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21世紀版:我讀《史記的讀法》與《錢復回憶錄》

《史記》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巨著,寫於兩千多年之前,記述中國上古至西漢武帝的歷史。司馬遷賦予史家的最高期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對於這三句期許,《史記的讀法》作者楊照詮釋得很好:他說,讀歷史,不是要了解 what,而是要掌握 how、why。要釐清這個 how 與 why 的問題,就必須要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功夫。有此功夫,則能順遂回答 how 與 why 的問題,自然能夠「成一家之言」;沒有這等功夫,那就滯塞不通,講不出個所以然。

楊照《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印刻出版

在這𥚃,我想要用《錢復回憶錄》中關於中華民國一小段外交史的記述,來對照「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在現代的意義轉變。簡單地說,以往許多的「定局」,到了 21 世紀都成為「變局」;這是討論國家政策最需要掌握的概念。且讓我慢慢道來。

今日世界,與司馬遷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最近兩百年,科技發展有驚人的突破,幾乎是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在變化,世界局勢當然也相應劇變。

首先,「#究天人之際」。近兩百年來的科技進程,幫助人們更理解「天人之際」,古代視為異兆、需要占卜、諸多忌諱的天象、慧星、地震、瘟疫、颶風等,現在除了少數「武漢肺炎」等詭異現象之外,都已經除魅、解除神秘了,「天人之際」的幽微難明因素,應該大幅減少。當然,人事還是有不確定性,廣義而言還是有「天」的因素,但是那𥚃恐怕也「究」不出什麼名堂。

簡言之,現代人對「未知世界」的理解完整了許多,以往難以掌握的「天人之際」,相對而言角色重要性就減少了。

其次,「#通古今之變」。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生產分工越來越細,生產鍊的切割分散廣闊,完全打破了以往的經濟運作邏輯。在帝國主義的強勢主導下,兩百年來分工切割擴散到全球各個角落,又使經濟運作更為複雜,十萬八千里之外的蝴蝶效應,居然成為可能。此外,分工細密也使得群聚圏擴大(如此才能形成完整的生活支援環境),而群聚擴大當然就衍生管理問題、交通問題、物流問題、能源問題、紛爭解決問題等,這些面向都是政治議題、法律議題、社會議題。

什麼叫做政治、法律、社會問題呢?大致說,他們都是「一群人糾合在一起所產生的總體/個體互動;個體糾合形成總體現象,總體邏輯又反饋影響個體行為」。

在史記的年代,「古今之變」的背景即使複雜,但畢竟只有工人沒有工會、只有鹽鐵專賣沒有 OPEC 跨國聯盟、只有五銖錢沒有結構債、只有貨殖列傳沒有 WTO、只有驍勇兵騎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只有六藝沒有數理資優班、只有漕運沒有高鐡、只有皇權沒有人權、只有少數欽寵酷吏沒有一拖拉庫的恐龍法官、只有傳染疾病沒有 WHO、只有後宮佳麗三千沒有民間色情網站、只有御史彈諫沒有酸民名嘴 ……。研究者將這些個體行為/總體邏輯之間的關係予以爬梳分析,就產生了法律、政治、社會、經濟等學問。

以上我只想提醒讀者:前述諸多事例中「沒有」二字後面所銜接的工會、OPEC、結構債、WTO、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都是最近兩百年在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等面向,所呈現出來的總體現象或制度。

如果司馬遷如果活在現代,宮刑當然可免,但是欠缺複雜的社會知識架構,他的工作恐怕要辛苦十倍。

任何一個人要了解古今之變,單看「人文」面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社會」觀。

舉例來說,1929 年經濟大恐慌,大家都公認它間接促成了二次世界大戰。對於1939 年這個重要的「古今之變」,當年,有幾個人敢稱了解經濟大恐慌的成因?這個議題即使到了今天,經濟學界還在爭辯,誰也沒能說服對方。在總體/個體互動複雜的現代,通古今之變,豈是簡單之事?

再以 2008 年金融海嘯為例,大家都知道「結構債」闖了大禍。但是究竟什麼是結構債?政府要怎麼樣管理它才不會闖禍?當華爾街富豪遊說美國國會議員而嚴重影響經濟安定、貧富不均的時候,民主政治有什麼有效的制衡機制?這些問題都涉及超大號的「古今之變」,但是人文知識恐怕不足以了解其中癥結,遑論其「通」。

總之,近兩百年除了是世界變化極大的時代,也是「社會學科」逐漸成形的時代。社會學科,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傳播等,大概是司馬遷時代所沒有的面向(或是即使有,複雜度遠也不及現代)。如果司馬遷如果活在現代,宮刑當然可免,但是欠缺複雜的社會知識架構,他的工作恐怕要辛苦十倍。

除此之外,近數百年「科學」方法興起之後,任何人想要全面而完整地掌握「古今之變」,在學科訓練上也越來越困難。通識教育大師、前芝加哥大學校長 Robert Hutchins 曾經舉過一例。某位芝大老教授跟 Hutchins 說,20 世紀初 Hutchins 還在當學生的時候,如果哪一位歷史系教授請長假 (例如生產),系𥚃很容找到代課老師。但是等到 Hutchins 當校長的時候,歷史系教授的「專業」瑣碎已極,系主任找人代課得到的答案往往像是:「喔不行不行,甲老師是做美國南北戰爭史的,而我是研究法國路易十四的,我沒有辦法代課」。

連歷史專業教授都這樣「知識切割餖飣化」,美國與法國鷄犬不相聞,他們怎麼可能通古今之變?

看看台灣外交處境的「古今之變」

空談乏益,我想由以上的討論做一些引申,進而用錢復先生的第三卷回憶錄為例,尤其是其中關於我國外交的章篇,做一番對照、評論。

錢先生在 1990 至1996 年之間任外交部長,差不多整整六年。六年之間,台灣失去了沙烏地阿拉伯、韓國等大國的邦交,但是也在非洲、東歐、南美洲偶有斬獲。這段期間南非邦交不穩,到 1998 終於正式斷交。

錢先生對於這六年的外交處境有相當多的描述,但是我想要從我所熟悉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做一些關於「古今之變」的觀察與討論。

《錢復回憶錄》卷三,天下出版。

首先,我們都了解「國力」與「外交」之間的密切關聯。如果只看中國與台灣,在 1990 (錢復接外長) 、1992 (九二共識年)、1996 (錢復卸任年),台灣/中國 GDP 的比例分別是 30/70、31/69、25/75。中國在九O年代經濟成長動輒 10%,所以兩岸之間的國力差距在快速拉開。到了2019,這個比值成為 4/96。

這是何等巨大的變動?如果國力影響外交,那麼這個數字明顯告訴我們:當年錢復能夠做的、能夠完成的外交,現在恐怕有很多是做不到、完成不了的。換個角度來看,兩岸之間國力如此消長,這表示我們的外交戰略,與 1990 年相較,也必須要有所調整,不可能因循以往。

其次,2019 年台灣 GDP 與老共比只有 4/96,許多人因此感到悲觀?如果過去 30 年對岸的成長率始終是 8-10%,而台灣只有 3-5%,我們必須要預判:這個趨勢會持續下去嗎?要究天人之際,就必須要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趨勢」有所理解。

我的分析是這樣的:30 年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有許多部門沒有效率、政治上仍吹左傾風、資本設備很差、農村人口投入工業生產的很少。打個比方,這就像「小孩成績不好,是因為唸書時間少、唸書方法不對」,這時候,若能增加孩子讀書時間、改變他們的讀書方法,孩子的成績就可以進步神速,可是一旦放學後讀書時間一天已達六小時、讀書方法也已經有效調整,若再要成績進步,就只能靠補腦丸、鷄精了,效果絕對有限。

所有國家都是經濟發展初期成長快、後期成長慢;從低效率移往高效率可以很快,但是到了效率頂峰再往前走,就得靠創新突破,速度一定會慢下來。歐美如此、亞洲四小龍如此,歷史上無一例外,所以中國經濟當然也不可能永遠這樣成長。

台灣人民在意的,不只是區域安全,也包括民主的生活方式。

再來看看外在環境。錢先生在回憶錄 141 頁中提到,他認為「大陸政策的位階應該高於外交政策」,「大陸政策就是國家統一政策,只要我們堅持這項政策,台澎金馬地區的安全應該是能保持的」。

這是錢先生當年的判斷,但是這兩年香港的形勢,恐怕讓許多台灣人民修正其判斷。台灣人民在意的,不只是區域安全,也包括民主的生活方式。如果香港的「引渡協定」與中國片面通過的「國安法」是台灣將來要面對的命運,那麼有多少台灣人會同意錢先生所說的「國家統一政策」,令人存疑。中華民國是民主國家,其外交政策必須要反映多數人民的期待;如果環境改變而造成民意改變,外交戰略當然也要調整。

美/中爭霸戰,台灣更需要拼外交

前述老共的 GDP 數字超英趕美蓋台,變成世界強權,台灣的外交還有搞頭嗎?這又需要「通古今之變」的知識判斷。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這個字雖然源自希臘,但在《史記》𥚃也有類似的場景:吳王夫差大到一定程度就想挑戰楚國、越王勾踐打了幾場勝仗就想當霸主 ⋯。這種「爭霸」心理與事例,古今中外所在多有。

人無信不立,做人、交朋友,就是一個「信」字。但是若說做生意、搞政治也只是個信字,我想許多人都會有不同看法。

對台灣而言,一旦中國與美國進入 Thucydides 爭霸模式,台灣所面對的局勢就截然不同了。我們當兵的時候背誦的鬥爭守則是「拉關係、套交情、搞派系、弄糾紛、摻沙子、挖牆角」,是不是也是外交場域的參考的呢?

這就牽涉到「外交」的定義了。錢先生在書中說,外交,就是個「信」字;這與我的體認頗為不同。如果說,做人、交朋友,就是一個「信」字,人無信不立,我完全同意。但是若說做生意、搞政治也只是個信字,我想許多人都會有不同看法。

尤其,台灣目前的處境極為特殊,有一個惡鄰居永遠把「血洗台灣」掛在嘴邊。他們口口聲聲說「一國兩制」,但是香港的例子讓台灣人民對惡鄰的保證全無信心。隨著經濟實力增強,他們對台灣的打壓益發強化,幾乎是無時無刻不在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在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操作下,中國人民似乎普遍活在兩百年前鴉片戰爭的羞辱陰影之中,他們一心一意想著民族主義的雪恥重建,卻對於台灣人民的民主制度與文化,完全沒有一點點理解與尊重。我們的總統過境加州,去探望台灣人開的 85 度 C,就遭到對岸鋪天蓋地打壓;台灣商人有什麼地方不守信嗎?台灣外交官再「信」,又能怎樣避免打壓?

錢復先生駐外的時候,台灣在國際社會還能偶有斬獲,但是最近十幾年,對岸經濟實力大了,在國際社會處處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我們,當下的客觀環境,台灣的外交處境,恐怕「信」字是因應不了的。

外交戰場上,更需要通古今之變的「識」

我在《牧羊人讀書筆記》𥚃強調,外交官最重要的,就是「涵養」。當今台灣的經濟實力與中國有一大段距離,所幸最近三十年世局劇變,經濟實力不再是唯一的競爭面向。就拿美/中衝突來說吧,其鬥爭面向涉及關稅、政府補貼的透明、5G、6G、人工智能、量子運算、南海海權、低軌衛星、晶片代工、盟友態度……等。對這每一個議題,台灣有什麼切入點?要如何發展才能對台灣有利?外交人員要如何才能促成對我們有利的形勢,這些都需要「涵養」做為判斷的基礎。

涵養是什麼?就是庶幾近乎「通古今之變」的知識底藴。

外交人員在外拚外交,固然要執行參謀本部的戰略指導,但是外在形勢時有變化,外交官必須要準確掌握議題本質,才能在「參謀本部指揮」與「因應局勢變化」之間取得平衡。傳統公務員太著重「執行上級交辦任務」,這樣的被動心態對於低階外交官也許難以避免,但是越是中高階的外交官,我認為涵養的角色就越重。涵養夠,中高階外交官才能掌握議題精髓,進而在執行時回饋戰場意見,給參謀本部做修正調整的參考。

以上這些討論顯示,外交絕對不只是態度問題、執行問題、誠信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略軸線的選擇。在21世紀資通訊、高科技時代,涉外戰略議題益發多元,不同的議題有不同的目標與操作。這些,都不是一個「信」字所能涵蓋。

外交絕對不只是態度問題、執行問題、誠信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略軸線的選擇

兼談李登輝訪美的外交「戰略」與「戰術」

最後,我想討論一下錢復先生任外交部長六年最「不爽」的一件事:李登輝訪美。

我對於錢先生的評論,有同意,也有不同意。

在回憶錄中,錢復先生一再提到,李總統訪美並到康乃爾大學演講,他深不以為然。錢復說,這個訪問「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而劉泰英請卡西迪公司遊說,繞過美國國務院與國安單位,也讓這些美國外交機關對台灣甚為不滿,以後也就常給台灣穿小鞋。

我用白話文說,在錢先生來看,李登輝訪美是「戰術成功戰略失敗」、「贏了小戰鬥輸了大戰局」。

我同意,所有作戰都切忌「戰術成功戰略失敗」。如果李登輝訪美只是完成一個個人成就,是「一次性消費」,那麼為此付出「美國國務院對台灣深惡痛絕」的代價,就頗為不值得。但是李登輝訪美究竟有沒有戰略意義呢?我認為此事可以討論,未必如錢先生斬釘截鐵所言那樣「只有象徵意義」。

自 1949 年以來,老共就不斷在國際場域給台灣劃紅線。這些紅線有些是清楚明白的,有些則依老共高興,隨時調整挪移。例如,中華民國什麼層級的官員可以或不可以到美國做什麼形式的訪問,頂多只是一個未形諸文字的「了解」,並不是一個剛性的緊箍咒。一旦柔性的了解慢慢形成剛性束縛,好像台灣總統就只能過境、不能「去 85 度 C 買咖啡」,甚至形成美國或台灣的「自我檢查」項目,那台灣就有必要思考:我們要不要突破一下。

這個突破,我們不能說它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我認為,它的實質意義就是:中華民國做為主權獨立國家,可以選擇不接受你老共劃的紅線。我不但要突破,甚至還要光天化日之下突破。釋放這個 signal,絕對是戰略面的。

當然,我們不必「故意跨線」刺激北京,但是我們也絕不能接受「北京說是紅線就是紅線,然後我們每天自我檢查」。如果台灣這麼懦弱,不論台灣民意接受與否,我們在兩岸鬥爭中就已經輸了八成。台灣偶爾不理會老共畫的紅線,固然要仔細評估,在戰略戰術面做考量,不能為了戰術而犧牲戰略。但是,錢復先生將「國家元首訪美」視為只有象徵意義,我希望能有更嚴謹的推理,而不只是個人主觀判斷。

至於李總自洽卡西迪公司,繞過外交體系自行運作,我相信在國際上並非首例。差不多同時,沈君山也多次與江澤民會談,依沈君山《浮生三記》所載,也沒有經過陸委會,但最後都直接向李登輝報告。

當總統對部長保留一些秘密的時候,這位部長的進退依止,就是一個個人的判斷。即使心生忿怨,錢復先生在卸任外交部長後,他又擔任李登輝總統提名的國民大會議長與監察院長,那也是他的判斷。這些判斷能不能呈現「通古今之變」的一致智慧,那就要由別人來評價了。《錢復回憶錄》一書能不能「成一家之言」,我認為就繫於這些評價。

「成一家之言」的上中下三等

說了那麼多「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我想說一說現代社會的「#成一家之言」。如前所述,在科學分工的影響下,知識有「瑣碎餖飣」化的傾向。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做的研究題目都小之又小,這在偏數理、偏計量的領域尤其嚴重。發表餖飣論文算不算「成一家之言」呢?也許算吧!但是一家之言又怎麼樣呢?

我曾經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研究分為三類:

上焉者,在看似荒垠的原野上開闢一條嶄新的研究道路,讓許多後進者跟隨探索。中焉者,雖然不能新闢道路,卻能在別人開的道路旁闢建一個非常漂亮的花園,讓以後經過此路的人都能慨歎:哇!這花園好漂亮喔。下焉者,既不能開路也不能闢花園;他們只是在某條路上的某個花園,補種上一花一草。當下近看這些小花小草,也是美的。但是只要稍微退後一點,或是隔一個星期再看,就根本看不出差別。這些種小花小草的算是成一家之言嗎?You tell me! 

中華民國的外交,正面臨一個嶄新的局面。如果還是用 1990 年代的智識去理解,那就欠缺掌握變局的涵養,不足論矣。在別人闢好的花園裡易植一二花草,是完全改變不了地景地貌的。

我對楊照《史記的讀法》只有一點小意見:書名托大了點。《史記的讀法》這個書名,有自己封的權威性,就像總體經濟學泰斗凱因斯( John M. Keynes )把他的書取名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凱因斯的書名不是 “A Theory” 而是 “The General Theory”,以定冠詞 The 始,General 為形容詞,讀起來也頗有托大之感。但是,要如何命名書是作者的「內政」;我曾任外交官,就不干涉內政囉。

最後幾句話做結論:在科學時代,「究天人之際」的重要性降低了。在網路時代,「成一家之言」變簡單了。在社會複雜之後,「通古今之變」越來越困難。而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檢視錢復外交視野的角度,也慢慢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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