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山的希望之歌,一段鄒族政治家的傳奇故事──《拉拉庫斯回憶》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臺北:玉山社,2018。
作者:洪健鈞

拉拉庫斯(Lalaksu),位於阿里山山脈東北端「自忠山」山腳下,為鄒族特富野社群「高氏(Yatauyungana)」家族的傳統耕地,傳說在族人入墾該地之前,那裡遍布著野杜鵑。鄒語稱呼野杜鵑為「Laksu」、加複數稱作「Lalaksu」,即為「有許許多多野杜鵑」之意,自此成為高氏後代對於該地的稱呼。1952 年,一位身陷「莫須有」罪名而鋃鐺入獄的高氏後裔,於獄中創作日語歌曲〈つつぢの山〉療癒思鄉之情,曲名若翻譯中文叫做「杜鵑山」,實際上便是衍生自「Lalaksu」的地名意涵。

生存於高海拔山區的鄒族人,傳統領域自阿里山山脈北端一路延伸向玉山山脈西南段,所謂「Lalaksu」更可作為該山地領域的整體泛稱。在那裡,有任由族人奔走狩獵的廣闊林區、清澈藍天上飄著白雲,四處充斥恣意歌唱的禽鳥──〈杜鵑山〉一曲──滿溢著作曲人對於阿里山故土的懷念之情。

儘管作曲者心中滿懷著「重見天日」的渴望,創作該曲的二年後,仍不幸命喪於國民黨政權的一紙「死刑」判決令下。直到 1987 年臺灣「解嚴」,陸續有學術人士拜訪高家後裔,一一記錄了這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平事蹟,這首塵封多年的歌曲〈杜鵑山〉,也終於有了公諸於世的機會。

創作出歌曲〈杜鵑山〉的人物,一生中擁有三個名字。這位人物出身於鄒族特富野社群的 Cipuu 社,族名為 Uyongu Yatauyungana,在日本人的刻意栽培下,日警將他命名「矢多一生」,並成為鄒族首位進入高等學校的族人,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於達邦蕃童教育所擔任教師。到了二戰戰後,更成為新設「吳鳳鄉(後更名阿里山鄉)」的鄉長,改名「高一生」,後來因為提出「高山自治縣」的構想,為國民黨政權羅織罪名而入獄、最終在 1954 年遭致槍決。

不論是原生族名的 Uyongu Yatauyungana、日治時期政策命名的矢多一生,還是戰後被迫迎向「中國人」認同的高一生,這三個名字,都象徵著他人生不同所處時期的身分烙印。

〈杜鵑山〉的創作者一生擁有三個名字,Uyongu Yatauyungana、矢多一生、高一生,象徵著他人生不同所處時期的身分烙印。(Source:Wikipedia

歸順的民族:日治時期的鄒族發展與阿巴里父子的崛起

1895 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鄒族達邦社頭目 Uongu Peyongusi 率領四大社群[1]諸領袖前往雲林出張所,獻上戶口名冊和請願書表示歸順,成為少數未與殖民政府發生武力衝突的高山原住民族。

在日本人的眼中,鄒族是極其溫順且具「可教化」資質的民族。而對於鄒族來說,由於在清領時期遭受漢人勢力的入侵、傳染疫病如天花等的嚴重衝擊,原有的「四大社群」規模已不復以往,最靠近西部淺山地帶的阿拔泉社/泉仔社/全仔社(鄒語稱為 Imucu 社)甚至幾乎滅亡;面對強大的外來威脅,鄒族被迫於 18 世紀接受官府訂定的「番大租」制度,承認入墾漢人擁有淺山地帶的開墾權、獵場範圍自此限縮於「觸口」(嘉義番路鄉觸口村)以東的阿里山山地。此後,鄒族除了對鄰近的布農族或卡那卡那富族進行「出草」外,已鮮少再主動攻擊漢人,甚至會接受官府的命令,協助軍隊討伐「民亂」而受賞。

歷經過清國官府二百餘年的統治經驗,鄒族應對「新政權」的態度非常務實,表達歸順、承認日本人的統治權,並要求維持鄒族自 18 世紀以來的「番大租」權益。可惜的是,殖民政府雖樂見於鄒族的歸順舉動,但對於番大租權益的「請願」毫不領情。日本人不但廢止了臺灣原住民族於清領時期建立的「大租權」,更嚴格控管山地的人員進出,禁止漢人進入屬於「蕃地」的高山區域、也同時不讓原住民族隨意下山,企圖壟斷山地資源的一切交易管道。

殖民政府首先延續自 1886 年設置的「林圯埔撫墾署」[2]控制阿里山對外貿易、1898 年改以「嘉義辦務署」管轄業務。到了 1899 年 1 月 3 日,漢人社商鄭德明領著九位鄒族青年來到辦務署,其中一位名叫「阿巴里」的族人自願留在署內接受教育,成為鄒族最早受到「現代化」洗禮的學生之一。

阿巴里在日本人的栽培下,學會日語及相關現代知識,返鄉擔任警察駐在所的巡查補,作為部落族人與日警之間的溝通橋樑。1918 年,阿巴里在一次的「炸魚」行動中受傷而死,其妻被迫帶著二位年幼的子女改嫁(另外的長子及次子已成年,送入嘉義的馬場工作)。阿巴里的三子名叫 Uyongu,也就是日後的「高一生」。

自幼失怙的他,為日警取名「矢多一生」,在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成績表現優異、四年級再轉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1924 年,矢多一生(高一生)保送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繼承著父親未走完的道路,於 1930 年進入殖民政府的警務體系任職,而且不單是巡查、還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教師,為日本人格外倚重的高砂族「先覺者」,背負了帶領鄒族走入「文明化」的重要使命。矢多一生的傳奇生涯,自此展開。

非傳統的領袖:從高砂族「先覺者」到戰後的吳鳳鄉鄉長

「我父親不是鄒族傳統的領導者,他之所以成為領袖,是因為他讀過書。」[3]

1993 年,高一生三子高英輝接受學者張炎憲採訪,坦承自己的父親並非鄒族傳統上認可的「領袖」。鄒族是典型的「氏族社會」,各社群系統由大社(hosa)作為統治核心、每一大社又由「氏族」操掌大權並採世襲制,高一生所屬的特富野社群便是由「Peongsi 氏(戰後戶政登記為汪姓)」擔當領袖,他所原生的「Yatauyungana 氏」背景,不過是位於旁支小社 Cipuu 的「亞氏族」爾爾,影響力就傳統慣例來看微不足道。

然而,1930 年帶著優秀學歷回歸阿里山的高一生,就此晉升「臺南州嘉義郡蕃地」(今日阿里山鄉)中最受矚目的高知識分子,身兼駐在所巡查與蕃童教育所教師的二項部落要職。當時,日本人將這群受過高等教育栽培的原住民族菁英稱為「先覺者」,儼然是要取代過往「頭目」及「勢力者」等部落舊勢力,成為貫徹殖民政府「皇民化」策略的先鋒,並埋下他戰後擔當「行政領袖」的重要伏筆。

1945 年,臺灣再次迎來「政權更替」,高一生順勢成為鄒族與國民黨政府交涉的代表人物,猶如當年率團與日本人談判的達邦社頭目 Uongu Peyongusi,二者的差別在於,高一生並非鄒族傳統上認可的「領袖」。

受命擔任「吳鳳鄉」官派鄉長的高一生,開始推展「高山自治縣」的理想,並擘劃「新美農場」作為族人自主營收的產業核心。早在 1935 年,高一生參與總督府主辦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臺灣各地的「高砂族」(包括居住平地的阿美族、卑南族)菁英齊聚一堂,彼此透過共用語言「日語」交流溝通,關於「我群」的共同想像自此萌發,深刻影響了他於戰後推行「高山自治」的理念基礎。除了高一生之外,長他九歲的泰雅族醫師林瑞昌(族名 Losing Watan,1949 年當選臺灣省參議員)也積極爭取族群權益。交情深厚的二人不時聚會,共議高山族群的展望藍圖。

1951 年,湯守仁(右三)、林瑞昌(右五)、高一生(右七)於阿里山的合影。(Source:Wikipedia

正當高一生努力朝向「高山自治縣」的構想前行時,島嶼瀰漫起令人窒息的恐怖高壓,慢慢地籠罩在阿里山的天空。

1947 年 3 月,警備總部破獲高一生與同族的安猛川共同署名的〈案內狀〉,內容是召集臺灣各地原住民族代表於 4 月 10 日至霧社開會,共同討論「高山自治」的相關願景,統治當局斥為「圖謀反叛」。該年 4 月 17 日,高一生與同族的湯守仁,因涉入 228 事件「圍攻水上機場」戰役而辦理自首、請求自新。1951年,二人又因「蓬萊匪諜案」被迫再次自新。

一直到 1952 年,包括高一生在內的五位鄒族菁英遭誘騙下山,於竹崎車站全數逮捕,其中判決高一生的罪名為「共同連續侵占公有財物」與「參加叛亂之集會」。前一罪名的原因,來自於高一生經營農場的收穫短少、短時間內無法償還借款本息而引發的負面流言,遭濫指為「新美農場貪汙案」,連擔任保證人的林瑞昌都受到波及。1954 年 4 月 17 日,高一生與相關涉案的林瑞昌等五人遭到槍刑。戰後短暫萌生的高山自治希望之火,終究熄滅在白色恐怖的高壓氣旋之下。

含冤的父親:臺中車站的心碎回憶與迎向希望的九〇年代

高英傑出生於 1940 年,為高一生的次子,在他 12 歲時的某日夜晚,大批軍人包圍高家屋宅與國民學校,持槍威嚇鄒族人不可輕舉妄動。高家成員當時不知道的是,早上接受命令下山參加「山地保安會議」的男主人高一生,其實已落入當局精心設下的「誘捕」圈套。嘉義縣長林金生當時用日語向族人說道「你們的的鄉長偷了你們的錢,所以我們要把他捉起來……」在國民黨的羅織罪名下,鄉長高一生成了階下囚,高家成員全數被趕出作為「鄉長眷屬宿舍」的前達邦警察駐在所。

先後進入臺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臺中一中初中部就讀的高英傑,開始在求學階段遭受各種異樣眼光的投射。期待父親能得到「無罪開釋」結果的他,不時於週日騎乘單車來到臺中火車站月臺,盼望能見到搭乘南下列車的父親身影。1954 年,高一生遭處槍刑,高英傑的願望從此破碎。

高一生與家人。(Source:Wikipedia

「專制體制的汙衊和宣傳是可怕而有效的,從此負面評價充斥部落直到今仍無法消散。」

這句話是高英傑在《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寫道的序文內容。自從高一生在內的本籍菁英遭國民黨捕殺後,鄒族人被迫服膺於黨國政治機器的操控,曾參與高山自治運動的知識份子遭當局刻意汙名化,高一生此後被傳為「高山惡霸」的鄉野奇談,讓高家成員不斷受到外界的言語凌辱,也迫使高英傑、高英輝兄弟於 1983 年開始搜集父親生前的事蹟證明、瞭解受難事件的真實始末。

直到九〇年代,這些由高家兄弟尋得並保存的珍貴史料,成為了學術界研究「高一生」的重要資訊。1994年4月,陳素貞發表〈杜鵑山變奏曲〉一文於《臺灣文藝》,是臺灣首篇探討「高一生」生平始末的專文;後續也有相關文學著作出版、2007 年更改編為舞臺劇《杜鵑山的回憶》於各地巡迴,高一生終能以「理想者」的形象,透過藝文作品呈現在國內大眾的眼前──隨著臺灣進入自由民主化,長期被貼上「叛亂犯家庭」標籤的高家後代,總算迎來「為父平反」的重大轉機。

拉拉庫斯回憶:鄒族老人回溯成長經驗的隨筆

年屆 78 歲的高英傑,於今年(2018)7 月出版《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一書,是目前第一位出版回憶錄的高家後代,書名明顯呼應著高一生生前譜寫的歌曲〈杜鵑山〉。高英傑除了描述與父親的相處記憶外,並大量提及幼時於阿里山生活的所見所聞,包括看過 228事 件期間族人拿出槍砲於達邦國校試射、見證鄒族的最後一次「焚燒獵」,以及經歷阿里山鐵道「十字路車站」的繁盛時代。

除了阿里山之外,鄒族的傳統領域其實能夠向西邊延伸,包括今日南投竹山鎮、嘉義梅山鄉等地,過去分別屬於魯富圖、伊姆茲二大社群的生存範圍,是早期鄒族在漢人入侵下喪失的舊有領地。高英傑自嘉義師專畢業後,1962 年分發至竹山「桶頭國小」任教,對於這個舊稱「林圯埔」的地方倍感熟悉,除了當地曾為鄒族人的生存領域外,還在 1886-1898 年之間設有「林圯埔撫墾署」,是族人進行對外交易與接受官方指令的重要場所。若碰上假日,準備返回阿里山家鄉的高英傑,會搭乘員林客運到達雲林古坑鄉,再轉採步行經嘉義梅山鄉到達阿里山,路途所經過的梅山仁和村,則為已滅亡的伊姆茲大社原址──藉著過往生活經驗的闡述,清晰描摹出鄒族傳統領域的演變脈絡,是高英傑於書中別具巧思的書寫手法。

拉拉庫斯回憶》書寫的諸多見聞,緊扣著鄒族數百年來的發展脈絡、詳述族群傳統領域所涵及的山川地貌,可看見高英傑記錄「民族文化」的深刻用心,完整重現「拉拉庫斯」的美妙迴響,飄盪在理想家高一生熱愛的阿里山土地上。

*參考著作: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臺北:台原出版社,1993。

汪明輝、王嵩山、浦忠成,《臺灣原住民史-鄒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1。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採訪記錄 ,《諸羅山城 228﹝新版﹞》,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4 年再版。

文高明,《北美鄒再發現》,臺中:白象文化,2010。

施協豪,《從部落認同到「鄒族」的形成―以族名探討為中心》,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楊亞傑,《北鄒族狩獵文化與現況》,環球科大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 鄒族四大社群分別為Imucu(伊姆茲)、Luhtu(魯富圖)、Tfuya(特富野)和Tapangʉ(達邦)等;Luhtu、Tfuya又為古文書分別寫作「鹿株社」及「豬母嘮社」。

[2] 位於今日南投縣竹山鎮,日治時期初由斗六廳管轄

[3] 引用自書籍《諸羅山城二二八》p.172,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第二版一刷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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