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工作就有錢,真的是好事嗎?UBI的承諾、實驗與批判

或許我們應該反過來思考──不是問「UBI 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哪些弊病」,而是要問「人類生活的弊病該如何被改善」。

作者:張宗坤(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

我們很可能生活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小氣」的年代。

這時代的多數人,反對別人正當與不正當地不勞而獲。這種小氣的真面目,是一種「見不得別人好」的競爭心態——我拿不到的,別人也別想拿到。只要違背當前大眾的道德感情、或者是以自身為衡量基礎的「公平」,哪怕這種不勞而獲的前提是社會隱而不現的不平等,就算是以「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為名的任何補助、津貼,也會變成民意反對的對象。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變得如此吸引人,卻也如此難以實現的原因。

2017 年開始,芬蘭試行 UBI 實驗,政府隨機挑選兩千名失業者,每月發放 560 歐元,即使這些人找到工作,也可以繼續領取補助,藉此讓失業者有動力重返勞動市場,大眾也期待此項政策能給予社會更好的福利保障。

這些領到補助的「幸運兒」聲稱,他們感到更快樂,除了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發展自己的興趣之外,在待業期間也減輕了許多經濟壓力。根據芬蘭的研究人員調查,如果人們獲得無條件收入,會認為自己更健康,並且對未來更加有希望。

然而,這項計畫執行了兩年就宣告終止,這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

嚴格說起來,芬蘭的實驗不能稱作真正的 UBI, 根據「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的說法,UBI 是指「一種定期、定額的現金給付,無條件地發給國內所有的合法居民,無需審查資產,亦不強制工作。」這與過去立基於社會共同分攤風險的社會保險,或是以扶助弱勢為核心理念的社會救助大異其趣,UBI 更強調給付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

所有 UBI 的倡議者都反對將其簡單地看作國家讓人民「不勞而獲」的大放送──這種說法主要是延續過往對社會福利的批評,曾有人認為提供失業津貼等各類社會救助,將會造成「福利依賴」的負面效果,使弱勢者無法從國家救助中「斷奶」,反而陷入惡性循環。這套說詞延續至今,令所有類似於社會救助的開辦與實施,深陷道德兩難的困境。

UBI 宣稱,它將為這個小氣的時代帶來煥然一新的風氣,但現實真如這些定義與著作所宣稱的那樣美好、大方嗎?UBI 真能擺脫「福利依賴」的指控與陷阱嗎?

所有 UBI 的倡議者都反對將其簡單地看作國家讓人民「不勞而獲」的大放送 (Source: Julien Gregorio via Flickr)

許下改變社會現況的承諾

幾十年來,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蓬勃發展,人類即將被取代的恐懼,不只在美國科幻作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小說《我,機器人》裡活靈活現,如今更成了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威脅。提供企管諮商服務的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就於兩年前預測,在 2030 年以前,全球 1/5 的勞動力將被機器人全數取代,嚴重威脅到重複性高的體力工作和文書工作。

事實上,機器人威脅到的不只是人類,更造成「福利國家」的新一波危機。

作為「有義務向人民提供社會福利」的福利國家,在 80 年代財政危機的衝擊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攻擊;如今,福利國家又再度因機器人而遭遇就業危機。為了滿足不同群體的社會要求,當代國家能持續提供福利的前提,在於稅收穩定;而穩定的稅收又仰賴就業率的高低。

簡單來說,國家有錢才好辦事,而國家的財源取之於人民,也用之於人民。例如,瑞典透過平均三成左右的實質稅率,達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北歐福利國模式;相較之下,台灣的個人所得稅實質稅率不到一成,社會福利的品質也就只能維持在一定程度。

UBI 基本上承認人工智慧導致不可逆轉的「取代」趨勢,但 UBI 並不認為機器人取代人類所造成的「大規模失業」是無法改變的結果。一部分 UBI 的支持者認為,人工智慧取代了美國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認為沒有意義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反而幫助整體工作領域「去蕪存菁」,而 UBI 正是讓人們能夠享受更多「實質自由」、選擇有意義工作的最佳解方。

作為一套出於「理性算計」、具有「宏觀政策」規模的制度,UBI 透過實質自由的觀點,被形容是能夠解決「感性思想」、改變「個人行動」,甚至是扭轉資本主義「異化」的哲學實驗──這感覺根本是只存在童話裡的完美方法,然而,UBI 真的只是一套烏托邦式的空想嗎?歷經數十年的倡議,終於有數個國家(再度)開辦區域性的 UBI 實驗,不過,這些實驗的結果卻似乎與倡議者們的想像大相徑庭。

動員全國的大型實驗

在 2017 年間,包含肯亞、納米比亞、芬蘭、荷蘭、瑞士與加拿大等各國都展開了小規模的 UBI 實驗。其中,肯亞與納米比亞的運作模式類似於「國際人道援助」,每月僅提供約新台幣數百元的微薄津貼,目的是讓個別家庭脫離國家設定的貧窮線;芬蘭則與「失業救濟」雷同,提供近兩千位失業者約兩萬元新台幣的津貼;加拿大與荷蘭則較接近 UBI 最原初的構想,無條件並直接補助個人。

和一般的社會政策的施行過程大不相同的是,UBI 自構想開始就帶著濃厚的實驗風格。具體來說,這些 UBI 的「實驗」,多半採用自然科學「控制組」與「對照組」的設計,分別觀察領取 UBI、領取原有社會保險,以及完全不領取任何補助等三組實驗組,觀察其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是否能有所改善。

然而,這些實驗的結果似乎狠狠打了 UBI 倡議者一巴掌。

納米比亞、加拿大最終因為經費不足、無以為繼而逐漸縮減告終;瑞士從未向公眾或政府募集到足以啟動計劃的資金;荷蘭的實驗結果報告仍未出爐;肯亞長達 12 年的實驗,迄今尚未結束。最為世人所關注的芬蘭,不但再度證實 UBI 無法改善失業率等勞動指標,更映照出芬蘭右派聯合政府對於縮減政府開支、取消社會福利制度的野心,縱使國民普遍幸福感提高,卻也無法改善最根本的問題。

不論是理念與實際上的差距,或是從過去世界各國的實驗來看,UBI 似乎都未能達成其所承諾的目標。

UBI 政策的反思與批判

表面上看起來 UBI 實驗皆以失敗告終,但或許,我們應該反過來思考──不是問「UBI 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哪些弊病」,而是要問「人類生活的弊病該如何被改善」。從後者來看,UBI 只是社會改造工程的其中一種可能,重要的是針對實際需要,公平評價和考慮各種可能的變革手段。

假設作為 UBI 給付基礎的稅收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呢?倘若現行稅制偏袒能夠輕易逃稅的資本家,讓資本家可以繳得少但領得跟大家一樣多,UBI 的美意就會從根本上被破壞;此外,提高工資的手段,不也包含制定更嚴格的勞動法令、確保工會集會結社與談判的權能,以協商出對勞工更有利的團體協約嗎?如果勞工能以產業層級甚至全國層級與資方談判,並大規模地提高勞動條件,是不是也能同樣達成人們的「實質自由」呢?

或許真正的問題是:「人類生活的弊病該如何被改善」?(Source: Julien Gregorio via Flickr)

最後,不妨讓我用一個比喻收尾。

國家好比一座大家共同居住的大房子,如今因為雨水的侵蝕而漸漸開始漏水,住在不同房間、不同樓層的人們因此遭受不同程度的傷害與痛苦。有些小氣的房客認為,房間的漏洞應該自己維修,他們不願意把部分管理費用來修繕整間屋子的漏水;倘若真是如此,這間屋子最終將在嚴重的壁癌與侵蝕中倒下。UBI 的倡議者堅持修好房子的方式只有一種,但他們卻極少批評那些在房子裡佔有優勢地位的房客。

我想,此時我們最該問的問題仍是如何防止漏水,確保漏水最嚴重的房間也能獲得最完善的保障。唯有公平地在不同的防漏手段(例如防水漆、防水膠布或者填補外牆等等)做出選擇,並積極扭轉房子裡存在的階級地位,我們才能適應變化多舛的未來,甚至,發現改變整個世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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