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事件✕甘味風暴】竹林中的隱藏記憶：臺灣農民與日本政府的土地爭奪戰

從「土地經驗」來看日本時代臺灣農村

這篇文章要聊的是「土地經驗」。我想將目光稍微從激動人心的社會抗爭挪開，轉而透過《劉崧甫鐵窗日記》中的生活紀錄與其他相關文獻，從劉崧甫這位農民運動者與他的家人利用土地的方式，說明在當時的土地制度下，劉家可能有何種機會或限制。

另外，日本時代的土地管理政策，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平原地區，還有介於高山與平原之間的山林地。我的父系家族來自嘉義縣梅山鄉，從今天的梅山往北、東延伸，涵蓋雲林縣古坑鄉、斗六市、南投縣竹山鎮等地，就是「竹林事件」的發生區域。

當我攤開梅山的家族史，來與二林農村社會、劉崧甫日記的紀錄對照，很難不注意到，雙方不只同樣受到日人土地政策的影響，在生活空間、文化背景等方面，都有足以互相比較的異同點。因此本文描繪的，是一幅介於社會運動與日常生活之間的歷史圖像，提供讀者認識日本時代臺灣農村社會的另一種角度。
 

日本殖民政策下的資本與土地

1898 年，臺灣總督府組織了「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著手調查臺灣土地的權利關係。當時，只要臺人向官方提出申告，以丈單（官方收稅的憑據）、契約（買賣交易文書）、鬮書（財產分家文書）等文件證明自己是業主，日人官方就願意承認其為該土地的地主。
 

另外，臺灣還有很多在清代已獲「墾照」（開墾權）卻尚未墾成的「林野地」，這部分的土地權利歸屬調查，則要等到 1910 年臺灣林野調查開始後，才獲得進一步整理。也就是說，在林野地耕作的人民無法提出對該土地的權利證明，因此日人將此類土地收為官有地方便管理。不過，為了預防官民衝突，日人承認現地農民有在該土地耕作的權利，遂有「緣故關係地」這樣的分類。
 

總之，經過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總督府大致確立了臺灣土地的歸屬權劃分。如此一來，就有清楚的投資與交易對象，便於營造出有利工商業發展的環境。不過，為了進一步扶植工商企業在臺發展，日人官方時常在上述土地權利關係的基礎上，施加政府的強制力，違背原本地主的意願，將土地資源的相關權利讓渡或讓售給大型會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彰化大城的劉崧甫家，與遠在嘉義梅山的李氏家族，距離雖遙遠，卻擁有了相似的土地經驗。
 

正義與機會：蔗作區農運者劉崧甫的土地經驗

劉崧甫生於 1898 年，在他 12 歲那年，也就是正要從家塾篆荷堂結業的時候，彰南地區發生令鄉人忿忿不平的爭議事件。1910 年，林本源製糖會社在溪州設址，為了控制甘蔗的種植成本，林糖計畫要收購彰南地區 3000 甲左右的土地。但是，想要一次收買眾多零碎土地，非常不容易；小地主們或因為收購價格太低，或因為珍惜祖傳土地，大多不想賣出。結果，林糖憑藉著官方、警察的強制力，迫使許多地主簽下賣地契約。
 

眾多小地主於是找上日籍律師伊藤政重等人，幫他們與林糖打官司。此外，伊藤氏也向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當面建言，更訴諸日本內地與臺灣媒體，營造了強大的反抗聲勢。最後，林糖強購土地的計畫重挫，大島久滿次、川村竹治等總督府高官均因此免職。
 

這次農民成功反抗製糖會社的運動，很可能就在少年劉崧甫的心中，形成日後為蔗農處境打抱不平的心理後盾。不過，位於溪州往西 20 公里的潭墘劉家，大概不是 1910 年溪洲強徵事件中受害的地主之一。
 

至少，劉崧甫的父親蓮亭公，就在事件發生的前夕，向官方提出申請，打算以 20 年的期限，租用當時濁水溪河川新生地來種植相思樹。換句話說，劉家其實也把握了新制度帶來的機會，擴展土地拓殖事業——而且在劉崧甫於 1925 年因蔗農事件入獄時，這個新事業都還在有效期限內。
 

在劉崧甫的日記中，雖然沒有提到家族承租官有地的情況，但是他在出獄後的 10 月 1 日到 5 日，忙著在溝頭、管仕厝等庄頭測量親族的畑（旱田）面積，藉此發現自家土地有被外人侵占耕種的狀況，於是「插了界址，欲向本人請求還地」。也說到關於將旱田改成田（水田），要請人挑田土改良地質，以及讓鄉人贌租等事宜；當然，還有多次身為地主而到田裡「分粟」的紀錄。最有意思的是，在 12 月 12 日這天，他發現林糖甘蔗運搬牛車未經允許輾過自家田地，於是委託親戚「代為向委員傳道」。
 

劉崧甫所說的「委員」，是製糖會社的「原料委員」。原料委員的職務，就是在會社與蔗農之間居中協調，推廣蔗作，或替會社招攬採收工、搬運工。這類工作，通常都是由比較具有資歷、聲望、人脈的鄉紳擔任；他們熟悉在地的人情網絡、土地利用狀況，於是成為製糖會社仰賴的重要節點。
 

其實以劉家在二林與大城地區的社經地位來看，劉崧甫似乎也能勝任原料委員的工作，不過他後來在 1931 年擔任的「委員」卻是另一種：大城庄尤厝的「土地整理委員」；負責調查登記尤厝的土地異動情形，並協助民眾申請相關業務。也就是說，當時的劉崧甫很可能掌握了該區第一手的土地利用狀況，甚至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可以調節相關作業進度。
 

總之，劉崧甫在蔗農事件之後所呈現的身分多樣性，可以為農民運動的歷史觀察，開啟非常有趣的新視野。劉氏當然曾經秉持著正義感抵抗強權、為農民發聲，不過這只是其社會生活的一個面向，並不代表他總是在對抗官方與會社；觀察劉氏如何在現存體制中經營事業，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生活實態。
 

抗議與妥協：竹林地李氏農家的土地經驗

劉崧甫於 1926 下半年等待一審判決期間，記錄了他在濁水溪兩岸的旅遊足跡。從 10 月 9 日的日記可以很具體地看出，斗六是當時濁水溪兩岸重要的運輸節點。對民眾的日常交通來說，當濁水溪流太猛烈而不適合渡篾的時候，改從斗六搭火車就是救急良策。其實就地理空間而言，斗六也是傳播竹林事件消息的核心地點之一。
 

就在劉崧甫因蔗農事件入獄一週後，1925 年 11 月 7 日，賴和出席了斗六的「農村演講會」。賴和後來將這次經驗寫入小說〈阿四〉：「當時恰值竹林事件發生的起頭，幾萬人的關係者，生路將被斷絕」。
 

其實，賴和文中所謂的「起頭」，只能說是知識分子注意到此事並加強聲援的開始，而非事件本身的起源。真正的源頭，還須上溯到 1908 年，官方將梅山、古坑、竹山等有「緣故關係」的竹林地，被官方強制——梅山地主被集中在公學校、古坑則在崁頭厝支廳、竹山則在各派出所，關門威脅蓋印——劃定為「模範竹林」；而且幾乎同時就把將近三分之一大小的土地，轉手「放領」給三菱製紙所。
 

1908 年，我的高祖李呆狗 35 歲，住在當時還屬於打貓東頂堡（涵蓋現今梅山）的圳頭，他的土地也在放領範圍內。當其他人被召集到公學校時，他已事先躲藏到古坑女婿家，過了一段時間，才被警察找出來，在脅迫下蓋印。
 

此後，竹農們不屈不撓地請願，希望可以恢復他們的土地權利，但是一直沒有成功，農民代表者甚至屢次被警察扣押。1914 年底，三菱製紙所宣布經營失敗而廢業，總督府故技重施，翌年 4 月 7 日，批准三菱會社以「預約賣渡」的方式，執行 10 年造林計畫。
 

梅山圳頭李家現存最早的佃租收據，記錄了 1924 年 12 月 27 日，李呆狗為 1275 斤木炭支付了 2 圓 55 錢給三菱臺灣竹林事務所。這段期間，土地權利的再次變換早已開始倒數計時：從 1925 年 4 月 6 日起，這片竹林地將正式為三菱會社所有，竹農與這塊土地的緣故關係將消滅，就此成為三菱的佃農。所以，在李呆狗繳交上述地租的前一個月，也就是 1924 年 11 月 25 日，同村的圳頭居民 77 人，於向總督遞出一封請願書，希望取消與三菱的預約賣渡契約，改與竹農訂定租約；這封請願書，最後被官方退回。賴和等文協成員，也在這個時間點開始發起輿論，抨擊總督府與三菱會社的作為。
 

此後，梅山農民仍持續抗爭。1926 年，臺灣農民組合嘉義支部成立，鼓勵當地竹農不要妥協，繼續在官方禁止下採伐竹林，並進一步堅持應該把土地放領給關係農民，官民一時相持不下。最終，警方在 1928 年 6 月逮捕了小梅庄十幾位竹農，並且以違反森林令的罪名起訴後，當地竹農才低頭簽訂與三菱會社的承租契約。
 

根據李呆狗從 1924 到 1928 年間，繳交給三菱會社的各種租金收據，可以推測他大概不像鄰居一樣正面與官警衝突，而是比較早妥協的竹農之一。不過，這些收據還是為當時臺灣農民爭取自身權利的歷史脈絡，提供了具體的證據，讓後人能拼湊出更完整的圖像。
 

從大城潭墘劉家在平原區的拓殖策略，到梅山圳頭李家在淺山竹林地的受迫／抗議經驗，可以看出當時農民面對官方的多重因應姿態。其中不只是受壓與反抗的故事，更蘊含經營或妥協等立場複雜的歷史實況。這些異質的土地經驗讓我們看見，日本時代的農村社會，層次豐富、紋理複雜，還有很多故事，值得我們仔細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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