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漂流】「賴莎琳」是誰的記憶？臺灣慰安婦運動描繪的女性形象

誤以為所有女性都是「賴莎琳」

影集《聽海湧》探討的臺籍日本兵認同悲劇、罪與罰等深刻議題，在目前以女性人權為倡議主軸的慰安婦運動中，相當難以呈現。女性主義強調，慰安婦制度是普世的父權體制在戰爭時期對女性施加的性暴力或性犯罪，預設所有受害女性都是「賴莎琳」。然而套入有殖民歷史的臺灣，這樣的區分卻落入扁平化的「加害—受害」框架，反而限縮了戰後臺日韓的「安子」、「雪子」等受害女性的發聲。

這樣的二元對立框架也更容易被戰後東亞民族主義挪用，結合傳統父權體制的性別規範，例如反日愛國意識形態下形塑「『我們的』女人被日本男人糟蹋」的情緒，讓歷史和解更加困難。如同《熱帶天使》勾起人們對臺灣慰安婦的共情，多聚焦在「賴莎琳」們身上，卻與臺灣人實際的戰爭經驗矛盾。
 

這樣的錯位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回溯 1992 年，臺灣慰安婦問題正式浮上檯面時，當時社會是將慰安婦問題與臺籍元日本兵的求償問題相提並論的，認為兩者皆為日本時代戰爭動員的「受害者」。反觀韓國處理慰安婦議題，幾乎看不到韓籍元日本兵出現在韓國慰安婦運動場合，這個差異牽涉到戰後臺韓「去殖民地化」有迥異的進程，彰顯臺灣社會討論殖民與二戰歷史的困難。

臺灣慰安婦與日本兵同為天涯淪落人，戰後同樣不見容於中華民國的抗日國族史觀，但由於父權體制性別規範的箝制，這些倖存阿嬤的境遇比臺籍日本兵更悲慘。研究者楊文喬已指出，戰後臺籍日本兵的社會記憶，並非被遺忘，而是經過種種記憶篩選後被納入中華民國的歷史敘事。然而臺灣慰安婦倖存者的身影，只能透過「男性視角」現身於戰爭文學或回憶錄中，且「性」的羞恥加上戰後政權更迭，讓她們的處境更窘迫，連國族敘事的篩選都談不上。臺灣慰安婦倖存者的處境，與木下直子對於日本人慰安婦（加害國的受害者）戰後處境的分析相似，在社會中形同「不可視化」的存在。

不過，曾經的「天涯淪落」人，為何在 1990 年代之後會走向不同的運動路線呢？

臺灣慰安婦議題的記憶建構

歷史記憶的建構關乎身分認同，也決定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未來。如果近十年成果日漸豐盛的臺籍日本兵研究代表臺灣人試圖找回自己的戰爭記憶，重建臺灣歷史認同。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三十多年來臺灣慰安婦的記憶建構？

關於戰後臺灣慰安婦議題的發展動向，研究者們根據新聞資料庫的量化分析，針對幾個社會關注的高峰期進行解讀。這幾個新聞高峰期分別為 1992 年（問題浮上）、1997 年（國民基金拒領運動）、2001 年（臺灣論事件）、2005 年（戰後六十年紀念活動）、2015 年（課綱微調事件）。

如研究者 Suzuki, Shogo （鈴木正吾）認為，臺灣在追求民主化與本土認同的過程中，不斷將中國「他者化」，對日本殖民統治相對良性的歷史敘事興起，造成不同政治立場「歷史記憶的競合」，分散了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關注，反觀韓國則因訴諸普遍人權而讓慰安婦議題得以持續熱度。這種論述模式，後來成為臺灣慰安婦問題的「支配性論法」。

另一方面，研究者三澤真美惠透過更長的時間向度變化，來檢討前述的論法，認為在臺灣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受到民族主義政黨制度和媒體煽動的影響，慰安婦議題的討論被簡化為二元對立，忽略了更複雜的歷史面向。必須重新梳理這些支配性言論的形成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被邊緣化的觀點，從而更深入理解臺灣慰安婦議題的複雜性。

臺灣人的二戰經驗與中國、香港、東南亞其他華人並不相同，甚至是對立的，因為臺灣是華人世界唯一完整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地方。長期以來，臺灣人的二戰經驗與記憶，一直被國民黨的抗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壓制。直到 1988 年李登輝當上總統後，二戰記憶才逐漸解除封印，許多關於日本時代的口述訪談與出版品如雨後春筍般登場。所以 1992 年慰安婦問題在臺灣登場時，並未遭到「抗戰正義」的壓制，朝野一致認為必須儘速向日本交涉，一起解決日本兵賠償等歷史遺留問題。

而慰安婦與日本兵發展不同運動路線的關鍵點出現在 1997 年，該年婦女救援基金會（下稱「婦援會」）發動拒領日本發起的「亞洲女性基金（Asian Women's Fund，AWF）」（又稱「國民基金」），反映了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社會條件，導致對AWF的評價與慰安婦議題有著分歧看法。

AWF 創設於 1995 年，屬於半官半民的組織，成立時適逢 1990 年代國際人權法的潮流。當時日本左派知識人與媒體也承接人權潮流，全力主打慰安婦議題，最終在進步與保守勢力的折衝之下，催生出 AWF，分別由日本政府出資 48 億圓、民間募款 6 億圓，提供受害女性們生活支援與醫療補助。除了實質的個人補償外，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四任總理大臣聯名的道歉信，是繼 1993 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對日軍強徵韓國婦女充當慰安婦道歉之後，再度有日本政府人員致歉。

起初，韓國政府對於 AWF 試圖在不破壞傳統國際法規範的前提下，努力兼顧人權主流的做法給予肯定，兩方對於慰安婦議題的共識為不談例外的個人法律賠償，純以人道考量予以補償。然而，有些韓國慰安婦支援團體堅持日本政府必須負法律責任的賠償，而非只是道義責任的補償。另外，兩地的進步文化人與媒體也透過輿論造勢，不斷向政府施壓，在國際上訴諸戰爭法人道罪（無追溯時效）。這也是為何日本軍隊是否有「強徵婦女」的事實，會成為慰安婦支援團體與官方的攻防焦點，因為這牽涉了戰場性犯罪的成立與否。
 

回到臺灣的脈絡，在 1997 年發起拒領 AWF 運動之後，臺灣慰安婦的歷史經驗有了新的敘事，融入了對日抗戰經驗，將臺灣慰安婦的遭遇也視為日本帝國軍事侵略的「戰爭犯罪」。如前述提到，原本臺灣慰安婦與臺籍元日本兵在社會運動路線上，皆被視為「殖民統治下戰爭動員的受害者」，訴求目標大致相同，但是一旦臺灣慰安婦被視作「遭受帝國軍事侵略的受害者」，兩者也開始發展出不同的運動路線。
 

重回公民運動脈絡，重建歷史記憶

臺灣內部部分人士在討論慰安婦問題時，經常會以韓國作為參照，認為臺灣政府軟弱、民間社會普遍「親日」，無法舉國凝聚價值共識，難以彰顯公道與歷史正義。另一方面，部分媒體也經常過度聚焦在慰安婦自願與否的發言，或者純粹報導政治人物藉慰安婦議題來做口水戰，無助於社會大眾更深入理解慰安婦議題。

不過直接將臺灣慰安婦運動與韓國慰安婦運動做比較，會忽略許多背景脈絡。中華民國與日本在 1972 年斷交後，與日本之間無國際法約束彼此，大多是透過亞東關係協會與交流協會等非正式官方組織交流，中華民國政府無從出面，因此無法像日韓討論殖民問題時，會依《日韓基本條約》而有雙方政府出面協商。況且，相對於韓國單一的反日民族情緒，臺灣內部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詮釋，有臺灣／中國兩種民族主義的拉扯，問題相對複雜。

另外，韓國慰安婦運動也出現不同的檢討聲音，如女性主義人類學者蘇貞姬（Sarah Soh）便質疑，慰安婦支援團體打長期無效的法律戰，究竟是為了慰安婦人權還是為了民族主義？她認為國際女權團體的性奴隸主流論述，與韓國的反日民族主義結合，建構出日本軍性奴隸被迫害的形象，只能反映「部分真相」。
 

既然臺灣無法直接參照韓國慰安婦運動的經驗，那麼臺灣慰安婦權益乃至臺籍日本兵等戰爭遺緒，該如何為自己發聲呢？

臺灣的困境難一時解決，但是從爬梳公民運動的脈絡，我們能發現記憶的篩選本來就充滿政治。臺灣慰安婦問題發展至今三十多年，幾乎已形成歷史記憶對立的「修羅場」，且追溯臺灣慰安婦與日本兵歷史記憶的分歧點，便可知道這樣的對立並非存在於一開始。記憶具有「從現在的立場重建過去，並藉此賦予未來行動以意義」的特性。我們除了分析過去如何被重建，還應該探討如何為創造未來而努力。想解決問題，必須回到當初日韓女性連帶的公民運動脈絡，重新從臺日關係史、戰後臺灣政治與女性運動、歷史記憶等面向整合分析，為歷史和解貢獻臺灣研究的價值。

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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