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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遠新村】接電話接了40年,盧美君的「話務員」總機人生

2022-02-17
總機薪水雖然高達兩千元,甚至比港務局裡最基層的公務員還來得高,看似風光,卻是以束縛自由換得。(Source: 氏子,wikimedia
【居高望遠的港口記憶:高遠新村】
 
基隆港,基隆囡仔最熟悉的陌生人。
偌大港口就坐落在市中心,然而多數人對它的印象只有大型機具、層層貨櫃、及水波叩岸的粼粼閃爍,關於港區生態是遙不可及的陌生。
位在基隆西岸的「高遠新村」,從日治時期開始即是築港重地,見證了港口發展的重要足跡。然而在東西岸發展不均的狀況下,如今高遠新村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被急遽遺忘。
本系列文章記錄了港區的變化、工作與生活,期待將港區面貌記錄分享,再現高遠新村與基隆港密不可分的關係。

電信通訊發達的如今,隨手撥起一通電話都是再輕易不過的事,公司行號縱使層層開枝散葉,然而只要輸入分機號碼,就能立刻輕鬆直通所欲聯絡的單位。或許難以想像的是,這在半世紀以前簡直像天方夜譚:得由總機人工轉撥各分機,不小心接錯也在所難免,甚至滿線佔線打不通都是常態。

港口作為進出國門的大關,在 20 世紀臺灣進出口蓬勃發展之下,勞力密集、貨物頻繁成為基隆港口日夜不休的理由,攬進不少年少氣壯的男子一起推動繁榮盛景;然而以粗重為主、多半以男性負責的港區工作中,卻有一支鮮為人知的女性工作者,換上制服的她們身著旗袍肩披外套,識別證上簡單寫著「話務員」卻身扛重任,負責守在機房轉接各路電話,輪值當班全年無休,而盧美君正是其中一員,這一待就是 40 年。
 

與高遠新村相遇

民國 38 年出生於海南島的盧美君,其實是在母親懷中隨著撤退來臺的大船一起落腳臺灣,於是自有記憶以來便都是在基隆成長的印象。顛沛流離之後又是四處遷徙,從最初只是暫居東明路保生巷宿舍[1],到後來正式分配至建成新村的軍人宿舍[2],又由於時任港務局局長曹開諫與美君父親是黃埔軍校同期生,在他的照顧安排下再隨著父親入職港務局後住進惠明新村[3];最後在民國 62 年與何炫德結婚以後才住進高遠新村。

 

盧美君與球子山燈塔的合影。(Source:陳嫺儒攝,國家文化記憶庫)

 

初入港務局

18 歲從光隆商職畢業後的盧美君,先做了洋行的會計部門,負責管理理貨員的夜工費,接著因父親聽聞港務局要招考話務員,便在民國 59 年經過筆試口試後順利進入港務局工作。「原先就有十幾位總機,只是後來人越來越少才決定再度招考,我便是當時的第一批。」錄取通知後沒多久,就和十幾位一起考進來的小姐們一起上課,盧美君說那甚至稱不上是受訓,第一天接待的人先簡單恭賀大家考試通過,接著宣導完注意事項後便一人發下一張資料,上頭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要大家背熟的分機資料,第二天就直接上工。

那些口頭上的提醒與書面裡的資料,在盧美君眼裡都成了亂碼,聽也聽不懂、背也背不完,當時就有人說了:「不要去背,上了機臺就會!看機臺面板上位置去記!」於是隔天就直接進機房上班。最初是老的帶小的,每天上工除了應答轉接電話以外,還得記各單位的位置與號碼,只要和港口有關的地方,在總機面板上都會有他們的分機,也因此免不了大小挨罵。

 

當時的機臺很古老,稱做「電話交換機」,大約像大型電玩機臺般的體積,但上面是許多精細微密的儀器。當面板上對應的燈號亮起時,代表是該單位的來電,接通後便按需求以塞繩插入欲找的單位為他轉接,直至燈號再度亮起才代表通話結束,迅速把塞繩拆掉後,繼續接聽下一通。

「光接電話經年累月下來,如此的工作得了五十肩!」一部交換機檯不過十對塞繩,對於來自四面八方皆須聯絡的港務局來說那是應接不暇,盧美君一語道出總機小姐的艱辛。

 

總機記事:自立自強

相較港區內勞力高度密集的體力活,總機小姊一職更像是長時間的耐力活。最初進去時總機薪水雖然高達兩千元,甚至比起港務局裡最基層的公務員還來得高,看似風光卻是以束縛自由換得。
 

最剛開始考進去是港務局自己缺人招考內聘,只能算是契約工,第一次簽兩年合約,之後一年簽一次。最初還規定不能結婚,怕我們要帶小孩之類的。

盧美君回憶當年諸多限制的工作崗位,除了與局長是舊識的美君父親幫忙爭取外,總機小姐們最初並非正式員工而是簽定契約,於是在準備要換新約時一起同心協力拒絕簽訂,以此做為開放結婚的談判籌碼。當時在談判,局長還曾問過美君父親,乾脆就把美君調離總機去其他處室,卻被一口回絕:「他們十位小姐說好要一起,如果我女兒跑掉豈不是害人家?」足見團結一心的力量。迫於堅定意志與簽約壓力之下,最後便同意通過,「怕唱空城計,港務局電話沒人接啦!」盧美君滑稽地說道。
 

1940年代,忙碌的美國接線機房。(Source:公有領域)


然而契約工仍不如正式員工有諸多福利,即便起薪高卻沒有其他額外獎金,也沒能隨體系職位步步高升,總機一職始終待在同個位階,連爭取到結婚資格後,也沒有相應而生的婚假和產假。當時她們甚至自己拿薪水出來湊,誰要請假便找人代班,再把當日薪水另外給付。從最初入職總機的契約工身分,到考取佔缺[4]契約工後有了大多數福利,最後參加對外考試才成為正式港務局員工,這條路盧美君花了整整職涯一半的時間。

在早期依靠人情就能疏通拉拔的年代,她堅持靠自己努力拿穩鐵飯碗,最終考取正式資格以後,立刻對著從局內一級主管退休的公公炫耀:「我自己考的!」美君淘氣地說道。

總機分為早中晚三班,卻並非把一天切成八小時輪值,而是以一個月三十天乘以八小時,再平均分配給每個人。於是早班為上午八點到下午兩點;午班是下午兩點到七點;晚班由於來電相較白班少,工時是三班之中最長的——從晚上七點到隔天八點。
 

晚上分為前夜、後夜,前夜從晚上七點到第二天八點等人來接班,後夜一樣是七點一起去上班,十點就可以睡覺,總機室有可以收納的軍用鐵床。



雖然暗夜時光漫漫,但兩人做伴是有電話就接,沒電話就邊做手工邊聊天,沒有主管,鐵門拉下就能自成一處的小天地。唯一困擾的大概是半夜不敢出機房上廁所、坐痰盂度過每個晚班如家常便飯,以及不停打電話進來找年輕港警們,不時就造成佔線的陌生女子。

 

打抱不平的俠義心腸

天秤講求兩端公平,盧美君說:「只要不對的事,就算與我無關全都要管。」總機工作除了承受上級指導以外,由於時常滿線佔線,更讓她們常常遭遇電話打不通、因不理解而產生的辱罵。有一回隊長打電話過來罵同事,直指方才那通電話與對方應答的口氣不佳,同事剛掛電話就委屈地哭起來。美君見狀立刻回撥電話,正氣凜然反問隊長:「隊長罵她做甚麼?他沒有罵人,我坐在她旁邊我可以作證。」

還有一回隊長把美君叫過去,希望大家電話可以接再快一點,卻沒想到美君一口反駁說自己從來不慢,你可以在旁邊監督自己看,說一頂十的脾氣,讓隊長直呼大家都不好管。
 

總機變化

總機原先隸屬於防護團前身──民防指揮部下轄的通信搶救隊,是直屬警備總部在港務局裡的單位。由於港口是進出邊境的國門大關,因此要當初考試還得身家清白才能進去,後來才改歸到總務室底下的通訊課。總機共有兩處辦公室,一個是在海港大樓地下室,一個則在 18 號碼頭山洞[5]辦公室。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如果是內線要對打或往外撥,都不必經過總機,可以自行互通,只有外線進來才需要到靠總機轉接;但後者卻是無論內外線都需要轉接,時常手忙腳亂,於是規定半年兩邊輪一次。
 

現今的基隆海港大樓(Source: 氏子攝,wikimedia

最初的機房內除了交換機室外,還有一部巨大的發電機在後方。為了維持機器正常運作,室內一年四季都開冷氣,造成總機室裡冬暖夏涼的特殊情景。鎮日與機器為伍的盧美君說,雖然交換機一直喀拉喀拉地叫很吵,但停電才要命,「發電機更吵!」

隨著時代進步,機房內的電話交換機也隨之替換掉,變成一部小小的電話。當時的高階長官更擁有自己的公務機,也漸漸能直撥分機號碼,總機工作便不再像早期那樣疲於奔命。於是不少人漸漸請調出去,當時的課長就曾問過美君有沒有意願想往外發展,她卻回絕道,自己數年前重大車禍傷了腦袋,「還能記住電話號碼就不錯了,就做到退休吧!」最後就只剩她一人。

雖說看似日漸輕鬆的工作,卻仍不如辦公室的自由作息,即便後來一樣改為上下班打卡制,總機時間仍舊被抓得死死。局內時常辦理的員工旅遊,美君一次也沒有參與,因為已經沒有人能夠當班了。

 

退休之後

先後總共做了四十餘年的總機小姐,在退休第二天後就立刻和先生買機票出國,四海遊覽四十天,像把職涯中那些足不出室而被迫放棄的遠行時光,通通集中到此時此刻,一口氣走個夠。沒想到才剛回國,就立刻有人問她到哪去了,「他說要找我來做志工,我說終於都解脫了還來做志工!」盧美君大喊道,有薪水我都不想做了!
 
長居高遠新村,除了環境清幽,令人心曠神怡外,凝聚十足的社區生活,更讓退休時光始終趣味橫生。和盧美君的初見正是在一次社區共餐的現場,與一旁靜靜寡言的先生不同,飯菜還未上桌,美君姊便主動說起陳年往事。話提當年總是容易,箇中艱辛卻難言盡。然不絕於耳的故事十分精彩,像快速瀏覽一部人生電影。她時而講起當年仗義執言,時而重現過去深刻畫面,總是惹人咯咯地笑,直至飯菜上桌,才稍稍緩止仍未結束的故事推進。她一打開話匣子便滔滔不絕的性格,正如跨越她大半人生的港務局總機職涯一樣,一氣呵成不曾間斷。

 


 

[1]:現東明路 258 巷。
[2]:位於現二信中學山腳下,已改建為國宅。
[3]:位於碇內,為港務局宿舍之一,現已荒廢。
[4]:原為軍事術語,形容軍階較低的軍人擔任原則上由較高之軍階擔任的職務;後亦用於職等較低者先行擔任較高職缺之職務。
[5]西十八號碼頭於日治時期建成,原有船舶修造廠與小山丘,後因欲改建為貨櫃碼頭,於民國 68 年到 72 年間將山丘剷平,修造廠則移至西二十八號碼頭。
文章資訊
文字 胡維銘
執行策畫 雞籠卡米諾
刊登日期 2022-02-17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