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經歷了美國恐怖攻擊、中國經濟崛起、網際網路發展、全球金融海嘯，以及美中貿易戰與全球瘟疫的衝擊，這些重大的全球事件，或多或少跟上世紀末以降的資本全球化有關，樂觀天真的新自由主義早已備受批判。就像科學界主流認為氣候變遷是個真實的危機，在主流的社會科學社群，全球貧富差距惡化的趨勢也早已經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奇怪的是，反對資本主義之弊病的各國左派陣營，卻積弱不振，支持社會民主派的民眾流失，右翼民粹主義反倒成為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新興勢力。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重重，為何民眾並未轉而支持左派或自由派的政黨與政客呢？反對資本主義的哲學與政治藍圖還有出路嗎？這就是本書所要回應的時代主題。
太陽花男孩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一書的作者，是美國著名的量化社會學者萊特（Erik Olin Wright），也是全球最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之一，2012 年曾經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萊特是近年來美國社會學界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不幸的是，他在 2018 年即將出版本書之際，驚傳罹患血癌，遲遲無法找到配適的骨髓移植對象， 2019 年 1 月 23 日在安寧照護與家人陪伴中過世，享年七十一歲，全球左派人士與社會學界紛紛追悼。這是筆者近期內為萊特所寫的多篇悼念文章之一，不免重複回憶起他與臺灣的緣分。
萊特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長期任職於全美頂尖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他曾是一九六○年代的學運分子，早年研究集中在階級分析，是結合博弈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在美國主要社會學期刊發表許多有關美國階級結構轉型的知名論文[1]，其主要著作《階級》（Classes, 1985）與《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這兩本書，重構了以剝削為基礎的階級理論，以及新中產階級的分析架構與實證研究，在社會階層化領域獨樹一幟。
萊特在博士班時見義勇為，協助布若威（Michael Burawoy）處理柏克萊聘任時面臨的問題，量化與質化社會學兩位巨擘相知相惜的友誼，更是學界少見的典範（Burawoy 2005 [1979]；林宗弘 2005），本書也收錄了好友布若威為他所寫的後記。
如同布若威在後記裡提到，萊特在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主持跨國階級比較計畫，將蘇聯與臺灣納入分析比較的個案，與許嘉猷、蕭新煌、吳乃德等知名學者合作進行社會調查，並出版相關著作，這是他第一次訪臺，據他後來說，三天兩夜的旅程裡只到過中研院與臺大，此間僅與幾位曾經教學過的臺灣學生，如蔡淑玲、黃樹仁、黃敏雄與黃崇憲等保持聯繫，印象卻不深刻。從這些優秀學者口中，我們知道萊特是一個愛家、照顧學生，積極參與左派運動，在學術立場上十分堅持、正直的學術人。
我在 2006 年美國社會學會的年會當中，經由臺大藍佩嘉教授、香港科大潘毅教授，以及當年美國社會學會會長布若威的介紹，在蒙特婁路邊的咖啡桌初識萊特，後來在北京清華大學沈原教授主持的演講中再次碰面。2012 年 8 月美國社會學會的理事長演講之後，我與臺大何明修教授一起當面邀請萊特再次訪問臺灣，談真實的烏托邦計畫，他說願意，但時程必須排在一年半以後，最後決定在 2014 年 3 月 26 日訪臺一週。
歷史的偶然性與行動者的自主性，總是在改變世界的過程裡，發揮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當年 3 月 17 日午夜，學生與社運人士占領立法院議場，開啟為期二十四天的太陽花學運。協助接待的臺灣社會學會多位學者參與部分活動，我們遂把其中一場占領威斯康辛州議會經驗的演講，改到學運決策小組的密會場所之一臺灣勞工陣線辦公室舉行，並且陪同萊特進入議場與學生對話，他在《真實烏托邦》臺灣版序言裡詳細記錄了這段驚奇之旅。
思念一個人，往往會想起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細節。在 4 月 1 日萊特離臺前一晚，立法院議場占領區內的學運領袖如林飛帆與陳為廷等，曾邀請萊特在會場公開演講，但是我擔心現場 SNG 直播後，外交部或警方就會將他遞解出境、列入黑名單，就與在場的黃崇憲、呂建德兩位前輩商議後，替他婉拒了，隨後他說想留在議場睡覺，我也怕出事變成國際新聞，只好把他硬拖出去、開車載回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過程中我一歲多的大女兒很好奇，在後座玩他的蒼蒼捲髮，萊特也不以為意，只覺得沒能睡在議場很可惜。
同年 7 月，於日本橫濱舉辦的國際社會學會世界大會中，萊特受會長布若威之邀談真實烏托邦，卻主要在講他參與太陽花運動與學生相處的感動， 8 月我們在舊金山的美國社會學會相見，他仍然關注臺灣學運與政治的後續發展。這段期間，布若威常笑稱他是「太陽花男孩」（Sunflower boy）。
此後，中研院同仁李宗榮與萊特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碰面，得知他身體微恙， 2019 年 1 月初，我聽聞病情迅速惡化，透過網路留言給他打氣，說我很抱歉，當年離臺前那一夜，應該讓他留在立院議場，不料一週後便聞噩耗。
真實烏托邦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成了萊特的遺著，內容雖然與《真實烏托邦》有些重疊，不過更像是給公民社會 NGO 上課的講稿，有助於釐清過去反資本主義政治思想裡的弱點，以朝向更開放的左派改革藍圖開展。
在《真實烏托邦》一書裡，萊特提到三種組織力量的對比與均衡，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結構與其他另類出路的可能性，這三種力量分別是來自經濟領域的資本、來自政治領域的國家、與來自公民社會的社會力，分別依賴利益（其中可能相當大部分來自剝削）、強制與說服，做為其生產在社會關係層面的機制，要超越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平等，可能未必以立即消滅資本的革命做為最重要或最合乎邏輯的策略，而是要建立混合的轉型生態系。
在本書中，萊特闡述了左派的價值觀，正義（平等）、民主（自由）與團結（博愛），這些價值觀與前述的資本、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力量相對應。他向運動者或公共政策參與者闡釋了反資本主義的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治經濟遊戲的本質：在現代世界體系當中，資本積累導致剝削、不正義與不平等，需要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與分配來矯正；國家任意使用暴力時則是導致政治不民主與不自由，需要民主參與來矯正；而團結、互惠與共善則是公民社會的重要關懷。
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立足於公民社會的活躍參與，並且主張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的價值觀，這就是萊特心目中所定義的民主社會主義。
然而，光有價值立場是不夠的，第二個反資本主義的層次，是修正遊戲規則的策略。萊特回應了過去三、四百年來反資本主義的各種策略，包括打碎（共產革命）、拆解（國有化）、馴服（福利國家）、抵抗（工會運動）與逃離（合作社運動），試圖說明這些策略並不互斥，而且全面打碎資本主義的共產革命，已經被現實證明未必是比較有效（提高生產力）、民主或公平的策略。
因此，反資本主義的策略，可能是從多層次、透過國家與公民社會等多方面的干預，來弱化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剝削與損害，也就是要尊重公民社會裡反抗運動的生態多樣性，逐漸弱化資本主義的主導地位，尋找民主社會主義轉型的出路。
在第五章萊特回應了資本主義中之國家的性質與策略的關聯性。首先在本質上，他認為國家不是鐵板一塊、不是資產階級的工具，而是政治經濟鬥爭的場域，其次在策略上，他認為要解決金權政治問題，民主化與分權化（去中心化）是可欲的、可行的政治策略，應該將這些策略制度化。
未竟的左派
最後，萊特討論了促成資本主義改革的行動者，包括認同、利益與價值，是建構政治結盟的重要社會動員與象徵資源。如後記裡布若威的機鋒評論，其實萊特過去的階級分析強調剝削（利益）與客觀的階級位置，是「沒有烏托邦的階級分析」，結論仍難脫階級鬥爭，但是在真實烏托邦計畫裡，他談的是認同與價值，或是道義經濟、屬於後物質主義、新社會運動或社會經濟創新的觀點，是「沒有階級分析的烏托邦」。
可惜萊特英年早逝，尚未在行動者的理論方面銜接起這個哲學與理論邏輯的斷裂，卻也為未來有關民主社會主義、或左派政治前途的討論，保留了一定的開放性。
對臺灣或廣義的華人社會而言，萊特的真實烏托邦計畫似乎比學院式的階級分析更有啟發性，這是因為臺灣過去「黑手變頭家」（謝國雄1989）的歷史經驗仍不遠，資本集中化與產業變化遠比階級形成更迅速（林宗弘2009；李宗榮、林宗弘2017），而中國則是處在遠離社會主義的市場轉型，黨國體制既不民主也不平等，形成多層次的階級剝削（林宗弘、吳曉剛2010），香港更困擾於金融化與去工業化，階級議題遠不如認同、世代或民主轉型重要。
在臺灣甚至整個東亞，左派或勞工運動還來不及建構階級團結，就已經面臨政治鎮壓與產業轉型所造成的零碎化（何明修2016），可以說是「未竟的左派」。
對於受社會主義之平等理想感召的人來說，比起過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或左派哲學理論，本書提供了更開放的價值與策略、也有更明確的現實案例。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似乎建議我們，在新自由主義之後的世界，應該在重建國家能力與公民社會的基礎上，塑造更公平、民主、分權與多樣化的資本主義，以利於尋找民主社會主義轉型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書是大師級社會學者萊特（E. O. Wright）的最後遺作，他在完成生涯後半的重大成果《真實烏托邦》之後，仍持續與各地的民間團體對話交流，從而動念要再寫一本針對大眾的簡明版。但此書不只是前作的簡明版，因為萊特的思路已經有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更側重如何推進實際運作的非資本主義方案。
[1]例如 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and Cho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