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說書075】《國際橋牌社》製作人汪怡昕:國家若沒有記憶,就沒有血性與根性

什麼機緣開始製作臺灣故事相關內容?

大約在六年前,我們開啟了「臺灣記憶 IP 計畫」,同時間「少了一個之後」與「國際橋牌社」也同步進行。當初要做的初衷很簡單,就是覺得再不做、再不保存這些故事,老人家們也都漸漸要走了。

但是必須要說,當時開啟計畫的環境不太對,那時還是馬政府兩岸一家親的時代,但我們要做的議題,就是會觸碰到這樣的敏感神經。除了資源不好找、沒有地方願意播出,最大的困難點在於:「臺灣人的自我審查到底是不是結束了?」,外界可能會有人批評我們是在消費歷史,受訪者也很多不願意回想那樣不堪的記憶。

我們「臺灣記憶 IP 計畫」有句口號:「民族或國家若沒有記憶,就沒有血性與根性」,如果你不知道你過去是誰,你就沒有典範,不是只有臺灣,各國都是如此。我們的影視作品、紀錄片,最終的目標受重,是那些「沒有這段記憶」的人,我們希望即使沒有經歷過那些時代的年輕人,也能在觀賞我們的作品時,產生共感。不過,光是紀錄片,還是很難做到這些。

為什麼選擇做歷史實境劇?

一直以來,做口訪記憶的人不少,但是看得人很少,有感的又更少了。我們一直在思考,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讓年輕人產生共感,如果能用情緒傳遞,那當然是最直接的,於是我們決定開始製作歷史實境。

歷史實境劇和紀錄片最大的差別在於,它不是「重演」,而是在現代人「無預警」的防備下,直接活生生地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意外」,當下的情緒絕對是最真實的。

我們第一次做,是 2018 年做的「八堵車站無差別殺人事件」,當時面對了很多困難,包括申請場地、法律風險、觀眾反應等等,這些都很難預測,我們當初也是挫折絕望滿滿,心想:「我就爛命一條」,但,當絕望到谷底時,卻又成功了,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幫忙。

第三次申請八堵車站時,不知道為什麼就通過了,演出當天也非常順利,每個環節都超乎想像的好,就這樣完成了第一次的歷史實境劇。這個新創的嘗試,讓我們確立我們團隊講歷史故事的方法,而且很開心的是,我們成功引起社會大眾的討論,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聊聊《國際橋牌社》的製作故事?

《國際橋牌社》這個計畫,其實六年前就開始了,但如前面所述,一開始真的遇到很多困難,我們也時常懷疑自己:「真的做得出來嗎?」。

一直以來,臺灣以政治為題材的作品很少,如果有,也大多是很隱晦的,《國際橋牌社》可以說是第一個這麼直球的政治劇。史料通常都非常豐富,但是以此為主題的小說卻非常少,再加上因為臺灣的近代史取材有一定困難,又因為時代接近難以去針砭,總之,真的是困難重重,要自己寫原創劇本,也要想辦法搞到經費。

不過,很高興最後還是成功了,而且也得到不少回響,我們目前已經準備開拍第二季,也準備做一整個「國際橋牌社宇宙」,並持續往周邊發展,像是手遊、漫畫等等。

對影視產業前景的看法?

不管是八堵車站、還是湯德章的歷史實境劇,我們都得到很大的迴響,畢竟這個模式是一個最有渲染力的方式,並且可以帶動其他作品的發展,我們也樂見很多藝術工作者,因此有了新的想像跟啟發。

不過,我們的最終目的,不只是製作「作品」,而是要把成功的模式「複製」,為整個產業開發可行的商業模式,這樣才能走得長久。

以《國際橋牌社》來說,我們除了有影視作品,也搭配了紀錄片,甚至有桌遊、書籍、衣服等周邊產品,我們讓整個產業鏈都能賺錢,這樣就能一直持續下去。

受訪者

汪怡昕,1970 年出生,世新三專部電影科技術組,現為馬克吐溫影像公司負責人,創作範圍包括文字、攝影、編劇等,從事紀錄片、廣告、電視節目執導工作。作品有《少了一個之後—孤軍》、《少了一個之後—微光》、《哲人—總統李登輝紀錄片》、《國際橋牌社》等等,希望可以透過影像讓這片土地上的歷史與技藝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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