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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中研院的任務是做學術,還是復興民族文化?
作者:潘光哲

1958 年 4 月 10 日早上九點,胡適在臺北南港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結束後,旋即召開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突然之間,冠蓋雲集,蔣介石總統與陳誠副總統都來到了院士會議現場。

於是,胡適以院長身分宣布院士會議召開,之後邀請蔣介石講話,接下來則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來賓致詞。等到他們都講完話,又輪回胡適致詞。沒想到在這樣的場合裡,胡適居然會和蔣介石「抬槓」,把蔣對中研院的「期望」結結實實地反駁了一通。

1958 年 4 月 10 日。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會議在南港舉行,會前胡適與蔣介石合影。

人類學家李亦園回想…

胡適的這番話「火力十足」,讓人印象深刻,當時身在現場的人類學家李亦園教授,仍是民族學研究所的青年同仁,時隔將近半世紀,對這件事還是津津樂道:

對我來說,胡院長任內,從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日他就任開始,一直到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他在蔡元培館開會時倒下去過世,在三年幾個月間,有兩件重大的事情。
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對中央研究院,對我個人來說,都是很難忘的,那就是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日,胡院長就職典禮上發生的一件事……。

這一次典禮蔣老總統特別來主持,開會地點在蔡元培紀念館。胡院長是蔣老總統費了一番精神邀請來擔任院長的,因此胡院長就職時蔣老總統特別親自來了,來了之後還講話,在他的講話中不知為什麼忽然說到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可以說與五四運動的提倡自由主義不無關係,這樣的說話對胡先生來說當然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五四運動跟他有密切的關係,他是重要的推動者。

結果老總統講完之後,胡先生站起來繼續答話,他的答話讓大家臉色都凝住了,他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在當時那麼威權的時代,他這樣講使全場的人臉色都變白了,氣氛非常緊張,老總統卻很有風度地主持完會議,只是在胡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

這一件事,胡院長的表現可以說確實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李亦園,〈本院耆老話當年〉)。

歷史學家呂實強的回憶是…

歷史學家呂實強教授,那時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當天也「恭逢盛會」,只是他的回憶卻不太一樣:

【胡適院長的】就職典禮在新落成的史語所考古館舉行,若干政要與學術界的領導人物都來參加,蔣中正總統與陳誠副總統亦均親臨。在蔣總統的致詞中有一段說:
「我對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學問,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過只有一件事,我在這裡願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關於提倡打倒孔家店。當我年輕之時,也曾十分相信,不過隨著年紀增長,閱歷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應該被打倒,因為裡面確有不少很有價值的東西。」
胡先生致答詞的時候則表示:「承總統對我如此的稱讚,我實在不敢當, 在這裡仍必須謝謝總統。不過對於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總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總統聽到胡院長這一段話,立即怫然變色,站起身來便要走,坐在他旁邊的陳誠,趕快拉他坐下,這樣總統方在典禮結束時告辭離開(呂實強,《如歌的行板—— 回顧平生八十年》,頁 213)。

李亦園與呂實強兩位教授,都從 1955 年起就入院服務;套用臺灣軍隊的術語,兩人算是「同梯的」,都是中央研究院在臺北南港五十年風雨的見證者。可惜的是,兩位前輩教授的回憶,和本來的歷史場景多少有些出入。

例如,依據文字紀錄,胡適就任研究院院長與第三次中研院院士會議的地點,正如呂教授的回憶,是在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樓上;不過,蔣介石總統出席的是院士會議, 而非胡適的院長就職典禮,是以呂教授的回憶也非盡為正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七,頁 2659、頁 2661)。至於蔣介石和胡適「抬槓」的重點,與「五四運動」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1958 年 4 月 10 日。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會議在南港舉行,會前胡適與蔣介石合影。

蔣介石當天的談話,官方紀錄並不完整(蔣介石,〈對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七),推測言之,他應該沒有事先準備講稿。而胡適的回應,基本內容可以見諸《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還好,當時《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報紙紀錄猶在,綜合歸納起來,猶可知其雙方交鋒的大概。

蔣介石對中研院的期望

就蔣介石一方言,他認為中央研究院是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所以應該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而且,在他看來: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惟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

蔣介石又推崇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因為:

今日大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他還說:

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

《聯合報》,1958 年 4 月 11 日;參考同日《中央日報》

胡適的反駁

中央研究院是國家的最高學術建制,胡適身為院長,自然對研究院究竟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承擔什麼樣的任務,做出許多思考。然而,這樣的方向和任務,應該以學術自身的邏輯與需要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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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蔣介石的講話卻要求以「復興民族文化」做為研究院的任務,還指定學術研究必須得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斯可忍, 孰不可忍?」胡適當然非駁不可。

不過,胡適的回應固然針鋒相對,卻又曲折委婉。蔣介石希望「恢復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胡適則說:

我們的任務,還不祇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
【蔣介石】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 所以在他領導反共復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蔣介石認為,中共「清算」胡適,是「摧毀」中國「倫常道德之一例」;胡適的認識,卻完全兩樣:

我被共產黨清算,並不是清算個人的所謂道德:他們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陸上,在中國青年的思想上,腦袋裡,留下了許多「毒素」。……
共產黨為什麼反對我?因為我這幾十年來對學生講:我考證《紅樓夢》、《水滸傳》是要藉這種人人知道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方法,教年青【輕】人有一種方法,等於孫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我說:被孔夫子牽著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漢,被朱夫子牽著鼻子走也不是好漢,被馬克斯、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漢。共產黨現在清算胡適,常常提到這幾句話,認為胡適一生做的學問,都是為了反對馬克斯主義的。……

來到臺灣之後的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消滅「朱毛匪幫」。為了證成他要打倒的對象中共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謂摧毀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 毀滅中國的「傳統歷史與文化」,就是他慣用的論證措辭。相形之下,胡適卻是廿世紀中國「反傳統」的急先鋒之一;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傳統裡蘊含著值得珍視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類文化所可共享同潤的,非中國所獨有。

反攻大陸標語(Source: Wikipedia

因此,當蔣介石強調「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的時候,照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思路,就得追問:所謂的「倫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麼?

套用胡適的話,如果不能拿出證據來,反而被蔣介石強調的「倫理道德」牽著鼻子走,還要用以做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實在不是「好漢」。

中央研究院當然沒有肩起「復興」那不可證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務的必要。可以說,對於「什麼是中國傳統」這個問題, 蔣介石與胡適當天的交鋒,正具體顯現了兩種極端不同思路的爭戰。

當然,對於學術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蔣介石與胡適的認知,即使表面上不能說是南轅北轍,實質上還是道分兩途。蔣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學術研究」能夠配合「反共抗俄使命」,胡適回應強調的卻是真正的學術「在反共救國復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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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舉了法國的巴士德為例子,說「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蠶種、釀酒的改良,以及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種上有很大貢獻的中央

研究院院士李先聞,則是他舉的第二個例子。所以,胡適認為:

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

言下之意,要怎樣走「學術的路」,要想如何「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 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的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

胡適眼中「表裡不一」的蔣介石

從大脈絡來說,胡適對蔣介石實在不盡滿意,只是在時代的變局裡,蔣卻是「無可奈何」的抉擇。1949 年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時,胡適公開表示對蔣介石予以「道義力量來支持」;到了臺灣之後,胡適也盡可能對蔣介石提出各式各樣的意見。遺憾的是,蔣介石對胡適往往「表裡不一」。

像是胡適於 1952 年 9 月 15 日致函蔣介石,主張「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等意見,並舉土耳其為例,請蔣參考。蔣介石接得此函,卻在 9 月 23 日的日記裡說,這是胡適的「書生之見,不知彼此環境與現狀完全不同也。中國學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國無成也」。

同年底胡適來臺,12 月 13 日早上十點與蔣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樓見面,兩人又有一番「抬槓」,依據蔣介石日記記載:

……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

所以,蔣介石如此批評:

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一

蔣介石「歡迎」胡適提出意見和建議,卻將之視為「書生之見」,批評胡適「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極盡輕侮蔑視。然而,在胡適七十歲生日時,他卻又受到總統蔣介石、副總統陳誠,乃至於已位居權力核心的北大門生的崇隆歡慶。蔣介石玩弄胡適的「兩面手法」,可見一斑。

因此,順著蔣介石對胡適的「兩面手法」脈絡來看,蔣介石對胡適這回的公開「抬槓」,明裡不置一辭,心裡應該不會好受。所以,李亦園教授說,蔣介石在胡適擔任「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這是否顯示他對胡適當場反駁自己「耿耿於懷」,固然沒有資料可以證明,卻也不是無跡可察。

胡適與蔣介石私下會面「抬槓」的時候,必然繁多難數。不過,胡適與蔣介石私下的「抬槓」,沒有多少人得以親睹其實況。在公開場合裡,胡適和蔣介石彼此之間應該是客客氣氣,「揖讓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這場「抬槓」, 必然讓人「大開眼界」,得以親逢其盛的李亦園和呂實強教授,對此長存記憶, 理有應然。

所以,即使他們的述說稍有小疵,也未必都能得到文字佐證(例如, 身為副總統的陳誠是否有「膽量」拉了蔣介石總統一把要他坐下,實在難能驗證),但胡適不向政治強人低頭,不對最高領導唯唯諾諾的風骨,絕對是鐵錚錚的歷史事實。

大江東流,時過境遷,應該不會再出現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務究竟何在的政治領袖了。然而,中研院做為一方自由與獨立的學術殿堂,絕非理所當然,一路平坦;胡適對蔣介石談話的這番公開「抬槓」,就是具體例證。

因此,回顧這樁陳年往事,正如李亦園教授的評價,胡適「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後世必將追懷永遠,法式無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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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臺灣商務出版社出版之《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中研院名家史話,你不知道的蔡元培、胡適、傅斯年、陳寅恪、董作賓、顧頡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