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國】汪正晟:一部超越進步史觀的中國抗戰史
作者: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譯者: 何啟仁,《戰火中國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聯經出版,2020
作者:汪正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2020年,正當中美關係空前緊張,世紀大疫肆虐全球之際,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的大作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2017)繁體中文版《戰火中國》在臺問世。歷時八年的中國抗日戰爭(1937-1945)是本書的重心,也是方教授三十年來研究的核心課題。不過,本書並非一般的學術專著,而是方教授在充分吸收中文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就的通史。

不僅如此,本書特地採用了《陳克文日記》與齊邦媛教授《巨流河》中的許多故事,與作者的個人視角互相呼應。抗日戰爭不但是中國的反侵略戰爭,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華民國109年是二戰,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75周年。中國大陸為此推出了八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值此之際,《戰火中國》出版的意義,值得細細思索。

西歐之於東亞,兩地懸隔萬里。為何一位出生在戰後13年(1958)的荷蘭籍史學家,會被83年前的中國抗日戰爭深深吸引,畢生鑽研?方德萬教授自承是受到家族戰時經驗的深刻影響:

研究中國抗戰,成為我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後的痛苦遺留的方法。

《戰火中國》〈臺灣版序「你為誰而寫?」〉

同樣的,抗戰的勝利是由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完成,而臺灣也因此才得以脫離日本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從此奉行民國紀年。但我們也不禁要自問:對於今日的中華民國國民,特別是許多祖父母都是戰後嬰兒,已然不知「蔣委員長」是誰的年輕人,83年前的那場戰爭,又與日常小確幸何干?

然而,那些習以為常牢不可破的國際準則與生活秩序,經歷多災多難的庚子年後,宛如黃粱一夢,曾經確定的事事物物,似乎只是一個特定時空中的短暫現象。《戰火中國》於此時出版,或許並非偶然,而是多事之秋中的一片落葉,提醒著我們:歷史的時節正在轉換,太平的歲月並非常態。

戰火中國》以二十餘萬字的篇幅,細膩的為讀者展開了戰爭中的冷酷現實: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橫暴地打斷了無數尋常中國平民的黃金十年(1927-1937),就如同齊邦媛教授的父母家人,以及定都南京開展建設的國民政府黃金十年。服膺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日本,對人道正義的文明規範徹底無視。並未完成國家統一與軍事現代化的中華民國,只能獨自抵抗已初步完成工業化而擁有強大軍隊的日本。這樣力量對比懸殊的現代戰爭,注定不可能合乎任何正規軍事理論與人道規範的方式。《巨流河》敘述當時報紙報導了南京大屠殺事件,齊邦媛悲憤的說:

同一版登載一則外電,科學家愛因斯坦、英國哲學家羅素、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美國哲學家杜威,聯名發表宣言籲請各國人民自動組織抵制日貨,不與日本合作,以免助長日本侵略能力;同時當以全力援助中國,直至日軍完全退出中國,放棄侵略暴行為止,聲援的有各國民間團體及總工會等。但是無論在什麼時代,國際正義的聲音總是湮沒在強權的炮火下。三個月後,希特勒揮軍併吞奧地利。哲人學者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原鄉歐洲淪入極權恐怖控制之下,對中國的同情能有什麼效果?

雖然遭到全世界的譴責,日本持續毫無顧忌的對軍人與平民實施無差別與無底限的殺戮。與此同時,美國繼續供應日本鐵礦與石油等戰略物資。面對以排山倒海之勢誇口三月亡華的日軍,中國被迫以各種手段動員人力物力,並執行一些事後認為並無作用的焦土政策。戰火下的中國平民蒙受著深重的痛苦。可悲的是,這些慘無人道的暴行很快就為德、義、英、美、蘇等國所仿效,並在之後幾乎所有的戰爭中反覆上演,直至今日。

四年半的漫長時間之中,中國獨自對抗日本,以其世所罕見的堅定意志,包括15次大型會戰的強力抵抗,迫使日本進退失據,只好鋌而走險,於1941年底攻擊美國珍珠港。美國對日、德、義軸心國宣戰,停止供應德國。至此,一個幾乎不具備任何勝利條件的貧弱國家,竟實現了自身的最高戰略意圖,不可思議地在最殘酷的國際博弈中躋身世界四強。

美國承諾支援中國,但希望只要釋出少數的資源就能達成戰略目標。中國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戰火中國》指出 1942 年的「杜立德空襲」,即是美國不顧中國警告會引發日本報復而執意為之,美國媒體藉機大肆報導援華行動。此舉對日本造成的損失極微,但萬名日軍因此大舉掃蕩浙江、江西,摧毀國府空軍基地,軍民死傷二十餘萬。

書中也記載了美國原本打算派遣某將軍來華,該將軍知悉美國不打算提供中國必需的抗戰資源之後,拒絕接受派令,不願意做個表達象徵性善意的外交官。然後喜愛冒險的約瑟夫‧史迪威將軍來了,他軍事才能平庸但性格偏激,迫使局面艱困之極的中國交出自身僅存的精銳部隊,投入緬甸並堅持指揮。史迪威的冒進導致作戰失利,部隊傷亡數萬。更令人意外的是,許是也因為美國的政治需要,當時與之後的美國媒體,將抛下部隊獨自逃走的史迪威描寫為一個平易近人,能與中國士兵同甘共苦的美國英雄。

戰火中國》揭示了一個冰冷的事實:我們珍視的生活方式,並不是根據某些進步價值規畫而來,而是在各國之間無情的爭鬥中意外產生。正義的一方贏得了二戰的勝利,中華民國卻並未受益於自身血肉拼搏締造出的國際秩序。相反的,國家的權益再度為國共內戰幕後的大國博弈所犧牲。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開啟了今日熟悉的生活方式,整整一代以上的人們過上了太平日子,毫無保留的擁抱普世價值,認同國際社會,深信歷史是由一種進步力量推動,必然朝向良善和平的終極結局。而戰爭暴力,乃至政治算計與國家傾覆之類的雜音紛擾,將在歷史進程中逐漸消失。

歷史的書寫同樣受到上述進步史觀影響,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寫作,往往淡化立場問題。學者都承認沒有絕對客觀的歷史,然而付諸實踐,卻刻意迴避採取立場,似乎唯有如此才能體現學術的客觀與專業。久而久之,中華民國的主體性於是若存若亡。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時,各個二戰戰勝國政府當仁不讓,極力主導本國的紀念敘事。而中華民國的抗戰老兵紀念獎章證書上,為了證明國軍抗戰的功績,引用的是方德萬教授高足英國史家拉那‧米特的著作。這也反映出臺灣理解自身歷史的進步主義視角,比較在意國際社會的承認,忽略了建立真正的主體性必須從正視自身的歷史開始。

如同《戰火中國》全書所呈現的,國家主體性的確立,並不來自抽象的普世價值與國際承認,而始終源於對自身歷史文化點點滴滴的深刻同情與護持。《戰火中國》一書超越尋常教科書之處,正在於其看待歷史的嚴正態度。

本書語言風格基本上冷靜自制,不輕易流露個人觀感,但方德萬教授在導論中,提到了他的外祖父,兒女心中與官方認定的抗德英雄,其實也曾在納粹德國首次大轟炸鹿特丹後,於焚毀的旅館刼走了一只銀質湯盅;甚至就算是如歷史學者的論證,外祖父之受難,是因為假借抗德名義募款並侵吞,而為德國人破獲所致。方德萬教授直言,這不會讓他對外祖父,以及執法的德國人有何改觀。

這份坦然,說明了史家方德萬教授洞悉了自身立場之來由與價值之界限,對於大是大非的確認與自信:亦即偷雞摸狗事小,國仇家恨事大,其間沒有矛盾,不容妥協。這份我之為我的自覺,即是進步價值視為保守落後的民族意識,但也是中國人民處變不驚堅強不屈的力量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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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新中國真正的本質,必須盡力拋開抵抗外侮的英雄式主觀論述色彩,同時並論各派系在抗戰時期的作為、決策、成功與失敗,以及日本、蘇聯、美國、英國等勢力的政治考量與行動。 《戰火中國》全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立國大業」論析蔣介石掌權至1937年中日開戰期間,圍繞其與國民黨的連串事件;第二部「歷史轉捩點」講述對日抗戰的時代精神轉變,分論日本、國民黨如何試圖取勝,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擴張;第三部「試煉」和第四部「新中國」,則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的抗日戰爭、日本戰敗後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逐漸浮現的冷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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