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話經典】從倫敦到臺灣，背負各種異樣眼光的「三明治人」

你一定看過房地產廣告的舉牌工──那些站在大馬路邊忍受著日曬雨淋，長時間守著一塊大型看板，只為掙得微薄薪資的底層勞動者。大約在十幾年前，舉牌工漸漸出現在全臺各地，特別是在那些新建案不斷湧現的重劃區，你總是可以見到這群人默默看顧著廣告招牌的孤獨身影。

舉牌為什麼會變成一種工作？仔細回想起來，早些年的臺灣，新建案的廣告牌子多半是被綁在電線桿、燈桿、甚至是行道樹上，根本用不著僱人看守。很長一段時間，五顏六色的房地產廣告（以及選舉活動裡的競選旗幟），一直是這座島上最常見的街景元素。直到各地方政府開始積極整頓，這些廣告看板的設置才算是收斂許多。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清理廣告看板的法律根據是「廢棄物清理法」，業者很快也就想出了應對的招數：只要找個人在旁邊看顧，這些廣告牌子就不算無主廢棄物了吧？在低薪過勞已成常態的現代臺灣，[1]要避開法規限制，找到便宜的勞動力，一直不是很困難的事情。[2]另一方面，臺灣的房地產交易（或者更直白的說，炒作）市場在近十餘年來也越趨熱絡，新成屋的推案量逐年攀升，因此產生了大量的廣告需求。正是在這樣的演變脈絡底下，散佈在臺灣各個城市角落的舉牌工人，遂應運而生。

故事要先從倫敦開始說起

話說回來，以低薪僱請勞工，讓他們拿著廣告牌子在街上站立或遊走，這樣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老早便已存在。

19 世紀初期，剛剛經歷過工業革命的英國倫敦，整座城市的工商業發展空前繁榮，各類店家、各種商品都爭著要透過廣告曝光，於是大街小巷都被貼滿了宣傳海報。不過，印刷海報除了要面對政府課稅的問題，更麻煩的是這類廣告實在多不勝數，貼在牆上，很快會被其他廣告給淹沒，不見得是個好主意。

所以更好的做法是什麼呢？資本家很快想到了新的點子，就是乾脆雇用一群人，把廣告擺在他們身上，然後讓這些人體看板（human billboard）在城市裡走過來、晃過去。這種四處移動的廣告，效果當然要比定點張貼的海報好上許多，一下子便掀起流行。特別在1839年，當倫敦警察廳終於開始禁止在私人房產上頭亂貼海報以後，人體看板的數量更是一夕暴增。當時的倫敦，大約也像今天的臺北一樣，到處都能看見那些被僱用為臨時廣告工具的勞動者吧。

而為了儘可能擴這些大人體看板的廣告面積，很快便有人設計出穿戴在身體上的A字板。揹著這種道具的勞工，活像是被兩片吐司麵包給夾住一樣，著名的英國文學家狄更斯於是為這群人創造了一個形象化的綽號，即所謂的「三明治人」（”sandwich man”）。活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狄更斯，見證了人體看板在倫敦的誕生與流行。身為一個始終關懷庶民生活的作家，他想必也會對那些鎮日揹著廣告看板、只為了領取微薄工資的勞動者，寄予深刻的同情吧。

如同現代臺灣的舉牌人，在 19 世紀的倫敦，當個「三明治人」的待遇，總之是不會太好。這類臨時性質的低薪工作，所招徠的受雇者，多半是社會上較為弱勢的一群。他們通常亟需一個收入來源，因而只能暫時屈就於這樣的苦差事。

說「三明治人」是勞苦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不會同意──不就是揹著兩塊板子走來走去而已麼？相較之下，其他還有很多工作，付出的體力與耐力也不見得比較少，但須要完成的任務可能還多上好幾倍呢。

但實際上，單純的工作性質，可能才是「三明治人」真正的問題所在：這份工作除了酬勞令人沮喪之外，更糟糕的是它很難讓人從中尋找到成就感。本質上來說，「三明治人」僅僅是把自己的身體轉化為廣告工具，不需要培養什麼技能即可上手。從事這樣一種工作的人，也因此很少碰到「稱職」與否的問題，他不容易因為出眾的才能或表現而得到讚揚──就像你不會特意去讚揚一塊廣告看板的工作做得很好一樣。說得更極端一點，在這份工作裡面，人只是整個廣告物裡面的一塊單純零件，他的情緒、意識、感知都不是需要被在乎的事情，身而為人的價值，也很難在工作過程裡面獲得彰顯。[3]

總而言之，「三明治人」不會是一個令人感到太愉快的職業，有些時候，他們還得忍受雇主的額外要求，將自己打扮成各種各樣的花俏造型，只為了吸引群眾目光，達到更大的廣告效益。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各種以「三明治人」為主題的圖像描繪，總是表達出一種陰鬱、失落與挫折的感覺。

回到臺灣，看看《兒子的大玩偶》

發生在 19 世紀倫敦的這些故事，距離身在臺灣的我們，似乎有些遙遠。但如果你讀過臺灣文學家黃春明出版於 1969 年的寫實主義小說《兒子的大玩偶》，你應該會覺得以上種種敘述，讀來十分熟悉。因為故事裡的主角坤樹，正是一個將自己打扮成小丑的「三明治人」。而他的境遇，其實與一百多年前英國倫敦的那些勞工，根本相去無幾。

前面說到：工業革命改變了倫敦的樣貌，也促成了「三明治人」的誕生。而在工業化浪潮席捲全球以後，類似「三明治人」這樣的廣告方法（巧合的是，這兩件事情都可以說是以倫敦為發源地），也跟著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包括20世紀的臺灣。[4]

在黃春明創作這篇小說的 1960 年代末，臺灣的經濟正要步入高速成長時期，國民所得穩定提升，老百姓有了更強的消費能力，商業廣告的需求也就跟著出現了。大致是在這樣的時代脈絡底下，小說裡的坤樹選擇向鎮上一家新開的戲院毛遂自薦，做他們的「三明治人」。不過，這個提案卻使他遍嘗苦楚，小說作者仔細鋪敘了坤樹在這份「枯燥和可笑」的工作當中所遭受的身心創傷，也使我們不禁要問：工作究竟是使一個人的生命變得更好，或者是把他變得更加糟糕呢？

至少在坤樹的例子裡面，這「不是人幹的」職業，使他失去了在別人面前的尊嚴，也失去了對未來的想望。當然，總還是有一些「好工作」，是令普遍的人們感到體面、榮譽並且能夠保障生活的。比如在小說當中，那些從「工業地區走出來的人」，就令坤樹感到無比欽羨，只是他總是被拒絕在門外，只能孤獨地困守在社會邊緣。

實際上，與坤樹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臺灣人，求職的環境確實變得更好了。那是 1960 年代，出口導向政策的影響，使得整座島嶼的工業生產能力逐漸壯大起來。「加工出口區」一個接著一個出現，城市裡頭也蓋起了更多的工廠，吸引了鄉村人口前來尋找就業機會。

之後，隨著經濟發達與產業轉型，更多前所未見的職業，開始逐一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比如 1970 年代初期，汽車業務、室內設計、工程顧問……這些今天聽起來並不稀奇的工作，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都還是所謂的「新興行業」。[5]再過十年，公關公司、徵信社、大樓清潔、文件快遞……等等，又陸續成為新的工作選擇。[6]

但無論如何，所有這些職涯發展的機會，都並非小說裡的坤樹所能企及。當個「三明治人」，已是他所能設想到最好的一條出路。儘管坤樹對於自己不被接納的理由「無論如何也想不通」，但閱讀故事的讀者全都明白：這個出身寒微、目不識丁的底層勞動者，其實就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拒在外的邊緣人。人們看待他的目光很少顯露出同情，有的人甚至像小說裡的鄉公所職員一樣，直白地表露出他們的冷漠甚至鄙夷。

生存於社會邊緣的那些人們

相對於 1960 年代，生活在現代臺灣的我們，擁有更平等的教育機會，以及更加多元的職業選擇。今天，打開人力銀行網站，表列在上頭的各種工作，都有可能應許我們一個理想的未來。

然而，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在 2020 年的臺灣，仍有許多扛著看板的舉牌人，生存在社會邊緣，忍受著普遍低落的勞動條件。某種程度上，他們或許也像小說裡的坤樹、甚至是一百多年前在倫敦街頭討生活的那些「三明治人」一樣，面對著難以突圍的困境。

工作真的會使一個人的生命變得更好嗎？我們或許都會有自己的選擇與答案。但在作答之前，或許我們應該先看向那些並不擁有那麼多選項的人們，並且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思考我們原先的答案。

同場加映：學霸陪你讀《兒子的大玩偶》

[1] 關於臺灣的低薪，最近的一種研究報告，參見陳裴紋，《台灣薪資成長低緩問題及因應對策》，臺北：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2018。關於臺灣的過勞，最近的一種報導，參見〈台灣年總工時2028小時 39個主要國家中排第4〉，中央通訊社網站，2020年9月30日，網址：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9300225.aspx。

[2] 關於舉牌工在勞動市場當中的遭受剝削，參見王立柔，〈一個人的十字路口：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報導者網站，2015年12月15日，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5-brand-life；美友房屋，〈舉牌，舉什麼牌？──談舉牌社群勞動異化與潛在抵抗性〉，獨立評論@天下網站，2019年4月23日，網址：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980。類似這般的臥底式調查報導還有許多，舉牌工的處境艱難亦因此而普遍為人所知，不過長期以來這一族群（所謂非典型勞動者）的境遇，恐怕仍沒有得到多少改善。直到今天（2020年），舉牌工作的標準日薪仍是八百，換算為時薪僅僅只有一百元，遠低於這十年來透過多次修法而不斷提升的法定每小時基本工資。而據說日薪八百已是相對優厚的待遇，在房市冷淡的時候，由於建商砍價，中層的人力仲介或派報社也跟著壓低舉牌工的薪資，有些舉牌工的日薪甚至只能領到四百元。參見林立青，《做工的人》（臺北：寶瓶文化，2017），頁264-266。

[3] 不過，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廣告物的一部份，注定只能是一種意義貧乏的工作嗎？現代美國其實也存在一種human directional，其工作性質與臺灣的舉牌人十分相像，都是站在重要的交通據點上為路人指引廣告標的（通常也是房地產）的所在方向。有趣的是，這類工作的其中一些僱主鼓勵受雇者發展出一種名為sign spinning的表演能力，為這份原本單純的舉牌工作增添了技術性與趣味性。最近幾年，雇主甚至會舉辦大型比賽，企圖使sign spinning成為一種能夠帶來榮譽感的技藝。參見Perry Stein, “Inside the world of competitive sign spinning,” The Washington Post, 13 Apr. 2017, UR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magazine/inside-the-world-of-competitive-sign-spinning/2017/04/11/ff1070d6-0443-11e7-b1e9-a05d3c21f7cf_story.html.

[4] 實際上，大正時代的日本街頭已能見到「サンドイッチマン」。同一時期商品消費市場逐漸蓬勃發展的臺灣，很可能也已經有「三明治人」的出現。

[5] 參見〈新興行業 顧問工程師〉，《經濟日報》，1970年12月26日，第6版；〈室內設計這一行 怎樣做才有前途〉，《經濟日報》，1972年3月18日，第9版；〈汽車買賣市場 是個新興行業〉，《經濟日報》，1972年3月21日，第9版；

[6] 參見〈新興行業──公共關係顧問公司〉，《經濟日報》，1982年6月19日，第12版；〈徵信社 別人離婚，他插手〉，《聯合報》，1981年11月25日，第12版；〈周五台北見．介紹新興行業 六十分鐘．播出穿的新形象〉，《民生報》，1980年10月24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