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灣地名辭書》的緣起與架構
1895 年，也就是日本領有臺灣的第一年，在該年年底來到臺灣的伊能嘉矩，滯臺大約 12 年之後，於 1908 年初離開臺灣，回到日本故鄉岩手縣遠野。該年 5 月，他接到來自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坪井正五郎（伊能嘉矩在人類學方面的啟蒙老師）的一封信：
最近遇到吉田東伍氏，談到他的《地名辭書》，內地之部雖已完結，但琉球、臺灣、北海道等則還未出版，富山房雖有意想要整體地出版齊全，但難以找到適當的編著者。關於臺灣的部分，想要請問伊能氏您是否願意接受請託。這雖是一項相當辛苦的工作，但除了您之外畢竟難以找到更適合的人選，因此我推薦您來擔任此事。富山房應該會直接向您聯絡拜託，如蒙您承諾將會是有益於世的事。特此致信。就這樣，伊能嘉矩在坪井正五郎的推薦之下，為吉田東伍所主持、富山房出版的《大日本地名辭書》撰寫了《續編》的臺灣部分，與北海道、琉球部分合併為一卷，於1909 年2 月出版（北海道部分由藤本慶祐執筆，琉球部分由東恩納寬惇執筆）。
如上所述，伊能嘉矩在 1908 年 5 月應邀撰寫這部《臺灣地名辭書》，此書隨即在 1909 年 2 月便已出版，總計從接受這項撰述任務到全書完稿出版，只不過費了 9 個月的時日。這不免讓人訝異，伊能嘉矩寫作速度之快！
對於伊能嘉矩可以如此快速地完成這部著作，或許可以解讀其原因是：第一，伊能嘉矩在此之前，已經有極為豐富的相關知識與資料累積，所以可以一鼓作氣地迅速撰就此書；第二，伊能嘉矩獲得中央知識界的肯定，受邀參與此項重要出版計畫，因而頗受鼓舞、意氣風發地積極撰述。但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如此部帙不小，而且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著作，不能不令人佩服伊能嘉矩對於相關知識的累積和工作之勤奮。
因為伊能嘉矩的《臺灣地名辭書》是作為吉田東伍《大日本地名辭書》[1]之《續編》而撰作的，因此，以下先對吉田東伍及《大日本地名辭書》稍作說明。
吉田東伍（1864-1918 年），生於新潟地區豪農之家，雖曾進入中學讀書，但不久便退學自修，可謂是個自學有成的「民間學者」。吉田曾任小學教師，對歷史、地理，甚至對考古、人類學也都有興趣，後來專研日本古代史及歷史地理，並獨力編撰完成 7 卷 5,180 頁（據說書稿即達 5 公尺高）之《大日本地名辭書》[2]，是日本近代歷史地理學之先驅研究者，也是日本歷史地理學會創設者之一。並自 1901 年起擔任早稻田大學教授。
《大日本地名辭書》是一部以歷史地理為主要內容的地名辭典。結構上包括「汎論」、「索引」、「各說」等 3 部。「汎論」又分為 3 節：汎論一為「地名總說」（包括「地名轉訛論」、「地名文字論」、「地名起因論」、「地名元義論」、「地名界域與性格論」）；汎論二為「政治沿革篇（附錄行政區改正論）」；汎論三為「國號篇」。汎論一「地名總說」，分別就地名之原意、起因、轉訛與文字化做總體性的說明。
即使今日來看，這對於地名學研究仍有其意義。「索引」則分別以國郡、五十音、筆劃，製作了 3 種索引。「各說」是辭典的主要部分（達 4,752 頁，約有 4 萬個辭條），將日本全國依照道、國、郡、鄉作階層式的排列，以地名辭條為單位記述各地之歷史沿革與山、川、野、津、潟、寺社、島、谷、滝、城址及主要村落之起源、耕地（田畝數）等，可以說是以地名辭條為經，以時間順序為緯的一部日本歷史。
《臺灣地名辭書》基本上沿襲《大日本地名辭書》之撰述體例，也分成「汎論」、「索引」、「各說」等 3 部。「汎論」又分為「臺灣地理總說」、「臺灣地名考」、「臺灣政治沿革總說」、「臺灣住民總說」、「土地慣行一斑」5 節。「索引」則因應臺灣之特殊狀況，除了以地名漢字之筆劃製作索引之外，又分別以地名之臺灣本地音與日本音拼音製作了索引。[3]當然，與《大日本地名辭書》相同，「各說」也才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各說」以地名為辭條，匯集該地相關之歷史資料，重建了該地的歷史沿革，也呈現了各地的發展史；如果將全書合併起來看，它也可以說就是一部臺灣史（尤其是「臺灣開發史」）。
《臺灣地名辭書》的地名辭條並不是平面地並列，而是按照府、州縣、堡里鄉澳的階層排列。而且，這種排列還特別凸出了「堡（里、鄉、澳）」這個層級。堡、里、鄉、澳，是州縣以下的區劃，處於官府治理、民間自治的介面地位。
清代官治建制的最下層級是州縣，政府對之有清楚、明確的制度設計和運作規範，因此吾人對於州縣的空間範圍、行政具體運作，都相對地清楚。但對於其下部的堡、里、鄉、澳，則不論就空間範圍或實務運作，則不甚清楚。[4]日本來到臺灣之後，特別重視「堡（里、鄉、澳）」這個向來文獻上較少著墨的層級。在1898 年至 1905 年進行土地調查時，也以堡為重要的基礎單位展開作業，最後並以堡為單位製作了「堡圖」。這應
該具有值得特別注意的意義。我個人認為這應該反映了日本領臺之初，日本殖民政府所認識的臺灣社會之實際狀況，即「堡」在臺灣社會中的重要性。殖民政府初期的地方行政單位，雖然也沿襲清代的府、州縣行政建制，但並不穩定而經常有所調整，反而是在比舊時州縣更小的空間範圍所設置
「辨務署」、「支廳」相對穩定。伊能嘉矩的這部《臺灣地名辭書》採取堡為重點單位的編撰敘述架構，應該也反映了清代以來一直到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社會實情。
二、《臺灣地名辭書》引用的史料及其限制
伊能嘉矩編纂這部《臺灣地名辭書》所根據的資料，大別有幾類：（1）清代的方志與清帝國官僚的筆記、詩文等著作，（2）日本統治初期，總督府及官員的調查書，（3）伊能自己的田野調查所得。
伊能嘉矩當年所得以利用的地方志，遠少於當今我們所能使用的。今日我們得以使用的清代臺灣相關方志，不少是20 世紀以後才從世界各地的典藏機關（例如，日本的國會圖書館、上海或北京的圖書館）發現的。
從《臺灣地名辭書》裡的引用內容來看，伊能當時所利用的清代方志，主要是高拱乾《臺灣府志》（成書於1690 年代）、《臺灣縣志》（成書於 1710 年代）、《鳳山縣志》（成書於 1710年代）、《諸羅縣志》（成書於 1710年代）、《重修臺灣縣志》（成書於 1750 年代）、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成書於 1760年代）、《澎湖紀略》（成書於 1760 年代）、《續修臺灣縣志》（成書於1800年代）、《彰化縣志》（成書於 1830 年代）、《噶瑪蘭廳志》[5]（成書於1830年代）、《淡水廳志》（成書於 1870 年代）、《澎湖廳志》（成書於1890 年代）、《雲林縣採訪冊》（成書於 1890 年代）、《鳳山縣採訪冊》（成書於 1890 年代）等。
清帝國治臺官員等的著作，也多依賴於沈光文《文開文集》〈平臺灣序〉、郁永和《裨海紀遊》、《番境補遺》、《海上事略》（成書於 1690年代）、林謙光《臺灣紀略》（成書於 1690 年代）、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番俗雜記》、《赤嵌筆談》（成書於1720 年代）、藍鼎元《平臺紀略》（成書於 1720 年代）、《東征集》（成書於 1720 年代）、尹士俍《臺灣志略》（成書於 1730 年代）、朱景英《海東札記》（成書於 1790 年代）、姚瑩《臺北道里記》（成書於 1820年代）、《臺灣十七口設防狀》（成書於 1820 年代）、《東槎紀略》（成書於 1830 年代）、林豪《東瀛紀事》（成書於 1860 年代）、吳子光《一肚皮集》（成書於 1870 年代）。
伊能嘉矩所引用的清代臺灣方志、清帝國官僚的文集與筆記，不但在數量上明顯不如今日，而且其內容也必須稍作說明。192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曾經有編纂臺灣史料的計畫，因此從臺灣民間與日本內地徵集了一些臺灣相關方志、史料入藏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戰後也持續有這種臺灣方志、涉臺官僚之著作的蒐求徵集工作。
因此目前吾人所得以利用的清代方志、清帝國官僚的文集，當然不是1900 年代編撰《臺灣地名辭書》的伊能嘉矩可以比擬。而且，伊能嘉矩當時所可以利用的清代臺灣地方志、清帝國官僚的文集，也並非都經過刊刻發行流通，不少是以傳抄的方式流傳的。因此，伊能嘉矩所使用的這些地方志、史料也不如現在有相對穩定的標準化文本，甚至還多有遺漏、桀誤之處。即使已經刊刻發行的官修地方志，有時也難以明確判明版本。[6]
西文文獻，伊能嘉矩利用的種類較少，引用最多的應該是 Valentyn 的〈福爾摩沙及荷蘭在此之貿易記事〉，尤其是其中的地圖「Kaart van het Eyland Formosa en de Eylanden van Piscadores」及Imbault-Huart 的《福爾摩沙島的歷史與地誌》（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893）、Ludwig Riess 的《福爾摩沙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1897）。
其次，伊能嘉矩在臺灣的十餘年間（1895-1908 年），正是總督府努力想要在臺灣建立統治基礎，而積極進行各種調查的時代。不但總督府與地方行政機關不遺餘力地進行各種調查之外，還有為了進行地理、地籍調查、確立近代土地所有權而進行「土地調查」（1897-1905 年），並設置以調查舊慣、產業為目的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1-1919 年），也有官民有志者所組織的調查研究團體，伊能嘉矩也以不同的形式參與這些調查工作。
因此，這些調查事業的成果或具有調查採訪記錄性質的刊物，都提供伊能嘉矩參考的資源。此外，伊能嘉矩也利用了總督府的出版物，關於港口的記述，多引用《日本水路誌》（1892 年）、《臺灣稅關要覽》（1909 年）；對於最新的地方概況，則引用《臺灣統治綜覽》（1908 年）；關於地質相關的部分，則多引用目前已經很難尋覓的石井八萬次郎《臺灣島地質圖說明書》、齋藤讓《瑞芳金瓜石礦山視察報告》、井上禧之助《臺灣礦山地質調查報告》、福留喜之助《臺灣油田調查報告》、齋藤讓《澎湖島地質調查報告》等這種專家的調查報告。另外，日本統治初期所編纂之新體裁地方史《桃園廳志》（1906 年）、《新竹廳志》（1907 年）等也是伊能嘉矩的重要參考資料。
最後，則是伊能嘉矩自己的田野調查與他在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資料。《臺灣地名辭書》關於岸裏大社、日月潭一帶之原住民之地名的拼音記述，從不見於他人之著作當中，應該是伊能嘉矩自己調查所得。另外，《臺灣地名辭書》也讓吾人知道伊能嘉矩在田野調查中，至少從臺灣人手上獲得了類似〈埔水化番總理手抄戶口冊〉、黃煉石〈南庄開闢來歷緣由〉、汪金明〈恆春沿革紀略〉這種地方史史料。
三、以音聲存在的地名留下之歷史痕跡
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雖然大幅引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但卻也相當重視田野採集所得的資訊。一般來說，地方志、官員之文集、筆記所表記的地名多取其「意」，但伊能嘉矩從田野裡所採集的地名則多取其「音」。到底地名的解讀應取其「意」或取其「音」，其實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今試稍作說明。
關於地名的性質及其一般的命名起源，已經有不少著作做過解說。例如，吉田東伍在上述《大日本地名辭書》的「汎論」、伊能嘉矩在此《臺灣地名辭書》「汎論．臺灣地名考」，甚至稍晚成書的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7]，即使戰後流通比較廣的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8]都已經有概括
性的說明，不再贅述。在此僅就建制性的地名、生活者的地名；地名是否文字化的問題做一些說明。
一般來說，地名可分成建制性的正式地名和生活者的自然地名；也可以分成文字化了的地名與未文字化的地名。
建制性的地名，最常見的就是官府的行政業務中使用的地名。這種地名都用文字書寫表現，標準化程度也最高。例如，雖然「臺」與「台」只是同一個字的繁、簡體寫法，但就清帝國的行政而言，「福建省臺灣府」的「臺」與「浙江省台州府」的「台」，卻是不能互換的。一般來說，設官治理之後的地名就已經成為具有標準意義的建制性地名了。這種地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也會有標準化的需要，不能也不會率爾更動。
相對於官府的建制性地名，一般生活者自然使用的地名卻未必是、也不見得必須是文字化了的，因此也就不見得是穩定的地名。例如，在被納入清帝國版圖而正式稱為「臺灣」之外，我們這個島「臺灣」其實應該是以其「音」表現的，甚至，可以說，這個以「音」表現的地名在近代之前的民間毋寧是更廣泛通行的（只要考慮當時社會的識字率，便自然可以理解了）。
這個音為「Taiouan」的地名，除了目前大家熟悉的以拼音字母寫成Taiwan 之外，也曾經被寫成 Tayouan、Teijouan 等等；另外，也有人以漢字拼寫其音而寫成「東番」（Tang-huan）、「大灣」（Tāi-oan）、「臺員」（Tâioân）、「臺灣」（Tâi-oan）、甚至「大冤」（Tāi-oan）、「埋冤」（Tâi-oan）等等。因為漢字除了「音」之外，還具有從「形」、「義」加以解讀的可能性，因而容易讓人「望文生義」。「東番」、「大灣」、「大冤」、「大宛」、「埋冤」這些用漢字寫成的名稱，也因而都曾被好事者各自做了相當不同的引申，甚至多有過度解讀者。
然而，以「音」表現的地名，也有被轉訛的可能性。最近我經常需要到嘉義地區去，因此特別注意到嘉義水上鄉的一個村落「十一指厝」，以下就以這個地名來說明，以「音」存在的地名如何被不斷地變動，以及建制性的地名如何暴力地介入、改變生活者的地名。
根據耆老的說法，該村落之名稱來自該村落原有十一口井，因此居民自稱為「十一井厝」（Chap-it-chénn-chhuh），但日本時代卻被日本政府書寫成發音類似的「十一指厝」（Chap-it-chí-chhuh），後來又被稱為發音類似的「查某厝」（Cha-bóu-chu）。雖然從漢字的字義來理解，「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這三個地名很難被認為所指涉的是相同村落；但若從發音來理解，則這三個地名即使一時無法聯想它們是指相同的村落，不過只要一經說明，便不難理解。也就是說，漢字書寫的地名，經常被其字義所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可能仍保存著原有的痕跡。不過，戰後政府給了這個自然村「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一個行政村（建制性）的名字「龍德村」，這就差異很大了！
就像上述「臺灣」、「十一井厝」的例子，生活者的地名既然一般是以音聲為表達，當它被文字化時，結果就會可能出現各種寫法。這種同音異字的情況，對於以文字為思考的人來說，或許會有理解上的障礙（如果又是外地人，可能就更甚了）。例如，1949 年以後來自浙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歷史系方豪教授，就為了歷史文獻中的「江頭」、「干脰」、「干荳」、「肩荳」、「墘竇」、「甘答兒」、「關渡門」、「甘答門」、「干豆門」到底是何處的地名，而大費周章地特別寫了一篇考證文章，來證明即使這些地名漢字如此地不同，但它們所指的都是現在的淡水地方之「關渡」。
其實，對於可以使用臺灣話的人來說，只要將上述這些不同漢字所寫的地名用聲音念出來，就不難知道它們指的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臺灣的地名類似「關渡」這樣的例子不少。例如，現在屏東的「滿州」， 清代就曾經被寫成「文蟀」（Bûn-sut）、「蚊蟀」（Báng-sut）、「文率」（Bûn-sut）等漢字，到了日本時代則改成日語大概同音的「滿州」（Manshiu）。
這種用日本的漢字（或許也正是日本內地之地名）的音來標記臺灣地名，而達到保留音聲卻改變了地名之文字表現的例子，最有名的可能是用「萬華」（Manka）取代「艋舺」（Báng-kah）、用「高雄」（Takao）取代「打狗」（Tá-káo）了。以「名間」（日語發音Nama）取代臺灣原來之「Làm-á」（湳仔，沼澤溼地之意），也是這樣的事例。另外，花蓮的「立霧（日語發音Tachikiri）」，或許很少人注意到它原來是清代的「得其黎」、「擢基利」、荷蘭時代的「Takijlis」吧。
延伸閱讀：別猜了，這才是「高雄」地名的真正由來
文字化了的地名，雖然相對地穩定，卻也可能依著文字特有的邏輯而被錯誤解讀詮釋，或朝向另外的方向轉變。例如，臺灣很多地名原來有「bâ」之音，這樣的音最初可能被記為漢字的「猫」（一說就是果子貍），但卻因有人以為這個「猫」是「貓」之簡體字，而改「猫」為「貓」，於是漢字的地名表記也就改變了。時間一久，地名之音也從「bâ」轉為「niau」了。
嘉義「打猫」（荷蘭文獻作「Davoha」）應近其地名當初之音，有些清代漢文文獻作「打猫」（Tá-bâ）也未大謬，但卻也有一些寫成「打貓」（Tá-niau）了。這個「打貓」（Tá-niau），在日本政府將它改寫成「民雄」（Tami-o），大致還是保留了音聲。不過現在因為直接用「國語」來說「民雄」，於是就變成 Min-shiong 了。所以，嘉義「民雄」這個地名幾百年來的演變史就成了：
| 荷蘭時代 | 清代 | 日本時代 | 戰後 | ||
| 表記 | Davoha | 打猫 | 打貓 | 民雄 | 民雄 |
| 讀音1 | Davoha | Tá-bâ | Tá-niau | Tami-o | Min-shiong |
| 讀音2 | Min-hiong | Min-hiong |
四、再談外部者命名地名的暴力問題
地名除了有上述的特性之外，還必須注意它所表示的是絕對性的指涉或者是相對性的指涉。在日常生活中，以下的例子應該並不陌生。
例如，如果在臺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臺南人」；如果在臺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北門人」；如果在北門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就會是更小的地名了。也就是說，這種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問答者相互之間的立場，這種立場取決於敘述脈絡。
另一種案例，則可以說是取決於選取的參照項之不同。例如，A村落的東方一帶，可能被 A 村落的人稱為「東勢角」，但東方B村落的人可能稱之為「西邊園」。像「東勢角」、「西邊園」這種地名的「東」、「西」，當然是基於一個具體的參照點而來的。因為彼此所選取的參照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地點，也就因而有不同的稱呼（地名）了。一如有人打趣地說：「（雲林）北港在南，（臺北）南港在北。」「南港」、「北港」這兩個地名，並不是共用一個參照點，因此，自然不能直接比較了。
最後，還是要再回來談外部者的暴力問題。舉世皆然地，移殖者自然地會將原鄉的地名帶到移殖地。16 世紀以後從中國東南的福建、廣東地區移殖臺灣的人，當然也將移出地的福建、廣東地名帶來臺灣。這種地名在臺灣俯拾皆是。例如，東石、潮州、同安寮、晉江厝等等。
不過，也有一些地名明顯是來自意識型態的刻意安排和改簒、解讀。例如，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就以中國各地的地名來命名臺北市的街路，幾乎在臺北市的市區空間範圍內「重建」了一個「秋海棠中國」；在原住民地區設置行政區時，則分別命名為「仁愛」、「信義」、「和平」等。至於對於地名的意識型態解讀，則可以舉san-na-sai、síam-sai 這兩個地名為例。
不少臺灣東北部的平埔人自謂祖先來自 san-na-sai，而 síam-sai 則是雲林縣的一個村落名稱，可是在強調「兩岸之間血濃於水」的意識型態操作之下，san-na-sai 就被非常刻意地解讀為中國的「山西」，síam-sai 則被解讀為「陝西」，於是「大家都來自中原地區」了！
本文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1]《大日本地名辭書》原係吉田東伍編著《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北海道．琉球．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 年）中由伊能嘉矩執筆的臺灣部分。近年本地書店將此伊能嘉矩執筆之臺灣部分復刻單獨發行，題名為《臺灣舊地名辭書》。
[2]《大日本地名辭書》最初以小冊子形式出版，但以後經過多次復刻出版，終於形成7 卷本。
[3]本次翻譯出版，因地名之日本讀音對於國內讀者來說已無甚意義，因此直接捨去。
[4]戴炎輝教授曾利用《淡新檔案》，對於這個官府治理與民間自治之間的這個介面層級之制度與運作，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並結集出版為《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年）。
[5]陳淑均編於道光十一至十二年間（1931-32 年），以後又於道光二十年（1840 年）、二十九年（1949 年）續輯，咸豐二年（1852 年）刊行。因此，伊能嘉矩在書中對於該部方志的成書時代有各種不同的記述。
[6]例如，《臺灣府志》就有多種版本。伊能嘉矩所引述的高拱乾於康熙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693-94 年）所編纂的版本，此版本曾於康熙三十五年（1695 年）刊刻發行，但以後又有多次增補、刊刻，甚至十餘年後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周元文仍有增修並刊刻，而且此後也仍有增修、刊刻。因此，伊能嘉矩對於《臺灣府志》的引用在不同處所表述也就不同，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處。
[7]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 年）。
[8]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臺中：臺灣省新聞處，197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