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自己突然穿越到過去的某個時代,那麼,你最「不想」前往的時代會是哪一個?
這個問題的答案雖說因人而異,但大抵不外乎幾個關鍵時刻:兩次世界大戰、太平天國、日本戰國時期、地理大發現(假如你穿越成美洲原住民的話),或是科學家宣稱歷史上最可怕的年代:536 年 。總之,戰爭、疾病與天災,總是人們最避之惟恐不及的元素。
但如果有這樣一個年份,足以把戰爭、疾病與災難三大元素通通收集在一起,那……會是多麼可怕的日子呀?
《1348 年: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以下簡稱《1348》)是日本山川出版社《歷史的轉換期》系列的第五冊。本書所關注的 14 世紀,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一百年。從全球尺度的氣溫下降開始,一系列災難將接連襲擊當時的人類社會,並從此改變歷史的走向。
首先來勢洶洶的,是瘟疫。
二
主後一三四八年,如此巨大的死,幾乎同樣發生在全世界各地。這種事以前從未聽聞。
西元 1347 年,一艘商船從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商業城市卡法啟航、渡過黑海、在君士坦丁堡靠岸。從那一刻開始,災難便在全歐洲降臨了。一夕之間,君士坦丁堡便有許多人莫名死去:他們先是發燒、畏光、體表產生潰瘍,接著腋下與鼠蹊部腫大,一旦產生症狀,患者將在不超過五天內喪命。
這種詭異的現象沿著地中海繁榮的船運網絡,迅速擴散到了威尼斯、熱那亞、亞歷山大港等港口,再一波波地往內陸擴散。到了 1348 年,這場災難已經覆蓋了大半個歐洲與近東地區,許多屍體被草草掩埋或乾脆無人埋葬,城鎮與農地盡皆荒廢。面對如此恐怖的災禍,人們已沒有辦法加以形容,只得用最純粹的詞彙加以稱呼:「死」(mortalitas),或是「巨大的死」(mortalitas magna)。
中世紀的人敬畏地稱為「死」的黑死病,既是 14 世紀的頭號主角,也是《1348》一書的前兩個篇章主題。在這兩章中,編者們詳細敘述了黑死病在歐洲、中東造成的破壞、疫病的性質、以及當時學界對黑死病病因和防治的種種討論。但是在後疫情時代,本書中更能讓讀者感到共鳴的,或許是瘟疫來襲時,人們如何面對死亡帶來的恐懼與傷痛。
就如 Covid-19 疫情重新讓我們理解孤獨與疏離感,黑死病也以自己的方式衝擊著當時人的心態認知。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中世紀的人遠沒有現代的病理學知識,他們只能揣測各種各樣的致病原因:天體運行、地震、甚至只是與患者視線相交。死亡本該有相對應的理由,卻在一夕之間變得不可理喻。
或許正因如此,不論在基督教或伊斯蘭世界中,14 世紀都是人們熱情投入宗教實踐的時代。平民前往聖地朝聖的頻率與規模增加,教法學家撰寫敬拜指南來安撫恐慌的大眾;但另一方面,民間的宗教實踐也經常「脫軌」,比如中東出現了信仰「活聖人」(瑪祖布 Majdhub,受到神靈「啟發」的言行異常者)的宗教狂熱;歐洲則有透過自虐來贖罪的鞭笞派。這些崇拜行為如同精神上的浮木,在黑死病的滾滾巨流裡,承載著人們繼續生存的希望。
另一方面,本書也提醒我們,黑死病從來就不是一場孤立的災害。自 13 世紀後半開始,氣候學家稱為中世紀溫暖期的時代結束,氣候變冷誘發一連串水災、嚴寒、過度乾燥等現象,更對農業造成致命打擊。就連當時的編年史學家都不得不承認:
全世界在不同時期發生過四大混亂。事實上,許多城市和農場都因火災化為灰燼,超級強風破壞了樹木、田地和建物。種種課稅因河川氾濫而生,多處發生地震。
屢遭飢荒、營養不良的人們應對災害的能力降低,造成更大的惡性循環,被史家稱為「14 世紀危機」或「中世紀晚期危機」。就是在這多重災難的高潮時刻,「巨大的死」降臨了。
極端的生存壓力下,14 世紀的歐洲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起義,經常被視為中世紀晚期危機的一部份。圖為 1381 年瓦特.泰勒農民起義,為英格蘭歷史上最大的平民反叛運動。(Source: wikimedia / 公共領域)
不過,或許是因為本書以「1348」這個特定年份為題,前兩章仍聚焦於黑死病本身,反而喪失了觀察整個時代變化的機會。早在上個世紀中期,歷史學家們就已提出「中世紀晚期危機」的概念,指出 14 世紀的連續災害、戰爭頻仍、經濟崩潰不僅促成人口大量下降,更是讓封建王權轉變為近代國家的第一步。儘管學界對於這場危機如何影響了歐洲的政治、社會轉型仍有所爭論,但書中卻未有相關的介紹,反而將這個時期描述為一幅災難繪卷,則多少有些因小失大的遺憾。
三
如果說災難和生存是 14 世紀的主旋律,那麼往前一百年的 13 世紀,無疑是蒙古征服與草原的世紀。
鐵木真在 1206 年統一蒙古諸部後,整個歐亞大陸便被捲入了蒙古帝國的征服歷程,最終在不斷的內戰衝突中,形成了東方的元帝國與西部的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與伊兒汗國並立的「四大兀魯思」(Ulus,人民或國家之意,也可以理解為統治者的政團與封地)體制。這段穩定、和平的時期被史家稱為「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歐亞大陸兩端的通信與商業往來得以蓬勃發展(諷刺的是,黑死病之所以能迅速擴展,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蒙古治世促成的繁榮交易網絡)。
然而到了 14 世紀這個災難年代,四大兀魯思中除了統治著俄羅斯/東歐草原的欽察汗國,其餘三國都陸續地衰退、瓦解。本書的第三章便著重分析了包括元帝國在內,四大兀魯思的崩潰歷程。
1335 年的亞洲,大半仍處於蒙古四大兀魯思統治下。(Source: Wengier / 公共領域)
欽察汗國既分成左右翼,又分立出多個統治家族,內部亦動盪不安。(Source: Afil / CC BY-SA 3.0)
總體而言,本書的編者認為四大兀魯思的瓦解,大抵依循著類似的脈絡:由於遊牧社會內部是由諸多小型部族所構成,每當中央王權衰弱或發生內鬨時,這些小集團便會躍上歷史的舞臺。它們彼此爭鬥併吞、扶持傀儡可汗或乾脆從汗國中脫離,導致汗國持續處在分裂、內戰、整合的過程中,最後徹底消亡。察合台汗國與伊兒汗國如此,支撐最久的欽察汗國,也在 15 世紀分裂成喀山、西伯利亞、諾蓋、克里米亞等多個游牧勢力,並在日後一一遭到沙皇俄國的吞併。
至於作為諸汗國宗主的元帝國,當然也苦於長期的內部鬥爭。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裡趙敏的哥哥,現實中作為元末名將的擴廓帖木兒(王保保),便是與朝廷相互對立的軍閥領袖。另一方面,遠在河北的大都朝廷需要江南的錢糧供應運作,能夠溝通南北的大運河與海運,可以說是元帝國的命脈。但是在 1348 年,就在黑死病肆虐歐洲的同一時間,鹽梟方國珍在浙江造反,不僅切斷了江南的海運路線,也為元帝國敲響了第一聲喪鐘。
說到天災,既然蒙古人的勢力大多是在 14 世紀覆滅,他們也是被當時的氣候災害與疾病擊垮的嗎?可惜的是,儘管三大汗國都遭到了鼠疫的侵擾,第四章也確實討論到氣候異常如何重創中國民生經濟,以及元朝廷如何治理黃河氾濫等課題,本書的編者們並不認為是天災摧毀了四大兀魯思──或者更準確的說,蒙古政權先天不良的統治結構,本來就容易導致國家分裂瓦解,災難絕非最主要的成因。
但若是如此,歐亞大陸的東方與西方在 14 世紀遭遇巨大的變動,難道只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本書所關注、重視的 1348 年,真的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嗎?
結語
在回答上述疑問之前,我們可以先思考一個問題:《1348》一書的副標題是「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可是所謂的生存危機,到底是誰的生存危機?
乍看之下,這個問題實在再簡單不過──那當然是人的生存危機。然而這裡還有另一個答案:那就是農業國家的生存危機。
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反穀》(Against the Grain)一書中提到,我們下意識認為更文明、更發達的定居和農耕社群,遭遇氣候異常與人口壓力時,反而是比較脆弱的國家型態。畢竟游牧部族可以遷徙移動,狩獵—採集部落則有多樣化的食物來源;反觀農業社會一旦缺糧,就會迅速陷入飢荒危機,巨大的帝國、作為行政中心的城市與精英統治階層,也只能接受土崩瓦解的宿命。
《1348》的補論部分,討論到東南亞在 14 世紀也經歷了劇烈的變動:不論是柬埔寨吳哥王朝、緬甸高地或今天的越南、泰國地區,都發生了國家衰敗與重組的狀況,其實正是這種現象的結果。雖然仔細深究的話,每個地區的動盪都能找到天災以外的因素,異常的氣候卻放大了這些農業國度的弱點,原本能被克服或壓抑的統治問題,也隨著自然災害紛紛浮現。
蒙古帝國也是類似的情況:為了能有效運用被征服土地上的資源,帝國的統治者不得建立一套官僚體系,在固定的行政中心收取農業稅賦。於是,蒙古(以及之後的四大兀魯斯)便從單純的遊牧國家,轉變為依賴城市和農耕的「遊牧-定居」複合性國家,而當 14 世紀的異常氣候到來時,原有的統治矛盾也就隨之引爆,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斯科特與本書編者也認為,國家崩潰的另一面其實是「適應」:當各種各樣的衝擊到來時,人們必須拋棄不合時宜的國家制度,努力找尋面對衝擊的最優解。那麼,經歷了一場疫情危機,並將持續面對極端氣候的現代人,是否也能找到適應未來的新模式呢?這或許就是本書想為同樣處在「轉換期」的我們,所敲響的警鐘吧。
本文為臺灣商務《歷史的轉換期 5:1348年.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系列書評
西元1348年前後,人類歷史的轉捩點────────
*西亞:蒙古軍隊攻打熱那亞商人殖民地,鼠疫從亞洲傳入歐洲義大利
*東亞:黃河氾濫改道,截斷大運河經濟命脈,流民四竄,白蓮教起事
*東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經教宗允准創辦布拉格大學,確立世俗權威
*東南亞:小冰期氣候動盪,傳統大陸國家衰敗,島嶼國家興起
本書的主題「1348 年」是鼠疫從發源地擴散,蔓延到中東、歐洲等地,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一年。鼠疫不僅奪走了許多人的性命,也摧毀了生產—交換—消費的循環,讓人類社會陷入存續危機。這起瞬間性的事件,以幾年、十幾年為單位,影響了人類社會的動態經濟活動及社會制度變化,但背後則以幾十年、幾世紀的單位,與長期性的氣候變遷與環境遞嬗相互連結。
透過古氣候學取得的高時間解析度研究資料,我們已可建構出一套地球氣候變遷的長期模式。將這套資料對應至各地考古學調查及地理學分析,從地形、景觀、遺址的變化中,我們就可看出其與長期性氣候變遷的關聯。最後,再將這些觀察與短期性歷史文獻相互對照,譬如黑死病的災害日記、莊園法庭的紀錄等等,就可更加趨近鼠疫大流行時的社會真實面貌,挖掘出當時人們的生活與心態,甚至進入精神層面的研究,探討他們如何承受天災人禍,如何克服悲痛、從災害中復興。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見各地如何面對 1348年的浩劫。伊斯蘭與西歐世界的醫學家紛紛以當時的知識觀,探究鼠疫成因;鼠疫如何透過陸路與海路,以不同的速率與路徑傳播至各地;受小冰期影響,當時地震、水災、蝗災等多重自然災害頻傳,鼠疫的爆發如何加重社會壓力;中世紀市民如何面對黑死病的侵襲,又是如何打壓異己、放大既存的社會問題;大型蒙古帝國如何分崩離析,轉變成在地化的鬆散政治集合體;黃河的反覆潰堤又是如何帶動社會民變,最終擊垮元朝。
災害按時間累積,於各地空間相互牽連;它撼動了經濟活動,更加速了試圖推翻政權的叛亂行為。正是在這樣的氣候與社會連動的歷史動力下,才得以開拓跨學科合作的豐富可能,深入探討從氣候變遷到人類情感等各類議題。而且,也正是剛親身熬過一場劃時代的 Covid-19 大流行的我們,才能從自身體驗去理解這群熬過歷史轉換期人們的心情,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