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愛爾蘭銅幣引起的鬥爭，來自一位不惜和牛頓唱反調的作家斯威夫特

科學家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2-1727）與《格列佛遊記》（或譯《大小人國遊記》，1726）的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兩人相差 25 歲，且專業領域毫無交集，但兩人在貨幣的議題，居然有一段深刻的糾葛？
 

一枚銅幣引發的風波

故事要從 1700-27 年間，牛頓擔任倫敦皇家鑄幣廠長說起，皇家鑄幣廠是技術性的業務單位，隸屬財政部，受國會和王室監督。廠長的主要職責是監鑄金銀銅幣、公告各國金銀幣匯率，與財政部、國會、王室公事往返，管轄範圍是英國本島。而斯威夫特的活動地點是愛爾蘭島。當時王室在 1722 年特許五金業者伍德（William Wood, 1671-1730,ironmaster），鑄造愛爾蘭與美洲殖民地的銅幣。1724 年，斯威夫特極力抵制伍德銅幣，因此 1725 年王室被迫撤回愛爾蘭鑄幣特許，斯威夫特也成為英雄人物。

但斯威夫特怎麼會成為銅幣爭議的主角？大文豪的另一個身分，其實是愛爾蘭都柏林大教堂總鐸（Dean）。他雖是英國人，不過長期在愛爾蘭生活，深諳英國以宗主國的高姿態十分睥睨貧困的愛爾蘭，對這種不平等關係和各種劣勢早己不滿。愛爾蘭缺金少銀欠銅，商業貿易甚受束縛。1722 年 7 月，王室未徵詢照會愛爾蘭總督與議會，以 1 萬鎊的代價特許伍德鑄造愛爾蘭和殖民地銅錢。這也違反 1719 年的宣示法案（Declaratory Act，或稱為愛爾蘭依附英國法）：愛爾蘭保有基本的立法主權。

伍德花大錢買特許權，必須克扣才能賺回，愛爾蘭教會、國會、政府群起抗議。民間擔心劣幣流通禍害無窮，印行上百種小冊子要求王室中止授權，這是著名的銅錢爭議事件（1722-25）。1724 年，斯威夫特以筆名 Drapier（布商）寫四封公開信，印成小冊引發共鳴，英國見事態擴大擔心動亂失控，1725 年中止鑄幣特許。

1724 年 4 月 27 日，牛頓和兩位官方代表發檢驗報告，宣稱伍德銅錢品質合格，愛爾蘭社會譁然，斯威夫特因而對牛頓心結很深。此時斯威夫特正在撰寫《遊記》第三部，他用譏諷手法極度嘲弄牛頓、學術界、英國政界。第三部的內容最龐雜，主因是作者的牛頓心結以及對銅錢事件的憤恨。單德興的譯本（2019 第 3 版），對第三部有諸多注釋，清晰顯現斯威夫特的憤恨。Kiernan（1971）批評得更重: 第三部最冗長、品質最差、對科學認知不足、偏見最深，既謬誤又偏頗。

這是幾乎引發政治動亂的鑄幣特許，身為鑄幣廠長的牛頓應負業務責任。此事為何無疾而終？因為斯威夫特的四封公開信發揮關鍵作用，迫使王室撤銷鑄幣特許。銅幣爭議的研究大約有三個角度：英國與愛爾蘭的政治經濟結構不對等，長期累積的緊張關係；愛爾蘭政治、宗教、社會各界，對銅幣事件的不平之鳴；眾所矚目的斯威夫特英雄式效應。

本文添加一個較少觸及的面向，內分三個子題：牛頓對愛爾蘭的貨幣危機有哪些見解？為何牛頓不替愛爾蘭鑄銅幣，這豈不是鑄幣廠的權責？倫敦鑄幣廠對伍德鑄的銅幣，1724 年4 月 27 日提出相當正面的評估，愛爾蘭社會對牛頓簽署的報告既不信任也不接受。為什麼牛頓的檢驗沒能平息銅錢爭議，反而像是提油救火？
 

當時英國每磅銅可鑄 23 便士，1722 年的合約規定愛爾蘭每磅銅鑄 30 便士，表示伍德每鑄1磅銅可多賺 7 便士。總量 360 噸，1長噸=2,240 磅，每磅銅多賺7便士，2,240 x 360 x 7 = 5,644,800 便士= 23,520 鎊。伍德的超額利潤看似可觀，但這是毛利而非淨利，還要扣除跨海運費與諸多開銷項目。

這是從政治後門得到的特殊恩惠。合約規定在倫敦鑄造，要運過海到愛爾蘭，路途遙遠、運費高昂。不久後經伍德請願，王室同意改在靠海的布里斯托（Bristol）城鑄幣，運到愛爾蘭專用，不可在英國流通。

鑄幣合約激怒了深受貨幣危機之苦的愛爾蘭，加上英、愛間長期的政治摩擦，銅幣事件引爆激烈抗爭。愛爾蘭擔心劣質銅幣會驅逐良幣，已稀缺的金銀會更外流，加上社會對新銅幣不熟悉，必然誘發偽鑄，此事在威廉三世時（1689-1702）就發生過，還吊死不少偽鑄犯。伍德鑄的銅幣沒有金銀當作準備金，王室授權他獨占等於開設私人鑄幣廠。

牛頓對此事件的態度是靜態配合：在倫敦鑄幣廠坐鎮，檢驗愛爾蘭的新鑄銅幣，提出合格的簽名報告，緩解各界對銅幣成色的質疑。牛頓是英方的檯面人物，但戲份不重。主導新鑄銅幣政策、籌謀爭議對策者，是皇室的樞密院與財政部。

愛爾蘭方面，戲份最重的是斯威夫特。這位文學家運用攪動社會的筆鋒，促成鑄幣特許事件落幕：1725 年愛爾蘭議會宣告，中止伍德鑄造特許，補償條件是：伍德每年領取 3000 鎊，為期 8 年。但在 1730 年 8 月過世前，他只順利領到前 3 年。
 

英格蘭vs.愛爾蘭的政治恩怨

愛爾蘭歷史複雜，千年來苦難不斷。1155 年教皇艾德里安四世（Andrian IV, 1154-59 在位，第一位擔任教皇的英國人），授權亨利入侵愛爾蘭，懲罰墮落貪污。1171 年他率領強大艦隊，是第一位登上愛爾蘭的英格蘭君主。他立兒子約翰為愛爾蘭大公，將土地分給盎格魯-諾曼貴族，建立許多城堡保護封地。後來約翰成為英格蘭國王，愛爾蘭王國因而併入英格蘭王權。

1542 年亨利八世下令，英格蘭國王直接管轄愛爾蘭，島上的所有教會財產國有化。亨利八世擔憂西班牙勢力挑唆愛爾蘭叛亂，因而將愛爾蘭從公國提升為王國，將兩個王國的關係定位為共主邦聯：愛爾蘭國王和英格蘭國王是同一人。議會仿英格蘭分上下院，但管控天主教徒進入議會。

17 世紀經濟發展人口增長，許多英格蘭人移居此島，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在政治上感到不安。1641 年 11 月天主教徒殺死上千英國移民，1642 年 1 月查理一世下令逮捕反對他的國會議員。1649 年 8 月軍隊進入愛爾蘭，手段殘酷摧毀城市，1652 年鎮壓暴動大部分地區被摧毀，被俘者送到加勒比海當奴隸，大多數土地被沒收。1660 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查理二世下令：愛爾蘭羊毛只許售給英國，不許與英國殖民地貿易，這是非常大的經濟打擊。
 

1722-25 年間的愛爾蘭銅錢爭議，就是在這種動盪的背景下爆發。《布商的公開信》第 4 封（1724年10月），斯威夫特有句名言：“Money, the great Divider of the World, hath, by a strange Revolution, been the great Uniter of a most divided People”。大意是：金錢通常造成世間分裂，但 1722-25 年的銅錢爭議，透過奇妙的變化，竟然把愛爾蘭這個最分裂的族群，強烈地凝聚起來（對抗英國）。

錢幣爭議只是複雜歷史問題的小插曲，相同性質的巨輪持續輾壓著愛爾蘭：1750 年再次爆發大起義，1797年因不准農民參加天主教神事而起義，1801年愛爾蘭的自主權完全取消直至 21 世紀的今日，英格蘭與愛爾蘭的衝突也時有所聞。

牛頓的觀察：讓外國幣貶值，以利愛爾蘭本地鑄銅

1701 年 6 月 6 日與 10 月樞密院討論，應否在愛爾蘭建造鑄幣廠？國王的看法是：讓愛爾蘭總督在國王駕到時覲見，說明缺乏小錢幣的嚴重性，會造成商業貿易多大困難。當地的外國錢幣數量，是否足夠民間與商業使用。最重要的是評估，若在都柏林建造鑄幣廠，需要多少經費才足夠把在當地流通的外國銀幣，改鑄成面額較小的英國銀幣。興建愛爾蘭鑄幣廠與鑄銅錢，這兩件事在當地引發大風波。

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王室特許（Letters Patent）在都柏林鑄銅錢，但不久後撤銷特許。一年後另頒特許，讓都柏林自鑄部分銀幣為期21年，從每磅重的錢幣中繳 1 先令鑄幣稅給王室。倫敦鑄幣廠認為此事不妥，王室迅速撤回特許。1688年光榮革命後，都柏林政府曾經要求建造完全自主的鑄幣廠。1701 年牛頓已任廠長，商議後指出整體建造成本太高，但若只蓋小型鑄幣廠功能有限。他認為外國銀幣流通的比例太高，面額也太大，造成小額交易找零不便，所以當地的主要需求是小面額銀幣和大數量銅錢。

對英格蘭而言，在愛爾蘭建造鑄幣廠，可直接在當地使用，不必在英國鑄造後運送過海。建造新廠約需1年半或兩年，規則制度完全比照倫敦廠。唯一的差別是主管與員工人數較少、薪資較低。

為了讓新廠有舊錢可熔鑄，最簡潔的方法是讓愛爾蘭的外國錢幣貶值，民間就有意願把被貶值的外國錢送到新廠熔鑄。倫敦廠願意提供各項協助，設計新幣、提供檢測重量與純度的技術、鑄錢模具、各式工具，試鑄新幣。前任廠長認為英愛雙方的錢幣大小、重量、純度、面額都應該區隔。牛頓說英愛的各種錢幣必須在各方面統一化，要先同意這項前提才能建造新廠。

英國銀價低於歐陸諸國，愛爾蘭政府擔心新鑄的英國銀幣，會被熔成銀塊外流。解決之道是強制在愛爾蘭流通的外國銀幣貶值。只需讓英國銀幣的價值，比當地的外國銀幣貴 1%或2%，就等於讓英國銀價升值 1%-2%、外國銀幣（相對地）貶值1%-2%。外國銀幣因而變成廉價幣，套利者就會把這些外國銀幣運出。

這有幾項好處：英國鑄的銀幣就不會流失、西班牙與荷蘭的銀幣，會透過貿易流入愛爾蘭。因為愛爾蘭的物價較英國低，當地的外國銀又比英幣廉，等於是物廉、匯率甜，容易吸引西荷白銀流入。若能產生這種效果，就不需在愛爾蘭建廠，只要從倫敦廠運送全國統一規格的各式錢幣，就夠愛爾蘭用了。
 

為什麼英國不鑄銅錢？其實是不划算的生意

1691-1730 年間英國的金銀銅幣總鑄量，有個較奇特的趨勢：1695-1701 與 1711-16 年間大量鑄造金幣；在銀幣重鑄期間（1696-98），銀幣數量確實明顯增加，之後急遽降減；銅幣的數額最少，還有多年停鑄。整體鑄幣結構是：金多、銀少、銅缺。

銀少的後果是工商業交易不便、物價低迷、投資意願低落。銅缺的後果，是生活用品找還零錢不便。金多銀少的主因，是英國的官定銀價低於歐陸，白銀大量流向荷法等國，是錯誤匯率政策的必然惡果。另一項是商業性的原因：白銀大量運往殖民地、東印度、亞洲開發貿易。銀賤表示金貴，歐陸黃金反向流入英國，造成金幣多銀幣少的反常現象。

金銀幣價值高、製作精良、檢驗嚴格，只有數量問題沒有品質問題。銅幣正好相反，錢重值低、摻加鉛錫鋅、製作不良、運費高昂。金銀幣是法定貨幣（簡稱法幣，有收受義務），銅錢是輔幣不是法幣，交易時沒有收受義務。外包由民間代鑄銅錢既合法又省事，官廠就可專心鑄造金銀幣。這也解釋了為何王室在1722年，會把愛爾蘭的鑄銅錢特許給五金業者伍德。因為鑄銅幣耗時費工占地，還要運到遙遠的愛爾蘭，是虧本勞累的重負。

官鑄銅幣到底有多困難？在便士之下的零錢有：半便士（halfpenny）、1/4 便士（farthing = 1/960 鎊）、1/8 便士（half farthing）、1/16 便士（quarter farthing）。銅錢因鑄量大價值低，大都契約委託民間鑄錢業者（moneyers）。這項政策在牛頓擔任廠長翌年（1701）中止了，導致之後的 16 年間不再鑄造半便士與更小的零錢。民間小額交易極度不便，英格蘭、愛爾蘭、美洲殖民地被迫私鑄小銅錢應急，也積極上書要求重頒私鑄執照，挽救銅礦業者和鑄幣業者。

牛頓的立場是：這些委外私鑄的零錢，品質、式樣、成色雜亂，應逐漸遵守鑄幣廠頒布的標準。其次，鑄銅錢業務應逐漸收歸官鑄，向財政部報告數量、成本、收益。用意是不讓私鑄造業者，因追求利潤而降低品質供過於求。要保障銅錢穩定，面額應約略等於金屬價值+製造成本+運送費用，鑄幣利潤必須極小化才能防止偽造。

牛頓的目標是，銅幣熔解後可得到的金屬價值，與面額接近。為何堅持此事？因為金幣含金量（91.66%）與銀幣純度（92.5%）都有國家規範，但銅錢不受此限。把價值1先令（等同 12 便士）的半便士銅錢熔解後，能得到價值6或7便士的銅，毛利約50%。若由民間承鑄造，在厚利誘引下必然超額供給，接著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老戲碼。民間私鑄銅錢由來已久，行業利益深厚，禁私鑄改公鑄這等大事，絕非鑄幣廠長所能決斷，此事屬於財政部與樞密院的層級。但反過來看，若小零錢不受規範，總是超額供給、劣幣驅逐良幣，鑄幣廠長豈能坐視？

私鑄業者提議：依舊允許民鑄，每磅重的銅錢繳付 2 便士（鑄幣稅）。有人出價 2 便士，就有人說為何不是4或6便士？政府收取報酬，私鑄業者就會偷工減料，造成劣幣充斥（格雷欣法則）。也有傳聞說業者想用 6 千鎊，賄賂牛頓允許私鑄。此事極不可能，因為社會關注度高，況且牛頓私產豐厚，6 千鎊買通不了。

1694-1701 年間開放私鑄，銅錢過多品質不齊，鑄幣廠與財政部有目共睹。從郵局的報告可以感受，民間用銅錢支付郵費的力道雄厚。牛頓估算私鑄銅錢總額約 12-13 萬鎊，每年的自然耗損（遺失或破損）只有 2.5-3 千鎊。加上偽鑄，總供給遠超過總需求。供過於求後私鑄者會降低含銅量（成色），低價促銷後銅錢市場陷入混亂，國會因而決議：1701 年起全面停鑄銅錢。
 

品質不穩、首長入獄：官方走險棋仍告失敗

1707 年蘇格蘭與英國合併後，銅錢問題更複雜。1701 年停鑄後的 12 年間，民間需求強烈（殖民地尤其明顯），必然誘發偽幣充斥。禁鑄期間私鑄銅錢的成色更是低落：半便士銅錢重量不足，外觀粗糙成色更差，原本紅潤的銅錢因摻鉛而蒼白。首代牛津伯爵哈利（Robert Harley），1711-4 年任財政部長，同時也是安娜女王的實質首相。他建議速鑄銅錢，牛頓堅持應由官鑄統一樣式成色。

1713 年中牛頓開始認真籌畫，估算購入鑄幣設備的成本、購買銅塊的來源、如何熔成銅片、如何切割、明確規範銅質規格。當時鑄幣技術不夠精確，試鑄過程會出現各種狀況，例如銅幣破裂、邊裂。幾經親試牛頓才掌握要領：銅汁呈現紅色時要先離火，注入錢模後，要再加熱到火紅狀態，錘打時就不會有裂紋。牛頓開發的手工鑄銅錢法，沿用到 19 世紀中葉才被蒸汽鑄幣機取代。

為了防止偽造，牛頓決定使用最廉價的銅材，把銅錢尺寸縮到最小。這是違反直覺的決策，因為鑄幣廠要用優質良材，鑄大尺寸的厚重銅錢才有官幣威儀。但若官鑄良幣，必然誘發偽鑄劣幣。牛頓反其道而行，官鑄劣質幣（低成本、低重量），降減偽幣的獲利空間，這是高招也是險招。他在銅內加錫（< 0.25%），因錫軟不易破裂，對鑄幣流程有益，若錫量夠低也無害品質。

1715 年 7 月財政部長下臺入獄，新部長不關心鑄銅錢，也反對支付5%運送費（1 便士）。簡言之，1713-15 年牛頓對鑄銅錢的努力，在人事變動下無疾而終。安娜女王任內（1702 年 3 月-1714 年 8 月）牛頓沒鑄過銅錢。銅錢荒日益嚴重，1717 年 4 月已極度不便。

1717 年 8 月 27 日鑄幣廠與供應商達成協議，9 月 13 日財政部批准撥付500鎊啟動費，1718 年元月正式鑄造。牛頓年近 76 歲，仍親力關注細節修正模版，最大的制度改革是把 1701 年之前的外包改為官鑄，距上次官鑄已超過 40 年，許多細節與人事問題遠超乎預期。

牛頓承認新錢品質不穩，目前的技術有明顯缺陷，總是會出現形體不完美的錢幣。此事在金銀幣也不可避免，鑄銅錢更難掌握，時常需要熔掉重鑄，不良率遠高過預期。如果檢驗出重量或成色不足，財政部會對鑄匠罰款。以當時的技術，並不要求每枚銅錢都達標，只要求統計上達到平均值，例如每百磅銅錢的個數，是否落在標準值誤差內。

這批新錢的流通範圍，初期只在倫敦地區，短期內不易散佈各地。1719 年初鑄出 6 千鎊銅錢後財政部喊停，牛頓認為尚不足社會需求，暫時恢復鑄造。首批 7 年合約期滿後，1725 年元月停止鑄造，1718 年元月重啟鑄造，1725 年元月中止，斷斷續續。這 7 年間共鑄30,288鎊 17 先令 2 便士，兩年後（1727 年 3 月）牛頓去世。

理解倫敦廠的諸多波折與困難，就可以想像遙遠貧窮的愛爾蘭，銅錢問題必然更嚴重（數量不足、品質低劣）。愛爾蘭可以考慮兩條路：由倫敦廠官鑄，另由財政部承擔跨海昂貴運費；或王室頒授特許，五金業者得標後上繳年金，承諾就近鑄造運送。倫敦廠只需每年檢測銅錢品質，公開報告是否符合契約規範。這是官民兩便之計，也說明了愛爾蘭銅錢為何要外包私鑄。

挖美洲肉補愛爾蘭的瘡：伍德銅幣的爭議

1722 年上半年間，英王喬治一世的情婦肯達（Kendal）公爵夫人，從孫德蘭（Sunderland）子爵處，取得鑄造愛爾蘭銅錢的特許。喬治一世來自德國，對英國與英語不熟悉，他想身後（1727年逝）留給情婦一項財源。伍德嗅到這項商機，付了1萬鎊給公爵夫人，承購鑄銅幣的特許。1722 年 6 月 16 日伍德與王室簽約，授權鑄造總重量 360 噸的銅錢，專供愛爾蘭流通。主要條件有三：每磅銅鑄出 30 便士；授權期間共 14 年；每年上繳王室 800 鎊年金，加上 200 鎊品質檢驗費，共 1,000 鎊。

這批銅幣通稱 Hibernia coin（Hibernia是愛爾蘭的古典拉丁文名稱），鑄造地點在倫敦Seven Dials（靠近西區考文特花園）的鳳凰街（Phoenix Steet）。1722 年元月已開工試鑄，但到 6 月才與王室簽約。從成色（純度與重量）來說，新銅幣優於愛爾蘭舊銅錢（因流通久遠破損嚴重）。

伍德付給公爵夫人 1 萬鎊，加上材料成本、鑄造工錢、運送費用。有人算過，14 年的愛爾蘭合同期間，伍德會虧損 4,871 鎊，必須從另一方賺回來：與王室同時簽另一項合約，鑄造北美銅錢稱為 Rosa Americana（美洲玫瑰）。兩者成色差異明顯：每磅銅可鑄 60 個半便士給愛爾蘭，可鑄 120 個給美洲，等於是含銅量打對折。

這是挖美洲的肉來補愛爾蘭的瘡，有人推測受害者必是位處偏遠、申告無門的殖民地工商界與百姓。合約的前幾年，伍德會鑄造質優質銅錢，等社會信任後用兩種方式回本：一是既鑄真幣也鑄假幣，外觀完全相同民間無法判別，混在一起流通。二是摻雜鉛錫，偷工減料以劣亂優。

新銅幣引發激烈反應，宗教界、政界、商界都有評議。都柏林的國教會主教金恩（William King），1722 年 7 月明確指出：新錢尚未流通，但含銅量（每磅鑄 30 便士），低於英國（每磅鑄 23 便士）。愛爾蘭人必然會用較低價值的新銅錢，兌換金銀保值。另一方面，由於英國銀價比歐陸便宜，所以愛爾蘭的白銀會被新銅幣兌走，白銀外流的情況會更嚴重。可預期的結果是：愛爾蘭充斥新銅幣，原本缺金少銀的狀況會更惡化，工商交易因不便而蕭條。含銅量較差的新錢（等同於貶值），必然造成物價上漲。伍德鑄新錢百害無益。
 

財政部門也擔心民間會以劣質新錢納稅，政府收到劣幣後實質購買力減少。1723 年 9 月議會上書國王，說王室授權伍德之事從未照會過，太不尊重當地政府。民間各行業預期會受損失，也透過公開信、歌謠、小冊子、木偶劇，嘲弄被迫接受的劣質新幣。其中最具煽動性的，是斯威夫特《布商的公開信》。他有個動人的論點：鑄新錢是當地政府的職權，為何王室竟授與五金業者？難道愛爾蘭是殖民地？為何英國銅幣是皇家鑄造，愛爾蘭卻由五金業者獨占？

鑄造愛爾蘭銅幣是暴利的獨占特許。基本的鑄造材料是 360（長）噸銅片，依 1722 年行情每磅 13 便士計算，總值約 43,680 鎊。依合約規定，每磅銅板應鑄出 30 便士，360 噸可鑄出 100,800 鎊的錢幣。1722 年倫敦廠每磅銅可鑄 23 便士，或 46 個半便士，360（長）噸銅可鑄 77,280 鎊銅錢。伍德鑄 360 噸愛爾蘭銅錢，會比牛頓鑄 360 噸多賺 23,520 鎊的毛利（=100,800-77,280）。

表面看來是暴利獨占，但這種演算法有個強烈假設：伍德不必支付運費，把沉重的銅錢運過愛爾蘭海，送抵都柏林和其他大城市。1720 年代的運送設備，以畜力和小船為主，運送值低量重的銅錢，運送成本應該會占總成本的相當比例。與牛頓相較伍德有幾項劣勢：為了取得特許付了 1 萬鎊；特許 14 年期間要付給王室 1.4 萬鎊；要自付運費把體重值輕的銅錢送到愛爾蘭。

伍德每年必須送樣幣給倫敦廠檢測成色，這是從愛爾蘭送到的新銅錢袋中，隨機取樣後分裝數袋送倫敦檢測。抽樣的結果顯示各批品質很不均勻，半便士的均重從 120 紋降到 96 紋，平均 107.5 紋。反過來看，因為每枚重量遞減，每磅的枚數就遞增：從 58.33 增到 72.91。這是減料的鐵證。伍德共鑄 4 批（1722、1723、1724、1725），各批品質愈來愈差。

1722-23 年間伍德鑄了 14,566 鎊銅錢，其中 1,086 鎊是 1/4 便士（和小零錢），其餘是半便士。1722年的第一批流通不廣數量不大（14,566 鎊），先讓社會逐漸接受。流通不廣的另一項原因是民間抵制：愛爾蘭當時缺銅錢但更缺金銀，他們不明白為何硬塞新銅錢給他們？經濟上沒意義、政治上不合常規、社會上徒增反感。宗教界 1724 年 11 月 23 人聯名反對新銅錢，斯威夫特寫了一首詩（三整頁），反映民間對此事的反感。
 

布商的公開信：抗議國會官商勾結

《布商的公開信》也譯為《布商書簡》，斯威夫特皆署名 M. B. Drapier。Drapier 是個法文字，drap 的原意是床單、布料，drapier 就是以此為業者。廣義地說是布商或服裝商（老闆），是街道常見的商店，相應的英文是 clothier。斯威夫特用這個行業為筆名，代表一位普通商業市民，奉公守法、有虔誠信仰、工作養家，不希望外在因素干擾正常生活。以行業為筆名，方便作者轉換身份表達市井心聲，避免政治逮捕或禁令。

較需推測的是 M. B. 有何含意？單德興譯注《遊記》頁 293 注 15，提供一個較曲折、較可信的說法，是助談性的猜測。西元前 44 年 3 月，暗殺凱撒大帝的團隊中，最有名的是布魯托斯（Marcus Junius Brutus,M. B.），他深受凱撒喜愛與信任，後人對他的形象，大多來自莎士比亞的名劇《凱撒大將》。傳說凱撒身中 23 刀後困獸猶鬥，但看到布魯托斯也在其中，就以衣袍遮面不再抵抗，說了最後一句：Et tu, Brute?（也有你，布魯托斯？）。行刺成功後，布魯托斯向公眾表明動機，說了一句名言：我愛凱撒，我更愛羅馬。

斯威夫特選用 M. B. 可能是以布魯托斯自擬，因為斯威夫特是英國人，M. B. 對他的意義是：「我愛英國，我更愛愛爾蘭。」

斯威夫特深知政治株連的後果嚴重，在公開信中有一條絕不碰觸的底線：不及王權，只及政權（首相與政黨）。他避提王室特許鑄幣之事，也不提伍德賄賂 1 萬鎊之事，因為這是國王的權利。他最攻擊的對象是當時首相威爾波（Robert Walpole），因為他是國會領袖。這也顯現斯威夫特的政治考慮：效忠國王但不效忠政府（國會）。
 

第 1 封（1724 年 3 月），此信名為〈致愛爾蘭商店老闆、貿易界、農民與百姓〉，內容涉及王室的特許鑄錢、半便士銅錢的真正價值、多少人會被迫接受用這種銅錢支付，以及如何在咖啡館討論相應對策。3 月出版後很快傳遍愛爾蘭，單在都柏林就超過 2 千本，倫敦各界也都知曉。

第 1 封的要點是背景解說：伍德如何得到特許、愛爾蘭應如何抵制。作者屢用謙卑的布商身份，搭配宗教和經典措詞嘲弄伍德，核心訊息是：反制伍德並非造反。斯威夫特採用許多宗教性的風格與策略，宣導對神、國王、國家的職責，昭顯希伯來先知式的修辭，隱含濃厚宗教暗示：最終審判尚未降臨，伍德銅錢會先摧毀經濟與心靈。

從經濟角度來看，作者認為這種銅錢是劣幣，必然會出現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儘快把劣質銅錢用掉，把良幣（金銀幣）藏起來。劣幣流通愈廣，愛爾蘭的幣值愈差，對外國的匯率更貶。貶值後農產品的價錢表面上差不多，但農民的實質購買力已受損，無法支付足額地租給地主。地主出租農地的意願降低，佃農失去生活依據，農產量降減、貧民大增、社會日益崩壞。有人認為言過其實，也有人相當認同。根本原因是英國政治腐敗：五金業者竟然可以花錢包攬鑄幣特許。愛爾蘭需要新銅錢，此事應由本地政府設廠自鑄，而不是把命脈交付五金業者。

第 2 封（1724 年 8 月 4 日）名為〈致印刷商哈定先生，談 8 月 1 日出刊的報紙，其中有伍德半便士之事〉。此信把矛頭轉向執政的輝格黨，因為伍德就是賄賂此黨，走宮廷內線才取得特許。當時首相威爾波也是輝格黨領袖，斯威夫特認為英國政府和牛頓都袒護伍德，因而激憤寫這封長信，評擊首相、國會、樞密院、牛頓。

1722-23 年鑄銅幣後，伍德依約送樣本給鑄幣廠檢測。1724 年 4 月 27 日，牛頓與兩位官方代表聯名提出 2 頁檢測報告。三人的基本結論是：伍德的新幣完全沒有瑕疵。斯威夫特對牛頓（4 月27 日）的報告，以及樞密院的報告（7 月 24 日）大感不滿。他和大多數人的觀點相近：伍德不可能不偷工減料，因為賠本生意沒人做。牛頓的合格報告，或是伍德另鑄良幣欺瞞老邁牛頓（時年 82 歲），或是牛頓聽從樞密院指示做了不實報告。這封信的立場很明確：鑄幣廠和樞密院的報告，是支持伍德者杜撰的，這些人和伍德狼狽為奸「是英國的少數叛徒」。

斯威夫特尊重牛頓的地位，沒有人身攻擊，重點放在樞密院的政治操弄與安排，只想擺平此事而非解決問題。證據是樞密院在報告中，提出伍德的三項新建議：一、特許狀內原本規定，總鑄量不超過360噸銅錢，折合面值 100,800 鎊。伍德面對各種強力反彈，提議把總鑄額減到 40,000 鎊（少了 60,800 鎊）。二、在任何交易中，用新銅錢支付的額度不得超過 5 便士。例如某件物品價格 6 便士，商店最多只收 5 便士新錢，1 便士要用舊錢支付。這不就等於政府承認新錢沒人要，而是被迫使用？三、新銅幣可以量售：每磅重的銅錢（不論面額），售價是 2 先令 1 便士（等於25 便士）。這是打折清倉大拍賣，這種銅幣還算是錢嗎？伍德也願意出售鑄幣銅材，每磅 1 先令8 便士（等於 20 便士），豈不表示連自己都已沒信心再鑄？

這三項新提議表明愛爾蘭的新銅錢是劣幣，為何樞密院還要背書？推銷劣幣的政府如何可信？斯威夫特把話說得更重：這三項提議是叛國罪的明證。斯威夫特認為政府公然違法：官鑄的金銀幣是法律規定的國幣（法幣），人民有接受義務。銅錢是輔幣而非法幣，可委託民間鑄造，但人民沒有義務接受。

1724 年 8 月 4 日發表第 2 封後，8 月 17 日金融界表態支持。首相威爾波仍不甘休，指示愛爾蘭經濟稅收部門繼續流用新銅幣。但司法部門不遵從首相，軍方也不肯用新銅錢支付兵餉，其他政府部門與議會上下院，都不同意執行首相指示。這等於阻斷伍德銅錢的出路，斯威夫特的第二封信發揮功效。

第 3 封（1724 年 8 月 25 日）〈致愛爾蘭王國的貴族與士紳：論英國樞密院對伍德銅幣的報告書〉，此信的主旨與第 2 封近似。樞密院的報告是 7 月 24 日，都柏林的《郵差報》（The Postboy）7 月 31 日刊登後，斯威夫特立即寫第 2 封信在 8 月 4 日發表。第 2 封信的主要名稱是〈致印刷商哈定先生〉，性質上猶如現今報紙的讀者投書（表達對某件事的見解），以廣大讀者為對象。第 3 封的用意不同：對象是英國樞密院與愛爾蘭貴族士紳，是在政治層面上談國家大事。

樞密院的報告有三個基調：首先護衛伍德的特許有法律正當性，1722 年 7 月 12 日王室依法規頒授。其次，鑄幣廠長牛頓等三位官員，1724 年 4 月 27 日發佈報告，宣稱伍德的鑄幣品質合格。最後，愛爾蘭的貨幣危機有目共睹，新銅幣可緩解壓力。但這項報告有個行政瑕疵：首相威爾波未遵照公文程式刊佈在國會公報（Gazette）。而是在無國會授權下發佈在 8 月份《倫敦雜誌》（London Journal）。此雜誌有月份但無日期，應該晚於斯威夫特的第二封信（8 月 4 日）。

這也解釋了為何會有第 3 封信（8 月 25 日）：第 2 封信是評論都柏林報紙的簡要新聞，第3封是回應《倫敦雜誌》的報告全文。斯威夫特在開頭說，8 月 18 日他收到報告全印本，覺得茲事體大緊急寫了第 3 封（文長 22 頁半），比第 2 封（10 頁）更深入細節。為何首相不依程式在國會公報刊載，而選在非官方的《倫敦雜誌》？斯威夫特抓住這個弱點，強調報告的可信度要打折扣。第 3 封首段言明，斯威夫特收到的全印本並非《倫敦雜誌》，而是有人重印的流傳本。他認為這是伍德所為，用意是暗示王室樞密院委員會的主要關懷，是護衛伍德的信用與收益，愛爾蘭樞密院和國會上下兩院的名譽反而次要。

更大的問題是這些成色不足的劣幣，對苦難的經濟只會雪上加霜。所以對付伍德鑄幣只有一種對策：完全抵制。斯威夫特的論點是：王室授權伍德鑄幣，不是首相的責任，而是伍德走政治後門的惡果（暗指王室不公），英國政府（國會與政黨）不應背此黑鍋。斯威夫特趁機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為何愛爾蘭人不能像英國百姓生而自由？此信末段呼籲，愛爾蘭貴族士紳聯合起來，用最堅決的措辭拒絶接受伍德銅錢，也禁止佃農接受使用。讓人民盡力簽署也讓佃農參與，齊心協力達成目標。

第 4 封（1724 年 10 月）〈致愛爾蘭全體民眾〉。此信 16 頁，1724 年 10 月 13 日執筆，10 月 21或 22 日刊出。正逢新總督卡特列（Lord Carteret）10 月 23 日抵達都柏林上任。10 月 27 日總督和他的團隊（council）張貼公告，懸賞 300 英鎊捉拿公開信作者。印刷這些公開信的哈定，受到官府和法院審理但未定罪，也找不出原作者的真實身份。其實眾人皆知但皆避談，更無人舉發。斯威夫特明白新總督的任務，是執行王室特許的鑄幣。英方運用兩面手法：懷柔（天主教皇的影響力）和威脅（可能觸及的叛國罪），用意是降低可能的衝突。

第 4 封的主旨，是反駁英方的各種指控，更駁斥伍德銅幣對百姓有任何利益。他的深層要求是追尋愛爾蘭的政治自由，但也因這項敏感要求，總督才懸賞 300 英鎊捉拿這位攪動社會、挑戰王權、宣揚自治的作者。斯威夫特謹慎避開對王室的指控，他用較和緩的策略說愛爾蘭效忠英王，因為英王也是愛爾蘭國王，但愛爾蘭人未必效忠英格蘭（和國會、政黨、首相、樞密院）。

為了強調效忠國王，他還寫了一段強烈的文字：我是 M. B. Drapier，在上帝的見證下我只承認國王是我的君主，我也只遵守本國的法律。目前我也尊重英國人民，但若有人反叛國君，我隨時願意聽從國王指揮對抗他們。…若有人要讓愛爾蘭失去國王的領導，我願意流盡最後一滴血阻止此事發生。

這段保王宣言的背後，斯威夫特堅持伍德的劣幣是叛教叛國行為。那些護衛伍德的人（例如首相），都是天主教叛徒也是國會叛徒。接著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在上帝、自然、國家的各種律法之下，人人都應享有英國人民的自由。依照 1719 年的宣示法案（Declaration Act），愛爾蘭是個王國而非英國殖民地。

新任總督卡特列看過第 4 封信，認為這是叛國性言論。拘捕印刷商哈定，懸賞300英鎊捉拿布商。第4封信觸及敏感政治神經，主教與大多數人支持此信的見解與路線。民氣凝聚深厚的保護層，讓斯威夫特免於政治緝拿。此信以貴族士紳為物件，是高明的反諷手法，同時也激攪了普遍認同感，讓新總督投鼠忌器，甚至退讓一大步，翌年中止銅幣鑄造。斯威夫特的筆鋒能攪動社會，是秀才運用民氣的範例。他是這起事件最閃亮的代言人，被譽為愛爾蘭愛國者。事件結束後斯威夫特成為民氣寵兒，各地樹立他的形像張貼。
 

總督懸賞與事件落幕

1724 年 10 月21（或 22）日，斯威夫特的第 4 封信引發極大關注。總督卡特列發出公告懸賞逮捕《公開信》作者。公務上他必須追查，但私下他對斯威夫特（布商）有強烈好感。二方面，斯威夫特是總督夫人的家庭好友，政界都明白這些關係，就看著總督如何公辦私誼。總督抵達後4日就發了公告，但一直無人揭榜領賞，以下是總督公告全文。

尾聲：比青銅更長久的紀念碑

1725 年撤銷特許後，銅幣爭議自動消解，斯威夫特的注意力從政治舞臺，轉向即將完稿的《格列佛遊記》。從 1720 年著手，1721 年認真投入、1722 年完成前兩部、1723 年撰寫第 4 部，1724-5 年撰寫第 3 部時正逢銅錢爭議，著作因而停頓。1725 年 6 月事件結束後立即轉回《格列佛遊記》，8 月 14 日說：「我寫完《遊記》了，正在抄謄。」斯威夫特內心欣悅舒坦，同年內寫了七首詩，都以伍德銅錢為主題，收錄在《斯威夫特著作集》。愛爾蘭銅錢事件危機結束，大約兩年後牛頓也逝世了：1727 年 3 月高壽 85 歲。
 

繪圖者是當時著名刻畫家 George Vertue（1683-1756）。上方是普智天使（Cherub）賜與桂冠，嘉勉斯威夫特對愛爾蘭的貢獻。圖正中的斯威夫特，在教會總鐸（Dean）座椅上，接受愛爾蘭的感謝。被他踩在腳下的，是鑄幣業者伍德。斯威夫特左手遞交一張紙給 Hibernia（這是愛爾蘭島的古典拉丁文名稱，少女是擬人化的 Hibernia）。

圖下的頌詞 Exegi Monumentum Ære perennius （我造就了比青銅〔意指銅幣〕更持久的紀念碑），這句話來自 Horace的Carmina。Ære 在拉丁語的意思，是青銅、金屬、榮譽、空氣。也可能是愛爾蘭語「愛爾蘭 Éire 」的雙關語，因此可能有個平行意思：我為愛爾蘭建造了一座永久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