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領袖高一生懷抱著家鄉自治的夢想,卻成了當局羅織他犯罪的依據(上)
作者:張尹嚴

處於日、中、美等國夾縫中,臺灣人幾乎無從選擇自己的命運,像是屋簷下的蝙蝠,只能隨著屋內的主人來去而變換身分,更別說是位於邊緣的原住民族,而擁有數個名字的他,或許便是最好的見證。在日本人面前,他的名字是矢多一生;在中國人面前,他叫做高一生;但在族人面前,Uyongu 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才是他真正的名字。

高一生(Source: Wikipedia

流轉於政權與政權之間,高一生從來沒有忘記部落自治的夢想。出生於阿里山特富野的大社石埔有小社,作為阿里山鄒族的先覺者,高一生於幼年時就讀於達邦蕃童教育所、嘉義尋常小學校,而後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就讀,成為首位接受高等教育的鄒族族人,接受新式教育的薰陶。

哲學、文學與音樂,從此緊繫於高一生的生命,成為其行動的養分。從臺南師範畢業的那年,高一生不過 22 歲,但善於哲學思考的他在《ハーべ先生(哈薇老師)》這本書上,寫下他對於部落自治的藍圖:

吾村地方自治化,吾人不可能永遠藉著官府之手發育成長,吾村既有祖先傳承美好耕地,⋯⋯學校、共同耕作研究場、農事研究場、購買組合、利用組合⋯⋯每一項目,藉著地方自治一一實現,理想的自治模範村,正在阿里山森林的山麓建設⋯⋯

家鄉的田野,是畢生的志業。

儘管作為日本人特意培植的原住民青年,高一生並非毫無意識地順從於日本人,而是小心翼翼地在殖民者的權威與部落的發展間取得平衡。高一生深知:日本透過「理蕃政策」而高舉著同化的旗幟,教導原住民日語、日本風俗或更改姓名,僅不過是想要更深入掌握族人。

師範學校畢業後,在達邦部落擔任教員與巡查時,高一生親眼目睹著族人受到官府的差使與磨難,對於自我認同的輪廓,也在族人的汗水摻著淚水從身上滑落的那瞬,在腦海中更加鮮明。

朝代的更迭

日本戰敗後,殖民統治一夕間裂解,表面上的壓制也就此煙消雲散。在後繼殖民者的權力尚未完全進入山地時,自治理想便如同新生的嫩芽從石縫中緩緩抽出,鮮綠的葉象徵著希望,期待有日也能成為山林中的參天巨木,靜靜的守護山林。

隨著新來的政權開始在臺統治,孩童們在學校內唱著的歌曲,也從君之代的「吾君壽長久/千代長存八千代」轉變成「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當時還沒能熟習中文的鄒族孩童,還不能明白這些歌詞的涵義,只是遵從教員們的指示,用著不太標準的發音唱出這些句子。

不過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山林與田野永遠是嚮往的所在。戰後初期,高一生把握住時機取得國民黨的政治授權,成為那時候還叫做吳鳳鄉的阿里山鄉首任鄉長。縱使仍須服膺於國民黨的統治,但能夠獲得地方的行政權力,對於遭受日本人、漢人長期重層歧視的原住民族來說,這已經是前所未有之事。

只是不到 1 年,新政權帶來的希望隨即被官員的貪婪與腐敗輾壓,行政長官公署愚拙的統治手段使得民怨不斷積累,最終釀成大禍。1947 年 2 月 27 日,在臺北所發生的緝煙血案一發不可收拾。據聞臺灣同胞都發起了革命,正拿著武器準備與國民黨的軍隊一決死戰。事件的騷亂從臺北延燒至嘉義,又再從平地擴散至山地,也驚擾了達邦部落。

平地人匆忙告知高一生,市區的民兵已經包圍水上機場,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激烈惡鬥,雙方僵持不下,而紅毛埤彈藥庫的國民黨軍正準備出動,希望鄒族部落得以派員協助。盱衡局勢後,高一生同意由曾擔任日軍少尉的湯守仁帶領鄒族族人下山,數十位戴著日軍戰鬥帽的青年聚集於達邦部落的運動場,吶喊的聲音響徹山林。

延伸閱讀:陳澄波與消失在臺灣歷史中的人們

青年們扛著數挺機槍與輕步槍,朝著水上機場與紅毛埤彈藥庫進發。與此同時,臺南縣長袁國欽因事件的動亂波及,倉惶自新營地區逃出,連夜趕至達邦部落躲藏,並尋求高一生的保護。

高一生何故一面答應協助嘉義民兵,又一面保護臺南縣長袁國欽?這樣的行為矛盾而弔詭,不過從部落利益的角度思考,大概就足以明白作為部落菁英的高一生為何如此決策。對原住民族來說,保持中立、避免涉入平地的事務,大概才是保全自身的辦法。

事件後,政府軍自海上開來,遭受鎮壓的民兵或死或傷,未被波及的,也早早四散逃亡。高一生與湯守仁眼見情勢轉變,便向官方投誠,主動出面自新並繳出槍械,因此未受到國民黨政府太多的追究。

袁國欽後來亦因此協助轉移新美農場、茶山農場等土地的經營權給高一生等人,以此作為回報,成為高一生實現部落自治的重要基石。平地的騷亂終於趨於平靜,此時高一生的自治夢想,才正要開始實踐。

二二八事件中,各地的原住民族也與高一生、湯守仁一樣,並非全然置身於事外,旁觀時局的劇變,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國民黨雖然於事件中也曾追蹤到原住民的參與,但在事件後大多未有整肅行動,而以撫慰及拉攏的對策為主。

表面上看似寬大為懷,不過實際卻是因為國民黨於戰後初期,尚未將統治權力滲透至山地部落,也不時聽聞日軍窩藏山地、原住民握有大量武器等傳聞,而懼於原住民的反抗。但當國民黨逐步控制山地後,這些未能順從於國民黨的原住民們,便成了國民黨急欲剷除的目標。

1950 年樂信·瓦旦(林瑞昌)與湯守仁於阿里山賓館。
湯守仁(後右一)、樂信.瓦旦(後右二)

報告(二)

報告   (民國 39 年)10 月 6 日 於保安司令部

前據本部台南諜報組內線張中孚同志報告:朱毛匪黨許石柱吸收渠加入其組織,復介紹其弟劉水龍與張聯絡,經半年來之偵查得悉彼等在阿里山內有潛伏武裝,惟內情不詳。⋯⋯
由劉介紹加入該組織者有:
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湯守仁(警務處山地警務室科員)、李貴登(阿里山線車長)、侯水盛、陳振昌等。⋯⋯

謹呈    兼司令吳職 彭孟緝

成為獵捕目標

是什麼時候被情治人員盯上的呢?

當高一生還在專注於新美農場的開發時,1950 年 10 月,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突然寄送了一份報告書給省主席吳國禎,上頭清楚寫著吳鳳鄉的高一生與湯守仁曾參與匪黨組織。

承辦案件的情治人員深怕貿然逮捕高、湯二人會引發鄒族暴動,因此事先商議許久,推演多次逮捕的計畫,最後決定以吳國禎的名義誘騙高一生前往臺北開會,並趁著湯守仁在高雄出差時予以逮捕。

山地同胞是否相信朱、毛匪諜能夠改善生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坐在桌前,將身體稍微向前傾,以溫和的語氣詢問著高一生的意見。為確保山地不被共黨進入,蔣經國想採取懷柔的手段拉攏高一生,盡量不過度刺激這位在阿里山地區頗具名望的原住民領袖。不過光是被最高情治單位的總負責人約談,就足以讓人感受壓力,甚至略感畏懼。

在乘車前往臺北之前,高一生還不曉得為何堂堂省主席要特別召喚他與番路鄉鄉長劉成勝。直到接連著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吳國禎、蔣經國等情治高層分別面談後,高一生才赫然明白安排會面的用意,而邀請劉成勝不過只是掩飾。

高一生與情治高層會面完後即被載往東本願寺,由保安處副處長李葆初、督察吳百城等人繼續訊問。經過長時間的面談,高一生無法再保持沉默,因而寫下自白書,承認於「匪諜」約在 1949 年 11 月間即進入阿里山地區。當時早就知情的他,曾經提醒過湯守仁應注意共產黨的動向。不過高一生並未參加共產黨,僅是未將與共黨接觸一事向上呈報而已。

「因為高一生反對共產黨,所以許多事情都未有施行。」於高雄忽然被捕的湯守仁,在面對訊問時,堅決地否認高一生與共產黨有所牽連。關於共產黨員與湯守仁接觸的事情,湯守仁本人則沒有太多的否認,僅否認自己曾參與過共黨組織的部分。

親筆寫下了悔過書:

本人現以悔過自新,改變以前行為,今後服從政府之指導,以前之過錯請政府從嚴處罰。

隨後即與高一生一同向保安司令部辦理自新,允諾繳出槍械,並協助掃除躲藏在阿里山內的共產黨員。

保安司令部很快就同意高一生及湯守仁的自新申請,在林秀欒的監視下,湯守仁與高一生共同宣誓著「余誓以至誠⋯⋯堅決為反共抗俄革命事業努力奮鬥⋯⋯」希望藉此取得國民黨的信任與諒解。

不過對於與共產黨接觸的確切詳情,高一生與湯守仁其實也沒有說得太多。

10 月 17 日,嘉義諜報組組長洪維謀隨著高一生、湯守仁前往樂野村,揪出窩藏在山上的共產黨員,並由二人分頭向各村要求繳出私藏的武器。武器大多是日治時期或二二八事件後所遺留下的,主要作為部落自保使用。

大批武器從山上被載運至保安司令部存放後,政府試圖以懷柔的姿態攏絡這些原住民菁英,不僅不對事件再進行追究,也同意高一生得以續任鄉長,湯守仁則晉升為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

原以為向政府輸誠,事件可以就此落幕,但卻沒有預料到這僅只是噩夢的開端。

延伸閱讀:原住民領袖高一生懷抱著家鄉自治的夢想,卻成了當局羅織他犯罪的依據(下)
「我們想要怎麼理解二二八?」 這次我們試圖透過各項日常可見的「物件」做為引子,期待能帶領讀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反思二二八事件期間,各種使用物件的人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 也在一次次梳理二二八事件內涵的同時,理解責任歸屬問題不只是部分人的咎責,而是全面檢討造就這樣威權迫害的各個執行者。 當有一天談起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影響時,我們不再只是聲嘶力竭地訴說悲痛,而透過了解過去、理解現代以及想像未來的步驟,重新建構這段屬於一整個世代的、屬於眾人的歷史記憶。 關於228的故事,未完待續。

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