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謬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2020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原著完成於 1996 年，主要論點首見於作者杭亭頓在 1993 年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的專文。杭亭頓將之擴充成書之後，迅速被翻譯成數十國語言，發行遍及全球，歷久不衰，且一再被列入各種推薦必讀書單。然而另一方面，杭亭頓書中所言，卻也引發極為不同的回應。贊同者，譽之為先知，推崇其對世事的洞悉；反對者，則有各種責難、強烈抨擊，譏之為學術的敗筆與偏見。
杭亭頓生於 1927 年，2008 年辭世，除曾經短暫出仕詹森政府與卡特政府之外，長年任教於哈佛大學，在國際政治學界雖極富盛名，但所著多本探討政治秩序的相關作品，屢屢因觀點尖銳而備受爭議；而《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引起的議論之強烈更是罕見。
杭亭頓說了什麼？
這本撰述於 1990 年代、冷戰結束之後的著作，旨在探索後冷戰的國際局勢，這也是當時知識界與政治界最關注的主題。談及此，就很難不提到杭亭頓與其弟子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間的觀點之爭。福山主張「歷史終結論」，並在 1992 年出版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論證西方價值與制度是歷史演化最終的答案。身為老師的杭亭頓不以為然，駁以「文明衝突論」，認為國際衝突未隨冷戰結束而終止，文明分歧將取代意識形態對立。
杭亭頓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書中，用大量的篇幅定義其所謂的文明、闡述文明對國際政治秩序的影響、解釋文明的衝突將如何上演。其主要論點大致可整理如下：
1. 文明作為身份歸屬：文明乃一種整體生活方式，是價值觀、規範、制度、血緣、語言、歷史、宗教信仰、人類主觀自我定位等的組合，也是身份歸屬中，最大的「我們」。文明不只是文明，作為一種認同，文明的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後冷戰世界由七或八大文明所構成，不同文明各有不同的價值行為主張。
2. 文明的地位消長：文明有其強弱不等的國際政治地位。過去500年間，在西歐、美國接力擴張之下，西方基督教文明獨步全球。然而當代經濟發展等因素使然，文明實力互有消長，非西方文明崛起，挑戰西方文明的領導地位，其中尤以伊斯蘭文明與中國文明為最，揭序後冷戰的文明衝突。
3. 文明的政治角力：杭亭頓進一步結合文明衝突論與國際關係的權力政治邏輯，並沿著文明斷層線，演繹各種權力互動與衝突模式，包括有：宏觀層次的跨文明區核心國家間衝突、跨文明區的權力平衡結盟；微觀層次的文明斷層線種族或國家衝突、文明區內部的權力更迭、文明認同轉型過程的種族或國家衝突等。
4. 全球和平與西方自處之道：杭亭頓認為唯有朝全球多元文明、多極權力格局發展，建立新的均勢，方得以化解文明衝突。為此，杭亭頓呼籲西方國家首先需重振內部日漸式微的西方文明，團結歐美、鼓勵拉美西化、維持西方的科技與軍事優勢、限制伊斯蘭以及華人區武力部署，以保存西方文明的獨特性。繼而，西方需學習接受全球多元文明之路，放下西方為普世價值的迷思，不干預其他文明區事務，以談判、圍堵等方式調停衝突，尋找或擴大文明之間的共通處。
先知的預言？保守的偏見？
杭亭頓的文明政治理論，為國際政治分析增添一層新的觀察濾鏡。他並依此大膽預言各種可能出現的場景，諸如：
中國興起對美國形成根本且全面的挑戰；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衝突加劇；儒家─伊斯蘭聯盟出現，中國、巴基斯坦、伊朗等國聯手，反對西方武器擴散、人權與其他議題；印度在南亞權力擴張、制衡中國、反制中巴結盟，而美國支持印度此舉；伊斯蘭基本教義的宗教復興運動再現，影響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與美國關係；土耳其、前東歐、蘇聯等出現認同轉型現象或文明斷層線衝突；中產階級逐漸興起的中國，政治能否開放，端視華南地區能否出現不同的黨派，以及鄧小平後的第二代接班人；東亞其他國家未必接受中國霸權，但也不願聯美反中，與中國對抗；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權力重組，西方難以繼續獨攬大權；民粹興起，反蝕西方民主政治；全球移民危機、移民潮觸發歐洲伊斯蘭化與美國拉美化的隱憂；國際貿易與傳播科技，非但無法促進和平，反而強化文明分歧的衝突等。
至於涉及台灣的相關議題，當年的杭亭頓認為，台灣在內的東亞至東南亞華人經濟圈成形；經貿靠攏的同時，台灣獨立問題是兩岸關係最大變數；台灣的自我定位走向從自己是整個中國的政府開始、到一部份中國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國的政府，台灣等同事實獨立；北京政府的因應方式取決於台灣所獲之支持度、北京接班問題、中共軍力發展。
杭亭頓在書中，更針對特定衝突，提出詳細的步驟拆解說明。例如，美國與跨文明核心國家有一定的貿易衝突模式：美國提出要求、對方拒絕、美國揚言制裁、展開漫長談判、制裁生效前雙方達成協議、協議措辭模糊、雙方各自宣布勝利等。無論衝突者是中美或日美兩國，不論牽動議題為智慧財產權、人權或核武擴散，此貿易衝突模式不變。
比對實際進展與當年的推論，《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所寫種種，雖未必完全言中，但命中率亦不低。尤其是 2001 年 911 事件、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美國對恐怖組織宣戰，乃至於 20 餘年後的今天，隨著中國崛起而不斷升高對峙的中美角力等。國際政治的走勢，似乎與文明衝突理論預示的劇本相去不遠，支持者如華府保守派政策圈，對其頗為推崇。
然而另一方面，批評聲浪也始終未曾稍減，來自學術圈的抨擊尤其強烈。反駁論點包羅萬象：
有從文化與文明研究的角度，認為杭亭頓根本不了解文化是什麼、過度簡化文明的概念、批評他只以對立的角度詮釋文明間的關係。具伊斯蘭背景的研究者，則不滿杭亭頓以「好戰」、「窮兵黷武」界定伊斯蘭文明，認為他對伊斯蘭與歷史的認知淺薄，對伊斯蘭世界的多元性缺乏認識，將16億伊斯蘭人口化約為一個單一的面貌。
類似的不滿觀點亦可見於中國知識界。中國知識界普遍無法接受，杭亭頓將日益強盛的中國與中國文明視之為對西方的威脅、世界秩序衝突的來源。另有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杭亭頓，認為杭亭頓的研究得自於選擇性、片面篩揀的資料，推論過於唯心、引證偏頗，研究結論不足取。
以批判杭亭頓為題的演講、著作、會議不勝枚舉。值得注意的是，各種討論中，自由主義學派對他的批評更為直接，對《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強調文明身份、主張文明振興等深具保守主義色彩的言論，斥之為不道德、製造衝突、鼓勵衝突、引發衝突自證之作。
爭議，但經典
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杭亭頓應該不陌生。他承認文明衝突理論的建構或許還不夠細緻，但卻不改其立論。事實上，從其早年出版第一本著作《軍人與國家》，主張權威與傳統的必要性，認為自由社會中需有專業的軍事機構開始，杭亭頓就被譏為偏狹的保守主義者、墨索里尼的同路人，還曾一度因不見容於標榜自由的長春藤學府而去職。關於《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爭議，相當程度上，也是此一立場之爭的延伸。
一生皆為民主黨員的杭亭頓，雖然相信自由主義，但是自詡為老式、右派民主黨人的他，堅持自由主義無法建立在放任的個人主義與虛無的理想主義上。在文明衝突論的背後，杭亭頓真正關懷的是：如何保障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數年之後，杭亭頓完成《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一書，也是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
文明衝突論為真？誰對，誰錯？學術上，這恐怕永遠會是無解之題；現實中，歷史依然在前進中探索。巧合的是，本文完稿之際，中國、伊朗傳出計畫簽署長達25年合作協議的消息，內容涵蓋貿易投資和軍事安全等各層面；土耳其宣布將伊斯坦堡的聖索菲亞教堂改為清真寺；南海局勢升溫，中美兩國接連在此軍演。《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雖非預言書，但杭亭頓在 20 年前提出的論點，確有其參考價值。
在時序從 1990 年代的蘇聯解體，推進到 21 世紀即將近入中期、作者也早已作古的此刻，是值得重新翻開這本已成經典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繼續在混沌的世界局勢中，檢證杭亭頓的警世之作。
（本文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文明衝突論為真？誰對，誰錯？學術上，這恐怕永遠會是無解之題；現實中，歷史依然在前進中探索。杭亭頓在書中，對世紀之交的各種推動力量提供了深刻而有力的分析，處處充滿洞見。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認為本書是「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大膽，想像力豐富，並具有挑戰性的見解，對國際事務帶來革命性的看法」。在經過了時間的淬鍊，《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已成為探討國際關係、國際政治情勢的經典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