設有蘇維埃式的權力機構。

接著,義靜蘇維埃處罰了與法國合作的順化朝廷官員和地主,並進行公田重分配、降低地租,然後用地主的米糧來援助飢荒。在教育方面,他們透過推行識字教育,教導人們如何閱讀報紙和書籍,並禁止飲酒和賭博,建構一個當面臨經濟危機時,仍然可以互相扶持的互助體系。

同一時期,在越南北部安沛還有阮太學領導的越南國民黨起義,但最終卻以悲劇性的失敗收場。已經有太多的教訓顯示,時機尚未成熟的起義,往往只會帶來失敗。相較於越南國民黨的起義,雖然義靜蘇維埃也有不少的犧牲者,但透過農民、工人和婦女組織推動的反抗活動,對日後越南國內的反法運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同時也讓法國總督府對越南人的群眾活動深感威脅。大眾的參與會凝聚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壓力,對殖民體制造成威脅。越南人開始確信,相較於一部分的人企圖拿起武器造反,把人民聚集起來是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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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法國殖民政府祭出力道更大的鎮壓。阮愛國的同伴如范文同和孫德勝等人都被法國當局逮捕,送到崑崙島的監獄,那裡約收容了八百人。另外,還有三百人在崑嵩遭到處決。

1933 年五月,西貢進行了一場被告人數達一百二十人的審判,結果有八人被判死刑,十九人無期徒刑,七十九人被判五到二十年不等的刑期。阮愛國也曾於 1931 年被榮市的法院宣判死刑,接著,他在六月六日於香港遭到英國警察逮捕,抓他的理由是「此人為蘇聯的間諜,企圖推翻英國對直轄殖民地的統治」。

當時,阮愛國患有結核病,1933 年時甚至還有新聞報導指出,他已因不堪監獄的苛酷而死在獄中。胡志明自己則說:

「英國律師羅士庇(Henry Loseby)為我辯護,經過香港最高法院的裁決,我因為沒有起訴的理由,所以對方的訴狀遭到駁回,但命令我得離開香港才行。然而,如果就這樣離開的話,我肯定會被送到中國去,在那裡被蔣介石的人抓住並押進黑牢,最後死在裡面。因此對於這個決定,羅士庇替我提出抗議,並上訴到倫敦的樞密院。剛好當時我生了病,被送到監獄的醫院治療。上訴的結果是,因為我沒有違反英國的法律,所以立刻就被釋放了。雖然羅士庇讓我搭上了開往英國的船,但我在新加坡時被迫下船,接著又被送回香港,然後再度被逮。知道這件事後,羅士庇巧妙地趁祕密警察和(中國)國民黨的爪牙們還搞不清楚狀況時,把我送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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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盂蘭盆節時,民眾會跳的一種舞蹈,本為一種佛教儀式。

[2] 〈讓我走向列寧主義的道路〉,1960 年。

[3] 1922 年四月創刊。

首圖來源:manhhai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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