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於空襲的臺南市歷史館
赤崁樓是臺南的重要名勝,是臺南歷史文化的象徵,最初是荷蘭時代的普羅民遮城,而到日治時期已經被視為見證歷史的文化資產。赤崁樓躲過了戰時的空襲,於是成為戰後臺南市歷史館的所在地,石暘睢於戰後十六年的館長生涯,全部時間都在此地。
日治時期的臺南市歷史館之設置,係奠基於 1930 年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展覽會,並於 1932 年在安平成立史料館,並在歷經 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時,收到捐贈的貴重史料擴充館藏,進而於臺南市中央的大正公園旁(今湯德章公園),興建一座二層樓的建築,建築風格參照了明治神宮繪畫館以及臺北市教育會館展覽會場,並在 1937 年 3 月召聘臺北帝大畢業的齋藤悌亮擔任歷史館主任,歷史將近一年的興建,於 1937 年 10 月 1 日正式開館,而石暘睢則為開館之初的館員。[1]
博物館除了一般性展覽之外,應有特展舉行,例如 1938 年由黃伯壎支援清代黃本淵遺墨展,展品包括參考資料共計四十幾項,這項收費的展覽,期間共吸引了 592 名觀眾參觀。[2]1943 年 6 月還曾因為展示「林則徐大印」而見報的臺南市歷史館[3],到了戰時便因局勢緊張而暫停開放,並將所有典藏品藏於「館南棧房與本市延平郡王祠內」,1944 年,赤崁樓重修完竣,先是在一月中,「歷史館部份史料移藏樓中及蓬壼書院內,準備於四月一日在這攬古勝處重新開幕。」、「不料先於三月一日下午零時,盟機大舉空襲本市,留藏於青年路舊館之史料,全部炸毀;儲存在赤崁樓與蓬壼書院者倖免於難,重新開幕的計劃也就成為泡影。」[4]
1944 年 3 月 1 日是臺南初次遭遇嚴重的空襲,據研究指出,當天美國第 5 航空隊出動了「B-24 解放者」空襲臺南市區,投下了造成嚴重災情的燃燒彈,造成臺南市區超過一千棟以上民宅的損壞。[5]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戰,幾天之後吳新榮迫不及待的來到市區,剛好紀錄了民生綠園旁兩館會館、州廳遭空襲後的情況:
先由大銃街入城,始見爆跡之慘。而疎開者歸來之人已多。戰禍與民苦之情景現於眼前。至西門町一望本町方面,宛如古戰場。嗚呼,我所愛的古都,如此變貌了乎!……。至州廳邊,見兩廣會館完全無跡,嗚呼!我心既暗澹了。…至赤崁樓,其偉容依然嚴在,始慰我心。總是過去三百年之一切,即清朝的遺風,日本的色彩,皆為此一戰完全清算去了。[6]
赤崁樓尚存而民生綠園一帶災情慘重,大概也指出戰後文獻中指稱的歷史館遭毀的事實,也同時指出了那些倖免於難、存於赤崁樓的文物,提供了臺南市歷史館在戰後再起的重要憑藉。
另起爐灶的臺南市歷史館
遭遇二戰空襲的臺南市歷史館,不僅博物館遭毀,文物史料的調查與採集陷於停頓狀態,石暘睢也疏開到了鄉間。1945 年 8 月 15 日戰爭結束,石暘睢的摯友莊松林指「先生雀躍大喜,即行接管臺南市歷史館,並負責保管在赤崁樓之幾百件歷史文物。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先生被派任為臺南市立歷史館管理員。日人前館長已被遣送回國。」其實,終戰前夕的 7 月 8 日,石暘睢的母親病逝,享壽 67 歲,換言之,承擔歷史館復興任務、當年剛滿 48 歲的石暘睢,是在遭遇喪母月餘之後,就要面對重建的工作。[7]
石暘睢於 1946 年簽准於新修赤崁樓為新館址,將殘餘史料加以整理數月,略具規模後,於同年 5 月 1 日重新開館,[8]並由石暘睢專司掌管,實則為臺南市歷史館的實際管理人,因此那時的同好都稱他館長。石暘睢以「以北樓房(文昌閣)為第一室,大部陳列史前、荷據、明鄭各時代之史料;南樓房(海神廟)為第二室,陳列清代各種史料。」[9]那時剛從軍隊中復員回家的兒子石允忠,回憶起那段時間,他說為了保護歷史文物免於被竊,他與石暘睢曾有一年多時間,睡在赤崁樓旁的大士殿,後來時石家的寓所就位在大士殿。
莊松林回憶起那段戰後初期的時間。指出石暘睢為了為了讓臺南市歷史館重新開幕,因此「嗣於 7 月 6 日在該樓樓上舉辦民族英雄鄭成功展覽會,以資宏揚民族精神教育。」而在 1948 年 10 月間,「中國國民黨臺南市黨部籌備台南歷史文物展覽會時,我邀請石先生協助採集整理史料,以底其成。自是以後我倆又重新合作史料的調查和採集,如有發現石質文物-碑碣,雕刻,器物或木質紙質的史料,石先生定必設法搬入歷史館陳列,藉以充實內容。」[10]從這段描述中,得以清楚戰後初期的臺南市歷史館,迅即恢復對外開放的展覽機能,並且與日治時期以來,調查研究的老搭檔莊松林,持續進行文史調查工作。
從這樣的經驗中,他們共同認為臺南市遺存史料仍多,「為適應實質需要,非再糾合同工合作,成立一文獻機構不可。」他們因此找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謝新周科長,提出此議並得到回應,而於 1951 年成立「臺南市史料編纂委員會」於教育科。同年冬天,因為省府令各縣市成立縣市文獻委員會,才將史料編纂委員會改名為「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並於同年 10 月間發刊季刊「臺南文化」創刊號。[11]石暘睢在此時的正式職務為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兼採訪組組長。
對於石暘睢主持下的臺南市歷史館,盧嘉興稱「歷史館所陳列的史料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石先生一人親手到各處搜尋發掘出來的。而經常所陳列展覽的珍奇文物令人一入館內,及覺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使觀覽者如上臺灣史似的獲得深刻的印象。」[12]
石暘睢此後一直在臺南市歷史館服務,直至 1961 年 10 月退休,那一年,臺南市政府重修延平郡王祠,利用祠內東南邊空地新蓋一座二層樓房,將赤崁樓的歷史館文物搬到這座新館,名稱改為「臺南市民族文物館」。[13]
[1]齊藤悌亮,〈臺南市歷史館〉,《科學の臺灣》,6卷1-2期(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1938. 4),頁43-48。〈彙報〉,《科學の臺灣 》,5卷5期(1937.10),頁18。〈彙報〉,《科學の臺灣 》,5卷2期(1937.6),頁22。
[2]〈彙報〉,《科學の臺灣 》,6卷6期(1938.12),頁29。
[3]〈臺南 歷史館 で 林則徐の大印判など けふから特別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6月17日,3版。
[4]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序〉,《臺灣風物》,4卷4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5.6),頁II。
[5]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15。
[6] 吳新榮日記,1945年8月19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7]賴建銘在《南瀛文獻》記念石先生專號中整理。《南瀛文獻》,第10卷,(臺南: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65.6)
[8]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第10卷,頁44、45。
[9]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序〉,《臺南文化》,4卷4期,頁II。
[10]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第10卷,頁44-45。
[11]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第10卷,頁45。
[12]盧嘉興,〈文獻導師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第10卷,頁27。
[13]黃天橫,〈「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簡介〉,《臺南文化》,新4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頁135-136。
在臺南四百年行動前夕,本書別具意義。
爬梳人稱活字典的石暘睢以及臺南地方研究先驅,如何在殖民現代性與大中國史觀之外,找到了第三條路──在地化的途徑。藉由大量保存古蹟文物,打造出故都風貌,臺南得以成為臺南。
石暘睢生於1898年,1915年實業科畢業以後,長年自行研究,收集了許多書畫、金石、陶瓷、舊文獻與新史料,也時常在臺南一帶踏查。1930年,因為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而有了一展長才的機會,陸續有許多貢獻過去培養專業的機會。1937年在臺南市歷史館服務,戰後出任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管理臺南市歷史館。
橫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石暘睢就像同期的臺南文史調查研究者一樣,受惠於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歷史學、考古學、古生物學與地質學等知識。他們所立基的位置以及他們所關心的對象都有著明顯的地方文化視野。這條在地化途徑,呈現了臺灣博物館發展歷程另一種可能——在殖民現代性與大中國史觀之外。
石暘睢世代留下來的文化資產,是臺南之所以成為臺南的重要資源。在今天,值得我們從塵封中再次檢視並重新對話,看見它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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