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白先勇 1981 年連載完《孽子》至今,已經度過四十年,其中二十週年時曾上演電視劇《孽子》范植偉與楊祐寧談著戀愛;如今國家劇院的舞臺上,則重新搬演龍鳳之戀⋯⋯時光淬煉,《孽子》已成經典,彷彿一則古老的愛情傳說,在人們的口耳傳誦中越來越美,如蓮花池裡的紅蓮:
我們這個王國裡,我們沒有尊卑,沒有貴賤,不分老少,不分強弱。我們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讓慾望焚煉得痛不可當的軀體,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
但孽子寫的不僅是慾望,不僅是愛,甚至不僅是一個個被父親趕出家門兒子們,對家的追尋。距離阿青從龍江街二十八巷的家逃出,也已經四十年。當我們重新閱讀《孽子》,這目光自然將蘊含了這漫長的時光,他如今在臺北哪條街上遊蕩?當時阿青眼見的臺北,與他現在看到的(我們現在看到的)臺北,有什麼不同?
白先勇說,臺北是他的靈感來源。即使他隨父親白崇禧來臺後只待了十年,從臺大外文系畢業後就去了美國,但《臺北人》、《孽子》,這兩部他最重要的小說作品,故事全發生在這個溼黏悶熱的盆地之中。相較於描寫國民政府遷臺時從中國過來的居民,《臺北人》中雖成尋常百姓卻仍時刻懷念舊時王侯時光的諸多角色,《孽子》的青春鳥們,則全都生於臺北、長於臺北,將他們的青春完全奉獻給臺北這個故鄉。
如果仔細清點《孽子》中寫出的地點,會發現作者幾乎將每段情節發生的場景,在哪一條臺北的街道,全都清晰記錄,彷彿一幕幕曾在作者面前上演。龍江街、南京東路、西門町,當然還有當時男同性戀的黑暗王國──新公園。讀者幾乎可以按圖索驥,從書中所記錄的街道名稱,走過一遍阿青的離家記,這些地點散佈在臺北四周如一點點星光,最後構成的是一整個臺北的星圖,也是小說中的這些無家可歸的孩子,生息其中的一幅圖景。
黑暗王國的遊戲之地
有名的電影公司董事長盛公宣布要開「派對」,故事在描述這則耳語傳遞的途徑時,順帶勾勒出《孽子》的佈景範圍,大致包含了整個臺北市區(不包括陽明山及當時尚未發展的松山南港一帶),八德路是盛公寓所在,而中山北路有著「八條通」,最多酒家食肆的聚集地,帶領阿青等人的楊教頭,與小玉的華僑乾爹林茂雄見面用餐的高級日本料理店「梅田」,也在中山北路上。
往西南方走,來到西門町,野人咖啡位在峨眉街的地下室,是阿青他們的聯絡站,要去北車旁南陽街的新南陽戲院看電影,或是去中華商場吃抄手,都可在這留下他們的訊息。新南陽戲院與新公園一樣,都是那時男同志的社交場合;而中華商場,則是阿青遇見不知名同伴的場所。
再往南些,萬華作為臺北市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從清治時期就有著遊廓存在,寶斗里是最有名的風化區,《孽子》神話中的阿鳳,就在龍山寺附近出生;鄰近著華西街的妓女戶,時常在新公園遊蕩的「小么兒」,總如妖精般搶走條件較好的男人,則出自三水街的男娼館。
阿青們在這些地方遊戲、與陌生的靈魂相遇,《孽子》勾勒出的,正是當時男同志的日常路線,臺北自身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當然,在當時,他們是只被允許在黑夜中出沒的,這也就是黑暗王國的疆域了。
棲居城市邊緣
不只是遊戲、性、酒家吃食,《孽子》的 1970 臺北,無法與 2020 臺北完全的都市化、高樓大廈化相比,或者說,有文明的光鮮亮麗,就有接收其排泄的城市陰影之處,阿青位在龍江街的家:
出身下級公家人員的阿青的父親,分配到的宿舍就只能在城市的最邊緣,也顯示出了即使是來臺的外省軍人,當時也有著明顯的階級差異。
作為另一極端的比較,大概是王夔龍父親所住,位在南京東路三段深處巷子底,從日治時期流傳下來的古舊官邸,或者是照顧著阿青等人的傅崇山老爺子,也是在離松江路不遠,南京東路的一處巷子裡,房屋雖然老舊,但「住宅庭院深廣,沿著圍牆,密密的栽了一轉高大的龍柏,鬱鬱蒼蒼,把房屋掩護著,氣派森嚴」,這幾處大概可稱之為當時的軍人高級住宅區。
《孽子》的臺北透露出了兩個最極端的社會階層,佔據的最為特定空間,一邊是古色古香的國家菁英住宅,另一邊,則是最窮最破敗的荒廢地帶,即便之間可能只相距不到十公里。
在那面容永遠悲痛灰敗的父親的龍江街之外,另一個對極是阿青母親臨終所住的南機場克難街。克難街為今環繞萬華青年公園的國興街與青年街舊稱,視路名即可知是為紀念國軍來臺的克難精神,也是白色恐怖國民黨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地景馬場町所在。
小說中阿青的母親住在克難街底的貧民窟,一棟據說是日治時期的碉堡之中,「兩層樓的水泥房子,牆壁堅厚,牆上沒有窗戶,只有一個個小黑洞。」阿青為了告知弟娃的死訊而去找母親,他走進母親的房間,「裡面又悶又熱,迎面撲來一陣腥羶的惡臭,好像是死雞死貓身上發出腐爛的穢氣一般。」
他的母親兩頰凹陷,兩隻眼睛如同兩個黑洞,因為逃出了丈夫的房子,背上了一生罪孽,全身是毒。而即使是死後,阿青母親的骨灰罈,也同樣被送至北部的最邊角,位在大龍峒的大悲寺。
父母都身在整個城市最為陷落之處,城市的最邊緣,阿青在途經這些地方時,他藉由訴說臺北不同區域之間的落差,最晦暗污穢之處(他的出身與父母的最終歸宿)與最光亮文明之處的巨大對比,既是講述了整座城市的身世,也講述了自己的身世,由此也可理解即使他是被趕出了家門,但還有著追尋的、年輕的他,也自然會離開自己的家。
同樣是「母親的所在」,小玉的母親所在的三重鎮,則展現了完全相異的面貌,她住在天臺戲院後一條擺滿攤子,人擠人的巷子裡。小玉帶阿青去吃中元普渡大拜拜,那時還有賽神豬的儀式,人山人海的宴席上,神豬的肥肉堆成山,所有人大啃大嚼著豬肉,喝米酒,猜酒拳,酒酣耳熱的氛圍洋溢在街道之中。
即便只是隔著一條淡水河,三重在白先勇的筆下卻展現著充沛的生命力與強烈且享樂的庶民文化,甚至是從這裡出去的新公園國民,也特別逞兇鬥狠。
《孽子》寫三重鎮的上空始終盤旋著一層煤煙,暗示其工業城的地區特質,由此反過來看臺北,其實也可發現,在《孽子》中出現的人物,無論是新公園的住民、軍人、辦事員、性工作者、電影導演⋯⋯沒有任何人從事農業與工業,這其中大致也反映了作者的階級視野。
新公園:安放無家可歸的孽子們
在所有《孽子》所描繪的臺北地景中,最核心的當然是新公園:「說起我們王國的疆域,其實狹小得可憐,長不過兩三百公尺,寬不過百把公尺,僅限於臺北市館前路新公園那個長方形蓮花池周圍一小撮的土地。」
新公園所在地清治時期原為天后宮,是宗教信仰中心;日治時期改建為都市公園,西方正對臺灣總督府,北方是臺北車站,一面作為帝國殖民地的門面,一面則作為他地來訪者對臺北的第一印象存在,1935 年,新公園更成為「始政 40 週年臺灣博覽會」舉辦地,展示日本殖民成就的場域。
戰後新公園逐漸成為男同志聚集之處,圈內人暱稱「公司」,因為每天都要到這打卡上班。他們在這裡找到相似的人,因看見彼此,確認自己不是唯一的、奇怪的存在,縱使為世不容,至少有同志能作伴取暖。
《孽子》的阿青、小玉、吳敏、老鼠、王夔龍、阿鳳,無數遊蕩的靈魂,在此安放自我。阿青找尋與弟弟相似的人影,也找尋父親的替代形象;小玉認過無數乾爹,只是想找到自己的日僑父親;吳敏死心塌地跟隨冷酷的張先生,原因是「張先生這個家真舒服,我一輩子能待在這裡,也是願的。」
他們因為自己的身世離開家、或沒有家,因此四處尋找家庭的替代品,而新公園成為他們的家的象徵;《孽子》結尾,紛擾落盡後,在除夕夜這天,所有黑暗王國的子民又回到這裡,是把這裡當家了。
臺北城中的漂流記,何時能畫上句點?
然而,對家的追尋彷彿永遠會受到阻撓,1996年臺北市政府在新公園內設立紀念碑,將其更名「二二八和平公園」,成為臺灣轉型正義的象徵。這樣的作為隱藏著將同志趕出公園的意圖。不過臺北對不同性向的人們的態度起起伏伏,2003年第一屆同志大遊行,就是從二二八公園出發,至今已舉辦十八屆;2019年臺灣通過同志婚姻,這座城市,王國裡的人們是否已經能找到自己的安居之地?
無法安居的人並不只孽子們。歌手 Panai Kusui 等人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搭帳棚抗議政府將原住民私有地排除在原住民傳統領域之外,他們從 2017 年 2 月 23 日開始,先是在凱道的人行道上搭帳棚,一百天後被臺北市政府清場,而後他們轉至臺大醫院捷運站一號出口處紮營,開始了與政府的你拆我蓋追逐,二二八公園成為他們暫時的家,為了抗議政府用法律奪走了他們的土地,至截稿為止,他們已住了 1321 天,但他們的漂流記卻不知何時能畫上句點。
這座公園寫滿了無家可歸靈魂的蹤影與歷史,雖然不能讓他們停止漂流與追尋,卻提供了庇護,讓驚慌與無助的人能夠獲得短暫的安穩,再繼續前進。這大概也是家的某種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