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史的蛻變:鶴見俊輔與他的研究生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馬可孛羅,2020。
作者:邱振瑞

在日本諸多思想家中,鶴見俊輔(1922-2015)堪稱是領軍人物之一,在世期間,與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詩人暨思想評論家吉本隆明皆有思想交流。從其著述生涯來看,他是日本思想文化評論家和大眾文化研究者,其論述有幾個特質:具有歷史思想的厚重、對國家戰爭與政治文明的省思、對社會弊病根源的追問,以及思想史特質的大眾文化研究。

進言之,從古代、江戶時期、明治時期到二戰前後的日本史,都納進他辯證批判的視野中。他終其一生勤奮寫作,參與各種講座和對談,編著和合著近百種,出版《鶴見俊輔集》(全十二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集 續》(全五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座談》(全十卷,晶文社)、《鶴見俊輔書評集成》(全三卷,みすず書房),這些文字帶給日本戰後的言論思想界很大影響。

家族背景與戰爭體驗

鶴見俊輔出生於 1922 年,家族背景顯赫,父親鶴見祐輔曾任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出任過眾議員院議員和厚生大臣等職,亦是善寫能譯的文人作家。他用日語寫過旅行遊記、隨筆、論文、小說和傳記,著書四十二種(五十七册),以及三種英語著作。在 1928 年,其《英雄待望論》(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28 年)更登上五十萬部暢銷書名榜。

此外,六卷本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改造社,1936 年)日譯本,正是出自鶴見祐輔卓越的譯筆。鶴見俊輔的外祖父後藤新平,亦是顯赫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擔任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其後晉升為首任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和第七屆東京市長,以及第三任拓殖大學校長等要職,1928 年受封伯爵。

據心理學家分析,也許鶴見俊輔出身貴族家庭,母親對他管教極為嚴格,這種壓力導致他過早出現叛逆行為。例如,偷書、逃學和出入不良場所,甚至二度自殺未遂,三度進出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

1937 年,他從府立第五中學退學。彼時,鶴見祐輔要前往澳大利亞演講,鶴見俊輔和胞姊鶴見和子亦隨父親同行。是年十月,他們一家三人歸國。1938 年春天,鶴見俊輔時值十六歲,他隨同父親赴美拜訪哈佛大學的亞瑟.史列辛格教授,經過詳細面談,他決定到美國留學。

他在那時與經濟學家都留重人結識為友。該年九月,他踏上美國麻州的土地,就讀於設有男生宿舍的補習班,開始留學生活。翌年秋天,他進入哈佛大學哲學科就讀,寄宿在當地劍橋的青年之家。

1940 年初夏,他返國探親期間,拜訪了民藝家柳宗悅。其後,他對於柳宗悅的思想研究,收錄於《鶴見俊輔集 續四》中。夏末,他返回美國,卻遇上了大麻煩,遭到洛杉磯港移民局的暫時拘留。到了秋季,日本學專家艾里謝也夫和賴肖和正在編寫日語教科書,鶴見與胞姊和子通力協助。

翌年春天,他著手撰寫畢業論文《論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夏季,他有一機會,在紐約日本文化會館圖書館打工,認識了美國作家和社會運動家海倫.凱勒。

但十一月下旬,美日關係卻出現了詭譎的前兆。日本大使館若杉大使來函通知,要他即刻到西海岸搭乘船艦返回日本!果真,十二月八日,因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兩國正式宣戰了,但他並沒有束裝返國。年底左右,他寫了一封家書,委託國際紅十字會轉交家人,說他第三學年前期考試成績第一名。

接下來,鶴見俊輔開始迎來了厄運之年。留美期間,鶴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引來了美國聯邦調查部門的注意。就思想根源而言,他的確否定國家的作為,高揚個人的存在。因此,1942 年三月二十四日,聯邦調查局幹員以涉入間諜案為由,到鶴見所住的學生宿舍裡大肆搜查,並將強行他帶走,關押於東波士頓移民局拘留所,彼時他尚未完成的論文也遭到沒收,不過最後仍然歸還予他。

在關押期間,他趴在拘留所的馬桶上繼續完成畢業論文,儘管俢學年限不足,哈佛大學教授委員會仍同意授予他畢業文憑。是年六月十一日,鶴見搭乘戰爭時期交換戰俘的船艦格里普霍姆號。同十八日深夜,該船從紐約港出發,一個星期後,他在船上迎接二十歲的生日。返回日本後,很快接到了徵召令,翌年二月,他擔任海軍文職人員(負責德語口譯),從神戶港搭乘船艦,衝破德軍的封鎖線,輾轉抵到印尼雅加達。

思想軌跡與理論實踐

兩年後,鶴見俊輔回到橫濱日吉軍令部的翻譯部門,不幸的是,他於六月腹膜炎惡化,不得不離開軍令部。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他隨同父親和胞姊和子疏散到靜岡縣的熱海租屋療養。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作《哲學的反省》,並於翌年出版。

嚴格講,1946 年五月,可謂是實現鶴見思想論述的新起點。他與物理學家武谷三男、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社會學家鶴見和子、學者武田清子等人,共同創辦《思想的科學》同仁雜誌,吸引同時代傑出知識人的矚目,雜誌內容豐富多姿。

然而,當時日本還在美國占領軍的支配下,出版雜誌刊物都得通過嚴格審閱。因此,該雜誌有的文章沒能通過審查,被下令修改或刪除,不用說,對於明顯批判美國占領軍的文章則悉數刪除。這是日本知識人在美國統治下受到的屈辱和挫折感。

當然,也有知識人支持美國在戰後日本推動的民主改革。他們認為,與日本軍國主義高壓統治相比,由美軍主導規範的言論空間來得寬鬆,畢竟還容許自由主義的呼吸。這種對於言論價值觀的選取論戰,持續到日本戰後很長一段時間。

必須指出,以鶴見俊輔為首,於 1949 年七月成立的「思想之科學研究會」,加諸《思想的科學》雜誌提供發表園地,對於日本思想界的影響力既深且遠。創辦刊物最初的資金是他們自行籌措,創辦宗旨明確,旨在探索日本戰敗的深層含義和汲取教訓。這份思想雜誌持續了半個世紀,到 1996 年三月停刊,共發行五百三十六期,已成為研究近現代日本思想史重要的文本史料。

而要綜括鶴見俊輔的思想面貌,我們必須回顧他在 1954 至 1962 年的研究成果。

他組識了三十餘名精英學者,進行以「轉向」為主題的研究會。經由他們通力合作,最終出版了三卷本《共同研究 轉向》(平凡社)。就此而言,這套叢書顯示出他們的學術志向,亦是名留青史的代表作。

什麼是轉向呢?正如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指出,「轉向」一詞最初源於 1920 年代的日本共產黨人因被捕坐牢,在獄中宣布政治思想「方向轉換=變更路線」的縮略語。

到了 1930 年,這個詞逐漸變成輕蔑的說法,用於指稱日本共產黨人放棄理想的「變節」行為。然而,鶴見俊輔似乎站在理解與同情的立場,他認為「轉向」是一個普遍現象,而非特定政黨人士的行為。

以二戰前為例,許多為自由和平搖旗吶喊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於二戰方興未艾之際,卻搖身一變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日本戰敗後,這些昔時的知識分子竟然比右翼人士更迅速轉向擁抱「民主主義」。

所以,在他看來,「轉向」的本質是「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這就是說,只要國家為實現自身的最高律法權威,勢必就會對個體做出支配或限制,國家機器與個體之間的對峙抗爭,就是不可調和矛盾的根源。

看得出來,鶴見俊輔是一個自承思想重負的知識人,他熱衷於學問的建構,希望透過對歷史思想文化的重新記述,以恢復和貼近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他出版《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依然認為力之未逮,繼而在《戰後日本大眾化文化史》做更系統深入的積極反思。

乍看之下,這部經典作品屬於「大眾文化史研究」,就精神內涵而言,則是對日本精神史與文化史的延伸探究,耐心的讀者透過其辯證的歷史論述,應該可以深刻認識現代日本思想史的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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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政府被軍國主義者所把持,面對這種狀況,持完全相左意見的知識分子,該如何接受跟回應國家的種種激進作為?他們的決定是突然撤回所有過往的激進主張,轉而支持天皇制,時人稱之為知識分子的「轉向」。 這個極端的例子,代表了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思想轉變,也代表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所傳入的現代思潮,都在軍國主義的淫威下屈服了。在這個思想的撕裂點上,鶴見俊輔先生追溯了「鎖國」、「國體」、「大亞細亞」各種概念,讓我們窺見日本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時的思想弱點,也藉此反省日本如何走上軍國主義路線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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