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外之地」倖存──19 世紀漂流來臺的船難者，與他們眼中的臺灣

四面環海的臺灣，處處充滿危機──除了島嶼南部的暗礁地形、天候狀況的影響，及過去難以預測的詭譎海象，都使得臺灣周圍海域容易發生船難。根據劉序楓老師統計，1894 年以前因船難漂到臺灣與澎湖的船隻，紀錄有琉球船 70 件、朝鮮船 15 件、日本船 13 件。當然還有來自東南亞等地的。當時這些船隻以依靠風力航行的木造帆船為主，他們大多依據季節變化，隨著季風來往東海、臺灣、南洋等地。不幸遭遇颱風、大浪侵襲或觸礁時，船隻往往受到嚴重的破壞，只得在臺灣登岸，尋求回到家鄉的可能性。
 

然而，上了岸不代表就能順利踏上歸途。臺灣島上族群分佈複雜，並非全島都屬於同個政權的治理範圍，這讓船難者的返家之路更加艱難。以清帝國治下為例，漢人主要散居在臺灣島西半部。枋寮以南則統稱為「瑯嶠地方」，即是朱一貴事件（1722 年）之後被劃定的「化外之地」──此地管理權不在清國，而是在各地強勢的原住民聚落手上；閩南人、客家人聚落雖不少，但他們需向掌握地方的原住民繳納地租。

複雜的族群關係下，不是所有原住民、漢人村落都會依中國訂定的送還規則，保護或返還漂流到臺灣的船難者。再加上地方上對於船難者的想像與需求也不同，因此產生了各種各樣「與臺灣的第一類接觸」。
 

倖存的船難者回國後將所遇所見記錄下來，保留了不同於中國官方視角的臺灣形象，成為日後認識臺灣的珍貴史料。船難者在臺灣到底經歷過什麼？讓我們透過兩起漂流到臺灣東部的船難者故事，一探究竟。

文助和臺灣的初相遇：與噶瑪蘭人雞同鴨講

漂流記《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中，作者秦貞廉紀錄了日本船長文助在臺灣五年的經歷。文助，是商船「順吉丸」的船長，每年都會從箱館（今天的函館）運送物產到江戶。1802 年 11 月 19 日，文助與七名船員以及船主代理人茂兵衛等九人從箱館出航，第一站是到南邊的宮古港，預計在這裡陸續補貨再開往江戶。但因為天候實在惡劣，船隻無法入港，便在外海等待。然而西北風越趨強烈，他們只能隨風飄蕩，一路遠離仙臺港外海，最後飄離了日本。

「只見日本地方的山脈漸行漸遠，讓人心生不安。」

經歷了兩個月的漂流，他們總算遇到有人的島嶼──臺灣，並在東部偏北的「噶瑪蘭」靠岸。文助觀察到，居民裸身、垂髮、掛耳環；已經迷失方向的一行人，還以為遇到的是蝦夷島原住民[1]，因此用蝦夷語與島民雞同鴨講。
 

在誤會中，島民牽來牛、豬，也陸續將雞、蕃薯丟上順吉丸。文助以為這些是居民熱情的禮物，也就樂意地收下了。但島民隨即自行攀上船，開始拿取眾人的衣物、用具等。文助與船員們感覺被冒犯，因此拔出腰間的刀，擺起了對抗與防衛的姿態，威嚇上船的島民。島民們嚇得紛紛逃回自己船上。

如果從後設的立場來看文助所描述的過程，「噶瑪蘭」人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似乎以為文助一行人是前來交易的，因此「噶瑪蘭」人打算以「物產」換取文助與船員們身上的「舶來品」。直到文助一行人架起防衛姿態，「噶瑪蘭」人驚覺不對並感受到了敵意，後續才會有島民潛入水中，拿著武器要鑿沉順吉丸，趕走這突如其來的敵人。

文助和船員趕緊拿起刀、魚叉攻擊潛水的島民，並切斷繩索張帆，靠著風勢躲開島民的追擊，繼續漂流在外海。

來到秀姑巒

因為擔心又遇到「噶瑪蘭」人的情況，船員們無人願意靠岸。於是文助一行人繼續沿著臺灣島東部順風而下，保持觀望。直到船上飲用水實在不足，無可奈何之下，這才緩緩接近岸邊。

面對這麼一艘大船，居民紛紛出來圍觀。在文助看來，這裡的居民溫和許多，鼓起勇氣想向他們溝通，比手畫腳地表示需要取用飲用水，卻未能被島民看懂。考量到船上的飲用水、糧食皆已經用盡，文助決定與船主代表茂兵衛以及船員三人上岸，船則交由四名船員留下看守。

就文助的觀察，這些居民也大多赤身活動、耳垂上穿了大洞，男性塞進有紋飾的鉛片、木片，女性則是用鹿角環或是竹輪。與「噶瑪蘭」人不同的地方，是髮型：「秀姑巒」居民會用麻繩把頭髮結起，再將這髮辮纏繞在頭上，成為頭纏。

雙方的溝通也是有趣。比手畫腳之餘，居民遞上紙條，讓船主代表茂兵衛看，這才明白原來「秀姑巒」居民非常疑惑他們從哪裡來。茂兵衛寫下「日本國人漂流」，雙方便用文字對談，得知要到三、四月才有臺灣商船到來，可以送眾人回國。

正當眾人稍稍安心，卻只見居民們把船上物品搬光，殘破不堪的順吉丸也被放火燒毀──看來他們已經毫無退路，只得在這座島上居住下來。

在秀姑巒長居：與當地風俗共同生活

依據此地的風俗，漂流到這裡的人都需要留置四年，供主人使喚，這才能夠獲准回國。所以文助等人為了暫時居住、等待歸國機會，會為村落煮鹽、砍柴、到海邊採集貝類，作為交換。

文助等人也要因應當地的風俗過生活：三餐以蕃薯、米飯、芋頭與粱、粟為主食果腹；唯有作物收割時節，這才會宰殺豬、雞，舉辦酒宴，大肆跳舞慶祝。宴會時，大夥席地而坐，交互勸酒；飲酒之前會將酒水稍微灑在地上，恭敬地唸上咒語，以此祈求來年的豐收。

宴會或是正式場合時，大夥的衣服則有些不同：一般時候，大多赤身，唯有天冷時才會加上一兩件麻布衣。但在重要場合則會有所裝飾，例如男性跳舞時穿上鑲有豬牙等戰利品的藤帽，女性則在頭上配掛玉飾。

在此地長期居住中，文助等人從日常生活到婚喪喜慶，留下豐富紀錄。只是，後來船員和船主代表茂兵衛患了地方性疾病，在醫療不足的情況下逐一離世，最終剩下文助一人。

一波三折的回鄉之路

文助待上了四年之後，便向持續來到此貿易的瑯嶠商人馬安提出回國的希望，也透過他得到了頭人的首肯。雖然在馬安的協助下，文助得以向臺灣府官員請求送他回國，但因為孤身一人，官府難以特地為他安排官船開往廈門，因此文助又在臺灣待了下來。直到來臺第五年的 3 月，海上漂來原訂前往大阪的日本商船，文助終於有望回國。

文助隨同這些人，開啟中國與日本的船難者返還網絡的旅程，先到了鳳山縣、臺灣府，又轉往廈門、杭州，10 月 17 日由杭州乍浦港出發，11 月 16 日總算回到長崎港──那已經距離他離開家鄉長達五年了。

宮古島人船難記：風雨中別無他路，登上臺灣島

文助發生船難後將近 70 年，一艘來自琉球宮古島的船隻也遇難漂流到臺灣東部，卻與文助的經歷不盡相同。他們驚心動魄的遭遇，在 1872 年回到家鄉後，被琉球官員記錄下來⋯⋯

那是個將入冬的時節，那霸港停泊了四艘來自宮古島、八重山島的進貢船，他們每年為了運送島上要進貢的物品而西來，如今準備往東南返回各自的家鄉。1871 年 10 月 18 日，四艘船從那霸港出港，但隨即因為風向不順，便東行到那霸港不遠的慶良間島暫時停留，大約十餘日後一行人再次出發。

在茫茫大海航行許久，家鄉總算就在眼前，這時已經是 11 月 1 日。宮古島船隻上的仲本加那、島袋次良等人印象很深刻的是，就在宮古島出現在海平面的那端時，狂風暴雨突然襲來。他們逐漸與其他船隻遠離，在無法掌握船隻的情況下，只能隨風漂流。當他們再次看到島嶼出現在海平面那端，那已經不是熟悉的家鄉「宮古島」，而是東南方更遠處的「臺灣島」。

船隻因為受損嚴重，看來是無法繼續航行了，上島尋求援助所能獲救的機會更大。於是船上共 69 人，紛紛輕裝轉登小船。但此時仍然風雨交加，不斷侵擾的巨浪造成轉登小船的困難──忽然一個浪來，有三名船員就這樣被捲走。眾人驚慌之際加快腳步，40 人先登上了小船，在這座還不知名的小島上岸；隨後小船繼續載回剩下的人。不久，原本搭乘的船在大浪中支離破碎，所幸眾人已經登島。根據日後調查得知，登島位置在臺灣東部沿海南段──恆春九棚沿海的八瑤灣。

令人心疑的兩位漢人

他們隨即遇到兩名漢人裝束的人；雖然如此，雙方仍然依靠比手畫腳溝通。就仲本加那與島袋次良的理解，這兩名漢人示意著往西邊山裡面去，有會砍人頭的「大耳之人」，所以要一行人跟著他們向南。眾人別無他法，看到這兩位漢人的描述又心生恐懼，只得照著做。

但這兩名漢人隨即翻找起他們的行囊，將衣物、值錢物件都拿去，其餘的則丟在路邊。眾人擔心有什麼意外而沒有反抗，事後仍繼續跟著兩人走。

隨著夕陽逐漸西下，兩人又指路邊的石洞，意指今晚要暫住洞中一宿，明早繼續出發。但這洞實在太小，根本無法讓所有人宿營，因此眾人表示無法住下。兩人一聽，憤怒得表示不管了。
 

眾人評估認為這兩人來意不善，也就毅然決然與兩人分道揚鑣，向西行進入山林。當晚露宿路旁一宿後，隔日繼續在林中穿梭，直到總算見到十餘間茅草屋的村落，決定請求這個村落幫忙。
 

在「大耳」村落的恐懼：居民看待船難者的方式

逐漸靠近這村落後，宮古島一行人這才發現，這裡的居民就是昨日兩名漢人所說的「大耳之人」──那是他們在耳垂上打了洞、戴上飾品所造成的樣子，並非天生就有一對大耳。根據後來日本人調查，所謂「大耳人」其實是高士佛社人，在藤崎濟之助所著《臺灣史と樺山大將》記錄下來。

大耳人歡迎他們進入村落內休息，用小器皿裝了一些飯與山芋給眾人吃。當眾人正感到安心時，半夜一村人推門進來他們夜宿的屋內，開始翻找眾人衣物以及值錢的東西。

這樣的遭遇，讓他們的恐懼再次燃起。

隔日早上，又有五、六人手持長槍，比手畫腳表示要去山上打獵，要眾人留下來等待，不可以隨便亂闖。這樣的指示，讓方才經歷各種令人心疑遭遇的船員們，再次起了疑心。他們三三兩兩暗自離開這村落，在村外會合，開始毫無方向地逃離。但他們不過才在小河稍作休息，後頭便有七、八名男男女女的村人追了上來，嚇得眾人趕緊起身渡河逃跑。

事件發展至此，可以觀察出地方居民看待船難者及他們身上物品的方式，與如今一般認知有很大不同。林玉茹老師在〈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以《淡新檔案》為中心的討論〉一文指出：對於地方居民來說，船難者的物件是他們所得的財產，是讓地方居民在生活青黃不接之際，能夠繼續追尋生存權利的重要資源，這在地方官員眼中也是一直存在的風俗。曾明德老師也在《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1874）》研究中，將此次事件與 1867 年「羅妹號事件」，必麒麟到大樹房一帶交涉船長夫人遺物的過程進行比較──學界眾多研究認為，這 66 名船難者在高士佛社住下的時候，便被視為「番產」，準備送往番產交易所進行交易，沒想到船難者就這樣一路跑到了番產交易所。
 

逃難中遇害，僅 12 人踏上歸途

也不知道實際跑了多久，看到路邊有幾戶人家，便向裡頭張望。此時一位老翁迎了出來，詢問：「是琉球的嗎？首里的？還是那霸的？」聽到說著琉球、首里、那霸，眼前又是一身漢人裝束，一行人似乎可以稍微安心，但仍半信半疑、小心翼翼地進入老翁家中休息。而這位居住於原住民境內的漢人老翁，大致上是以「番產交易」為生，這個家，便是他的「番產交易所」。

老翁的孩子也說，留下名字，可以將眾人送到府城。但正當眾人拿到紙筆之際，三十多名大耳人村民趕至，闖進老翁家院中。他們一次將一兩人帶出院，也不知做什麼事情。只見有一人裸體跑了回來，大叫著外頭的人都被殺了。仲本加那與島袋次良探頭看去，只見被帶出去的人被剝去髮簪與衣物，有人拿著刀砍下他們的首級。
 

眾人見狀，大為驚駭，一時間四散逃跑，院內亂成一團。仲本與島袋等九人趕緊躲藏進老翁家中，但其他人不知所蹤。不過，大耳人似乎不敢隨意進入老翁家中，這九人也就此躲過一劫，當晚便在此心驚膽戰的住下。

隔天一早，老翁的女婿楊友旺來訪，聲稱此地危險，將這九人帶回到山下的保力家中住下。這是一個頗多人家的村落，村人很是熱情，楊友旺更是盛情款待，不僅餐餐有酒、有菜、有鹹菜、醬油，還會在米飯中加入山芋。鄰居不時設宴請客，席間酒過三巡，甚是開心。而這裡的人，因為天氣炎熱，大多單衣一件也不覺得寒冷。
 

兩天後，又有三人從山上被救了下來，他們說其他人都在山裡頭被殺了，如今存活下來的就是聚首在此的這十二人。

12 月 22 日，十二人在楊友旺的陪同下，依循著與琉球之間船難者返還模式，開啟了返回家鄉的旅程。先是向北到了鳳山縣、臺灣府城，再隨同之前一樣遭遇風災、而飄流到臺灣的八重山人一起搭上官船，來到福州、住進琉球館，終於搭乘著接貢船回到家鄉。
 

影響世界各國的臺灣船難經驗

在文助和宮古島人的兩則故事中，可以看到船難者的臺灣體驗，有別於我們一般認知的臺灣文化與觀念。這兩則故事雖只是船難故事的冰山一角，但不論是船難者的經歷、後續的調查、以及各種流傳在中國的消息，都成為日後各地掌握臺灣情況與東亞局勢的重要根據。

以朝鮮為例，劉序楓老師在〈18-19 世紀朝鮮人的意外之旅：以漂流到臺灣的見聞記錄為中心〉指出，朝鮮人前往中國出使時大多數走陸路，取得臺灣資訊的機會較少，通常只有當臺灣遇到重大事件時，透過位於北京的官員、文人口傳，或是書籍、文書記錄取得相關資訊。尤其在清國統治初期，朝鮮人仍堅持「大明義理」之時，這些記錄著鄭氏家族情況的臺灣訊息更顯得重要。因此朝鮮商船漂流至臺灣獲救後，所帶回的臺灣資訊，就是朝鮮人認識臺灣重要的依據之一。

另外，1758 年的朝鮮船難者金延松等人，也有與上述的文助類似的遭遇，他們先是被「赤身長大，剪髮齊眉，只以一幅青布，裹蔽腰下」的「島民」駕船包圍；又漂至他處，被要求留下來同居，這次金延松則是「作自刎裕死之狀，則渠輩乃知其終不可留」。

至於因為船難事件，而成為更認識臺灣的臺灣通的現象，也在前來臺灣處理 1867 年「羅妹號事件」的美國領事李仙得的遭遇中可見一斑。李仙得因為羅妹號事件在臺灣進行長期調查後，不僅僅為臺灣進行了詳細的紀錄，也與瑯嶠下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取得友好關係。 1872 年，李仙得再次因為宮古島人船難事件，來臺灣拜訪卓杞篤，瞭解實際狀況；依此，當日本要以宮古島人的遭遇為藉口，出兵臺灣時，李仙得也願意擔任日本對臺灣派兵的顧問。一切在在顯示，臺灣當時的獨特地位，以及臺灣資訊越過海洋，對外國人認識臺灣，開啟新的面貌。
 

[1]今阿伊努族（阿伊努語：Aynu），日本北方、俄羅斯東南方的一個原住民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