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應該反過來思考──不是問「UBI 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哪些弊病」，而是要問「人類生活的弊病該如何被改善」。
作者：張宗坤（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
我們很可能生活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小氣」的年代。
這時代的多數人，反對別人正當與不正當地不勞而獲。這種小氣的真面目，是一種「見不得別人好」的競爭心態──我拿不到的，別人也別想拿到。只要違背當前大眾的道德感情、或者是以自身為衡量基礎的「公平」，哪怕這種不勞而獲的前提是社會隱而不現的不平等，就算是以「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為名的任何補助、津貼，也會變成民意反對的對象。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變得如此吸引人，卻也如此難以實現的原因。
2017 年開始，芬蘭試行 UBI 實驗，政府隨機挑選兩千名失業者，每月發放 560 歐元，即使這些人找到工作，也可以繼續領取補助，藉此讓失業者有動力重返勞動市場，大眾也期待此項政策能給予社會更好的福利保障。
這些領到補助的「幸運兒」聲稱，他們感到更快樂，除了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發展自己的興趣之外，在待業期間也減輕了許多經濟壓力。根據芬蘭的研究人員調查，如果人們獲得無條件收入，會認為自己更健康，並且對未來更加有希望。
然而，這項計畫執行了兩年就宣告終止，這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
嚴格說起來，芬蘭的實驗不能稱作真正的 UBI， 根據「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的說法，UBI 是指「一種定期、定額的現金給付，無條件地發給國內所有的合法居民，無需審查資產，亦不強制工作。」這與過去立基於社會共同分攤風險的社會保險，或是以扶助弱勢為核心理念的社會救助大異其趣，UBI 更強調給付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
所有 UBI 的倡議者都反對將其簡單地看作國家讓人民「不勞而獲」的大放送──這種說法主要是延續過往對社會福利的批評，曾有人認為提供失業津貼等各類社會救助，將會造成「福利依賴」的負面效果，使弱勢者無法從國家救助中「斷奶」，反而陷入惡性循環。這套說詞延續至今，令所有類似於社會救助的開辦與實施，深陷道德兩難的困境。
UBI 宣稱，它將為這個小氣的時代帶來煥然一新的風氣，但現實真如這些定義與著作所宣稱的那樣美好、大方嗎？UBI 真能擺脫「福利依賴」的指控與陷阱嗎？
許下改變社會現況的承諾
幾十年來，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蓬勃發展，人類即將被取代的恐懼，不只在美國科幻作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小說《我，機器人》裡活靈活現，如今更成了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威脅。提供企管諮商服務的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就於兩年前預測，在 2030 年以前，全球 1/5 的勞動力將被機器人全數取代，嚴重威脅到重複性高的體力工作和文書工作。
事實上，機器人威脅到的不只是人類，更造成「福利國家」的新一波危機。
作為「有義務向人民提供社會福利」的福利國家，在 80 年代財政危機的衝擊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攻擊；如今，福利國家又再度因機器人而遭遇就業危機。為了滿足不同群體的社會要求，當代國家能持續提供福利的前提，在於稅收穩定；而穩定的稅收又仰賴就業率的高低。
簡單來說，國家有錢才好辦事，而國家的財源取之於人民，也用之於人民。例如，瑞典透過平均三成左右的實質稅率，達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北歐福利國模式；相較之下，台灣的個人所得稅實質稅率不到一成，社會福利的品質也就只能維持在一定程度。
UBI 基本上承認人工智慧導致不可逆轉的「取代」趨勢，但 UBI 並不認為機器人取代人類所造成的「大規模失業」是無法改變的結果。一部分 UBI 的支持者認為，人工智慧取代了美國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認為沒有意義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反而幫助整體工作領域「去蕪存菁」，而 UBI 正是讓人們能夠享受更多「實質自由」、選擇有意義工作的最佳解方。
作為一套出於「理性算計」、具有「宏觀政策」規模的制度，UBI 透過實質自由的觀點，被形容是能夠解決「感性思想」、改變「個人行動」，甚至是扭轉資本主義「異化」的哲學實驗──這感覺根本是只存在童話裡的完美方法，然而，UBI 真的只是一套烏托邦式的空想嗎？歷經數十年的倡議，終於有數個國家（再度）開辦區域性的 UBI 實驗，不過，這些實驗的結果卻似乎與倡議者們的想像大相徑庭。
動員全國的大型實驗
在 2017 年間，包含肯亞、納米比亞、芬蘭、荷蘭、瑞士與加拿大等各國都展開了小規模的 UBI 實驗。其中，肯亞與納米比亞的運作模式類似於「國際人道援助」，每月僅提供約新台幣數百元的微薄津貼，目的是讓個別家庭脫離國家設定的貧窮線；芬蘭則與「失業救濟」雷同，提供近兩千位失業者約兩萬元新台幣的津貼；加拿大與荷蘭則較接近 UBI 最原初的構想，無條件並直接補助個人。
和一般的社會政策的施行過程大不相同的是，UBI 自構想開始就帶著濃厚的實驗風格。具體來說，這些 UBI 的「實驗」，多半採用自然科學「控制組」與「對照組」的設計，分別觀察領取 UBI、領取原有社會保險，以及完全不領取任何補助等三組實驗組，觀察其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是否能有所改善。
然而，這些實驗的結果似乎狠狠打了 UBI 倡議者一巴掌。
納米比亞、加拿大最終因為經費不足、無以為繼而逐漸縮減告終；瑞士從未向公眾或政府募集到足以啟動計劃的資金；荷蘭的實驗結果報告仍未出爐；肯亞長達 12 年的實驗，迄今尚未結束。最為世人所關注的芬蘭，不但再度證實 UBI 無法改善失業率等勞動指標，更映照出芬蘭右派聯合政府對於縮減政府開支、取消社會福利制度的野心，縱使國民普遍幸福感提高，卻也無法改善最根本的問題。
不論是理念與實際上的差距，或是從過去世界各國的實驗來看，UBI 似乎都未能達成其所承諾的目標。
UBI 政策的反思與批判
表面上看起來 UBI 實驗皆以失敗告終，但或許，我們應該反過來思考──不是問「UBI 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哪些弊病」，而是要問「人類生活的弊病該如何被改善」。從後者來看，UBI 只是社會改造工程的其中一種可能，重要的是針對實際需要，公平評價和考慮各種可能的變革手段。
假設作為 UBI 給付基礎的稅收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呢？倘若現行稅制偏袒能夠輕易逃稅的資本家，讓資本家可以繳得少但領得跟大家一樣多，UBI 的美意就會從根本上被破壞；此外，提高工資的手段，不也包含制定更嚴格的勞動法令、確保工會集會結社與談判的權能，以協商出對勞工更有利的團體協約嗎？如果勞工能以產業層級甚至全國層級與資方談判，並大規模地提高勞動條件，是不是也能同樣達成人們的「實質自由」呢？
最後，不妨讓我用一個比喻收尾。
國家好比一座大家共同居住的大房子，如今因為雨水的侵蝕而漸漸開始漏水，住在不同房間、不同樓層的人們因此遭受不同程度的傷害與痛苦。有些小氣的房客認為，房間的漏洞應該自己維修，他們不願意把部分管理費用來修繕整間屋子的漏水；倘若真是如此，這間屋子最終將在嚴重的壁癌與侵蝕中倒下。UBI 的倡議者堅持修好房子的方式只有一種，但他們卻極少批評那些在房子裡佔有優勢地位的房客。
我想，此時我們最該問的問題仍是如何防止漏水，確保漏水最嚴重的房間也能獲得最完善的保障。唯有公平地在不同的防漏手段（例如防水漆、防水膠布或者填補外牆等等）做出選擇，並積極扭轉房子裡存在的階級地位，我們才能適應變化多舛的未來，甚至，發現改變整個世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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