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獨立革命的效忠派與愛國者,重新思考今日臺灣──《新世界的流亡者》
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馬睿譯,《新世界的流亡者: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輸家,如何促成大英帝國重拾霸權》,貓頭鷹書房,2020。
作者:馮卓健(聖路易大學歷史系博士)

在美國攻讀博士班的生活壓力相當大,排解壓力的方式之一就是看點輕鬆的喜劇,而我最喜歡看的美國喜劇之一就是《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第一季中有一集,男主角謝爾頓參加鄰居佩妮的萬聖節晚會時,穿上一件衣服裝扮成都卜勒效應(Doppler Effect)。

劇中用一個簡單的說法來說明都卜勒效應:隨著觀察者的位子不同而會獲得不同的觀察結果。這樣的效應也適用於對歷史事件的觀察,特別是美國獨立革命:當我們從不同角度來看美國革命,我們會觀察到不同的美國革命。

效忠派與美國革命

一般人對美國革命的印象不外乎是以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人為首的愛國者(Patriots)在政治和軍事上領導大陸軍擊敗英國軍隊,迫使英國承認北美十三州的獨立。而這場獨立運動的起源則大多歸因於啟蒙時代以來政治思想的發展,以及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改變。

然而,即使英國的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深受啟蒙政治思想的影響,而主張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改變,特別是對美洲殖民地的課稅,也不必然會使抗議活動轉變成獨立運動。因為在同一時期,在同一地點,也有著另外一群人同樣深受啟蒙思潮的影響,同樣反對英國國會對美洲的課稅,但是走向了另外一條不一樣的路。那就是這些效忠派(Loyalists)。

這些效忠派的人士儘管反對英國國會對美洲的課稅,但是也反對革命人士所採取的激進手段,他們希望殖民地與英國可以達成和解。當愛國者宣布獨立時,這些效忠派不願見到社會的秩序被顛覆,而決定保持他們對英國國王的忠誠,以維護一個長治久安的帝國。愛國者往往指責這些效忠派為保守守舊,並且認為他們選擇支持英國也就是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然而對這些效忠派而言,真正的自由必須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中被維護,愛國者的叛逆行為才是破壞了英國北美殖民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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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戰爭,也是北美殖民地的一場內戰。美國的大陸軍除了面對英軍以及黑森傭兵外,也同時在與效忠派組成的軍團作戰。經過殘酷的戰爭,效忠派與愛國者之間的對立除了在理念上外,更被暴力、死亡、仇恨而更加深化了。

在戰爭結束之後,有些效忠派得以留在家鄉,成為新成立的美國的國民。其他效忠派主動或被迫遠走他鄉,邁向未知的未來,這些效忠派的遭遇反映了美國獨立革命的另外一面。然而在眾多美國革命的歷史書寫中,這些效忠派在歷史的後見之明下往往淪為美國革命英雄史觀敘述下的配角。

在《新世界的流亡者》這本書中,效忠派翻身成為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故事中的主角。加薩諾夫將效忠派的故事放在獨立戰爭後大西洋世界甚至於整個大英帝國的脈絡中,藉由描述效忠派中包含美洲原住民、非裔美洲人,以及白人等等不同族群在獨立戰爭後力求生存的奮鬥故事,將效忠派的企圖、掙扎、哀傷、無奈等經歷描述得相當動人,讓讀者看到這些美國革命中的失敗者如何在失去家園後在大英帝國的世界中安身立命。

新世界的流亡者》作者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Source: Wikimedia

從效忠派的出發點來觀察,加薩諾夫認為是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審視這場革命的國際影響。傳統上會以「一七七六年精神」來探索美國革命的理念及成果如何實踐了啟蒙以來的政治理論,並啟發了後來其他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然而,藉由探索效忠派的蹤跡,加薩諾夫展示了美國革命在世界上留下的印記不僅是在美國這個新的共和國上,也在當時正持續擴展中的大英帝國上,特別是文化與政治上的影響。

藉此,她提出「一七八三年精神」以與「一七七六年精神」對比。美國在革命後最終成立一個立憲的民主共和國,而大英帝國為了對抗「一七七六年精神」則以開明立憲的模式加速發展。她的「一七八三年精神」包含三個元素,首先是大英帝國的領土擴張,而效忠派成為帝國擴張的代理人與擁護者。

其次,大英帝國致力於自由和人道主義的理想,深化了帝國將所有各種族群跟信仰的臣民納入英國權利體系的承諾。這一點反映在英國政府如何看待他們對效忠派的承諾,以及如何對待這些為了效忠而一無所有的政治難民,如何協助他們立足於帝國的其他地區,甚至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包含印第安人以及曾經身為奴隸的非裔美洲人。與此同時的第三個元素則是大英帝國強化了行政上的控制,更加傾向中央集權式的階級政府。

一七八三年精神

「一七八三年精神」的這三個元素都分別有其複雜性,彼此之間在乍看之下甚至有些衝突。藉由討論魯賓遜、約翰斯頓等白人效忠派家族的故事,像大衛.喬治和喬治.利勒這樣的被解放的奴隸的故事,像約瑟.布蘭特這樣印第安人領袖的故事,以及像鄧莫爾勛爵跟卡爾頓男爵這樣的英國北美殖民地的官員的故事,加薩諾夫在本書中探究了這些複雜與衝突。

效忠派的印第安人領袖約瑟·布蘭特(Joseph Brant, 1743-1807)。(Source: Wikimedia

大英帝國為了對美國革命的理念做出回應,確實著重於賦予殖民地人民更多的權利,以確保他們的忠誠。然而他們並不是以「民主」的模式來一視同仁地分配這些政治權利,而是將權利集中在受過教育的仕紳和地主階級手上,以穩定社會秩序和政治發展。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認為他們對這些在獨立戰爭中支持英國的非裔前奴隸有道義上的責任,因此也努力地維持他們的生計。然而在對這些前奴隸進行人道援助的同時,儘管英國普遍認為奴隸制度是不道德的,整個社會仍然對這些深色皮膚的人帶著種族的偏見,於是最終仍然認定他們沒有在英國本土謀生的能力,而啟動了獅子山殖民計畫。

所以,英國確實是努力實現自由與人道的理念,但並不是以現代所理解的方式,而是以一個符合當時特定的文化脈絡的方式,也因此這個理念跟實踐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但作者相當成功地從當事人的角度出發,帶領讀者去思索他們各自不同的立場跟觀點,讓讀者可以感受到當事人的矛盾與衝突。

這些效忠派在美國革命時認為愛國者的行動與理念過激,而且由於他們堅持保持與英國的關係,維持對英國國王的忠誠,他們起而反對愛國者的革命。在戰爭過後,他們帶著在北美殖民地自治的政治傳統前往大英帝國的各個角落,將自由的思想,以及作為英國臣民的權利主張也帶到了他們所前往的每個地方。

然而另一方面,英國受到美國革命的影響,他們得到的教訓是「北美殖民地太過自由了」,因此他們決定在企圖讓人民感覺到他們的善意的同時,也要緊縮殖民地的政治權利。這樣的理念跟做法和效忠派的自由與自治的理念,以及對權利的主張產生了衝突。前往加勒比海的效忠派,以及前往加拿大的效忠派,忽然變得更像是美國革命前的愛國者了。

與此同時,在美國取得政權的愛國者們,看到一個缺乏強力中央政府的各州鬆散的聯邦正搖搖欲墜,因而在 1787 年的夏天聚在一起重新編寫了他們的憲法。這部憲法將政權維持在菁英的掌握中,建立一個中央政府,以一個強有力的總統為行政部門之首,重新強調了法律與秩序。這些愛國者們,看起來更像是革命前的效忠派。

從《新世界的流亡者》看今日的台灣

這本書談的是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中葉的大英帝國,在學術上是一本頗負盛名的專業之作,美國歷史學會甫卸任的主席瑪麗.貝絲.諾頓(Mary Beth Norton)也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對這本書的書評,認為這本書在美國近年新的一波效忠派研究中是非常出色也十分重要的著作。

諾頓本人也是美國革命以及美國早期共和史的大師級學者,著作等身,而她取得博士學位後的第一本書就是寫流亡到英國的效忠派的歷史。因此她對於加薩諾夫本書的讚美更顯珍貴。這本書除了高度的學術價值外,書中的內容也可以帶給我們今日的台灣讀者一些反思的空間。我希望可以在這裡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今日的台灣有許多人在對文化母國(主要是中國)與自己的在地認同(台灣)這兩種認同之間掙扎。這種掙扎的複雜性在於這兩種認同不必然是互斥的,就像效忠派的英國認同與美洲認同並不必然是矛盾的,而是可以並存的。

在美國革命之前,一般的美洲人民都認為自己既是英國人也是美洲人。例如,湯瑪斯.傑佛遜在起草《獨立宣言》前幾個月也曾寫信給他的好友表示他是最不希望跟英國分離的人。然而當與英國政府的對抗升級了,最後多數人都被迫做出選擇,在書中加薩諾夫也描述了一些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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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這些效忠派選擇效忠英國也不表示他們對美洲缺乏認同,書中提及效忠派的一個文膽查爾斯.英格利斯在戰後本來希望可以留下,但他向紐約新政府提出的申請被拒絕了,他只好離開紐約。對這些效忠派而言,美洲是他們的家,他們跟愛國者的區別在於他們對於應該怎麼管理這個家有不同的主張。加薩諾夫沒有提到的是,英格利斯在給一個紐約愛國者的信中甚至寫到如果他獲准留下,他願意效忠新的國家。

效忠派文膽查爾斯.英格利斯(Charles Inglis, 1734-1816)。(Source: Wikimedia

當然,正如這本書中所呈現的,效忠派是一個很複雜的群體,所以並不是每個效忠派都跟英格利斯有同樣的想法,但他們當中許多人對美洲這塊土地有很深的認同。所以在閱讀效忠派的經歷時,看到他們對英國的情懷以及對英王的忠誠,我們也可以想想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許多人對中國文化的情感。

如果你是屬於抗拒對中國文化認同的人,或許可以思考這樣的情懷是不是完全排他性的,還是類似這些效忠派的情況,是可以有多種認同在不同層次上並存?這樣的思考可以有助於讓持有不同認同的人互相理解而能進一步地在公共領域溝通。

然而另一方面,前往英國的效忠派,在英國遇到相當大的文化衝擊,發現英國不是他們想像中的母國,因為英國畢竟不是他們的家。許多人流落到英國後即使獲得了賠償,仍然落落寡歡,也有許多人再次離開英國重新踏上旅程前往英國在美洲的其他殖民地。例如前述的英格利斯離開紐約後在陰錯陽差之下無法前往新斯科舍,而只能來到英國,但後來在他力爭之下他還是前往新斯科舍擔任英國國教的主教。

在加薩諾夫的書中不乏這樣的例子,儘管視英國為他們的母國也是他們的政治效忠對象,但實際到達帝國核心地區卻發現格格不入難以適應。像這樣與母國文化的衝突也值得台灣讀者思考。

文化認同涉及一種共同體的想像,在想像與現實碰撞之後,現實往往不是深化了這個共同體的想像就是讓這個認同想像產生根本上的變化。對台灣持著各種認同想像的人,無論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台灣人,抑或是原住民或其他文化,除了去思索自己的認同經驗,也可以去理解他人的認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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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派的故事告訴我們,正如同今天世界各國政治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美國在塑造其國家的共和傳統的過程中也有許多不同的聲音。當西方民主價值在全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的今日,人們開始反思其長期以來被當作理所當然的優越性。

因此,認識和思考這個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傳統的關鍵時刻顯得更為重要。美國革命與今日的台灣有著不同的時空背景,但愛國者對自由和民主的主張,效忠派對秩序和傳統的堅持,美國與英國難以切割的文化與情感上的聯繫,這些都跟今日台灣的一些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尤其愛國者雖然在革命時期在論述上偏重自由,而效忠派的論述則偏重秩序,然而雖然愛國者跟效忠派對自由有不同的定義,但在他們的論述中均各自提出了自由的主張。

另一方面,愛國者中的菁英對於社會失序同樣憂心忡忡。因此,愛國者和效忠派雖然最後做出截然不同的政治選擇,但他們思想的距離其實沒有那麼遙遠,是政治情勢激化了雙方在輿論上的極端與對立。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許多愛國者跟效忠派在革命前往往是關係密切的朋友,而革命後也保持書信往來,甚至化敵為友,許多本書未提及的,那些留在美國的效忠派也終究得以再融入新的政治體系。

在我們閱讀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的效忠派的故事時,如果可以好好思考書中人物的經歷,反思今日台灣各種意識形態的衝突與主張,或許透過將自己抽離出當下所處的情境脈絡,以更客觀的眼光來看待兩百多年前的美國革命,特別是加上這個從效忠派出發的視野,我們就可能以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我們所處時代的眾聲喧譁。

歷史,往往能讓我們認識與我們生活經驗截然不同的人,了解他們的經驗可以讓我們走出我們的同溫層,去理解我們本身之外的更為廣闊的世界。加薩諾夫的《新世界的流亡者》向我們介紹了一群在美國歷史上往往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視為叛徒的人,而我們讀者也可以藉由去認識這些人的故事,來尋求理解在我們的周圍,那些與我們不盡相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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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獨立戰爭開始,某些英國王室的支持者便因政治傾向而遭到革命者騷擾,甚至用刑迫害,剝頭皮、火烤等酷刑,讓人難以想像這些竟是出自革命派之手;在獨立後,不論是白人、黑人還是印地安人,凡是站在英國那一邊的,在面臨如此的變局時,只能硬著頭皮,踏上「未知」的旅程。 本書就是描述這群歷史上選錯邊的失敗者,他們捲入了時代洪流,被迫遷移到東方、中南美洲或返回歐洲的旅程。
首圖來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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