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漂流】「你有義務要把目擊的責任繼續傳下去」：《聽海湧》蔡雨氛✕《由島至島》廖克發對談

創作起點：對真相提出疑問

蔡雨氛、廖克發各自回顧接觸臺籍日本兵的起點，不約而同將場景拉到了戰後滯留在南洋的臺灣人，但由於兩人的成長背景不同，所以挖掘與觀看歷史的視角也有所不同。

蔡雨氛先留意到，有些臺籍戰俘監視員在戰後盟軍軍事法庭上被判絞刑，當時她內心湧現兩種情緒。一是訝異，自己身為歷史系畢業生，卻對這段歷史所知甚少。二是疑惑，究竟當時的臺灣人經歷了哪些事情？因臺籍戰俘監視員的際遇而衍伸的疑惑，驅使她試圖以寫故事的方式，回答對歷史真相的困惑。

她觀察自己與父母輩的思考方式有所差異，源頭可能來自不同世代接受的不同歷史教育。這些世代的想法差異，激勵她更想探索臺灣人身分認同錯亂的起點在哪？正如臺籍戰俘監視員的際遇，反映了臺灣人從「戰敗日本帝國子民」瞬間轉換為「戰勝中華民國國民」的錯綜情境。她想藉由這段歷史提問：人的思維與情感，有辦法隨著政局轉變而一夕間切換嗎？

廖克發則因為從小在馬來西亞生長，原本就打算以東南亞為鄉愁起點，探討海外華人的歷史，包含曾住在東南亞集中營的臺灣人。循著這一條路徑，他接觸到研究集中營與戰犯議題的藍適齊教授，而他也笑說當時不知道藍教授也參與了《聽海湧》的籌備，純屬意外的巧合。

然而即使聯繫上藍教授，他當時尚未真正關注臺籍日本兵主題，直到拍攝紀錄片《野番茄》期間，察覺臺灣對於老兵的往事傾向以「時代受害者」做定調，與馬來西亞華人對於日軍暴行的種種描述，交織出宛如平行世界的歷史記憶，使他有產生許多問題，想拿起攝影機來解答心中的疑惑，因此展開紀錄片《由島至島》的拍攝。

受害／加害：真的存在邊界嗎

《聽海湧》與《由島至島》兩部作品，皆透露了臺灣人在二戰期間，可能直接或間接參與的「黑暗歷史」，如虐待戰俘、協助日軍整肅華人等違反人道精神的行為。作品上映後，觀眾們對於那段過往各有不同的解讀與理解，讓廖克發與蔡雨氛體察到一些事情。

 

廖克發說，《由島至島》原初上映的版本是以呈現歷史證據為重點，想不到年輕觀眾看完後給予的回饋是：「這是祖父輩的事情，與我們無關。」他笑說這段「負評」讓他意識到，在作品中只呈現歷史證據是不夠的，無法讓觀眾產生共鳴。因此他參考德國教育歷史的方式，將「記憶責任」的概念融入影片，成為了現在的版本。

 

「我們這一代不需承擔『戰爭責任』，但我們有『記憶責任』，即選擇如何記憶這段歷史的責任。」廖克發如此說道，並提出讓人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也置身在當時的歷史處境，我們是否能做出不同的選擇？

 

為了深入理解這段歷史，蔡雨氛則是研讀了澳洲軍事法庭審判戰犯的紀錄，然而文件中呈現的臺灣人，大多是對戰俘施暴的殘酷形象。她坦言閱讀時有「受傷」的感覺：「臺灣人真的有這麼壞嗎？戰爭為何能讓人變成這樣？」這些疑問成為她創作時，最想追問的核心。

 

除了審判紀錄之外，她還讀了大量的回憶錄，試圖從不同人的記憶中，拼湊出當時臺灣人的模樣。有時她也會找到溫馨的紀錄，如一名英國女作家回憶到臺籍監視員偷偷給小孩子糖果，讓她覺得人性依舊有善良的地方。

 

這些散落各處的臺灣人形象，看似有不一致的描述與觀點，卻也透露了人性本來就是複雜的本質，無法以善良、邪惡一刀切。因此《聽海湧》盡力刻畫了當中的複雜性，讓觀眾看到這些年輕的臺灣人，為何願意投注性命在戰場上，而面對上級的脅迫時，會如何選擇對待戰俘的方式。

 

「觀眾會知道，臺灣人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可能不得不做會違反人道的事。然而在審判過程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個人是無法逃避這些罪責。」蔡雨氛說道。
 

關於二戰後同盟國主導的戰犯審判，廖克發補充，有些觀點認為審判仍有不足之處，例如未深入追究加害者群體，而且法庭描繪的受害群體大多是白人，卻忽略了同一片時空下，遭到侵害甚至被屠殺的東南亞人，造成戰後東南亞盛行以公審懲罰當事人。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華人的戰爭經驗，長期以來有股壓抑、難撫平的傷痛。起因是二戰時，日軍為了防堵華人從事抗日行動，開始對華人社群展開「整肅」，實則是屠殺。根據口述紀錄，有些臺灣人做日軍通譯（翻譯）協助工作，加上日軍試圖拉攏馬來族群，以便對抗英軍，變相加劇華人與馬來族群的不合。戰後的種族政策與種種複雜因素，使得華人的二戰受害經驗在歷史中失聲，只能自發性地立紀念碑與保存文物。

 

蔡雨氛回憶當初她去沙巴做田野調查時，從華人司機口中聽聞附近有日本人挖的大坑並殺了許多華人。當下她猜想是人們恐懼戰爭而衍生的傳說，直到看了《由島至島》才驚覺司機說的事情可能存在。

 

廖克發也坦言，研究那段歷史的學者不多，所以他是抱著未知的心態慢慢爬梳，走訪了倖存者、遺族後代，以及被指為加害者及其後代。片中可看到廖克發當面問受訪者，對那段歷史是否知情？鏡頭捕捉到受訪者的沉思、痛苦甚至是憤怒等情緒。同時，他也溫柔地提醒，他希望鏡頭捕捉到是「個人」，而非國家或民族所描繪的「集體」。因為唯有回到個人身上，才能看見人性的複雜與多樣性。
 

對話：透過作品來開啟

《聽海湧》與《由島至島》雖分屬劇情片與紀錄片，但兩者皆有透過演員做某種程度的歷史還原，且創作的背後也做了非常多歷史證據的考證。問到劇情片與紀錄片之間，是否存在虛構與真實的分野，蔡雨氛與廖克發提出不同的想法。

 

蔡雨氛先從編劇的角度分享，戲劇呈現的人物、場景、道具⋯⋯，幾乎都是團隊刻意「做」出來的。不過，即便是編劇虛構的角色，當中仍會透露編劇對真實歷史的關懷與反思，例如劇中的中華民國外交官「羅領事」，是現實世界不存在的人物，但她想藉由這名角色來討論身分認同的錯綜複雜。

 

站在羅領事的立場，他既是普通的丈夫，也是一名中華民國官員，與當時的臺灣人站在對立立場。蔡雨氛想問，像他這樣的人跳出來指認臺籍戰俘監視員時，他是為了幫家人出一口氣，或者是為了幫同盟國平反？最後，當羅領事得知臺灣人從此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員後，他又該如何反應呢？這些都是蔡雨氛刻意幫角色設計的難題，藉此試探，對立的意識形態從何而來？人們有辦法立刻轉換想法嗎？

 

至於劇情片與紀錄片的差異，蔡雨氛分享看完《由島至島》後，體認到紀錄片能發揮「真實」的力道，那種衝擊難以用劇情片取代。

 

廖克發則對於紀錄片是否比劇情片更接近真實，抱持相反的看法：「真相必定不是一個句子能說完的事情，就連使用紀錄片呈現，也不見得比戲劇更接近真相。每部作品都會反映創作者的觀點，擺在影像中的片段是經過選擇過的『真相』。」

 

對於《聽海湧》招致的某些批評，廖克發認為與其質疑作品是否「還原所有真相」，反倒應將焦點放在討論作品的觀點是否夠深入，而他也期盼社會能創造一個空間，包容不同論述的作品出現，促進多元的討論。

 

如今，《由島至島》正在接受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電影審查，他擔憂部分內容可能觸動敏感的種族議題而無法通過。正因為感受到不同地區對作品的開放程度，顯得臺灣言論自由的可貴。
 

 

至於作品是否有可能開啟對話，蔡雨氛分享一位觀眾看完《聽海湧》後，提到自己的阿公也是臺籍日本兵，但過往的創傷使得阿公難跟家人親近，家人們不知道阿公經歷過哪些事情。因此她期望，《聽海湧》、《由島至島》也許能幫助一些人，在某種程度上理解那一輩人的想法，讓世代的對話依舊存在一絲希望。

 

廖克發則分享一名事件目擊者說過的話：「我把這個故事說給你聽以後，你就是其中一個目擊者。你有義務要把這個目擊的責任繼續傳下去。」

 

他說這句話對他影響很深，哪怕對話只有寥寥幾個人在進行，人們至少必須先展現建立對話的企圖。當創傷者感覺自己能在安心的空間說故事時，他就開始在與社會產生對話與連結。那一刻，和解開始默默地發揮作用。

 

雖然臺灣現下的時局，探討二戰記憶仍可能觸動不同族群的敏感神經，溝通無法一蹴而就。然而，廖克發與蔡雨氛都希望作品能作為開啟對話與理解的契機，讓二戰歷史不只停留在殘忍或慘痛的印象，而是能帶人們直視人性的幽暗面，並找到堅持光明面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