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的無聲控訴：從林玉山〈獻馬圖〉的塗改與復原，了解隱藏的戰爭傷痕

林玉山一件四曲屏風〈獻馬圖〉在他晚年首度公諸於世。2000 年他獲得行政院文化獎後，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林玉山教授創作展」，展出這件特別的屏風畫。

〈獻馬圖〉描繪了兩匹馬和一個軍人裝扮的男性，畫面左半部的馬匹與軍夫畫風，屬於林玉山早年的東洋畫風格，棕色馬背上插有中華民國國旗；右半部則以近似白描畫法描繪馬匹形體，馬背上插的是日本國旗與太陽旗，畫幅右上角的木麻黃也以水墨淡彩畫成，屬於他晚年的筆墨風格。整體畫面在風格與圖像上有種不協調與矛盾感，其實這是畫家在不同時期三度修改其面貌的結果。
 

畫作不協調的背後原因

林玉山的〈獻馬圖〉創作於1943 年，當時日本在南洋戰爭逐漸失利敗退，物資與人力匱乏，因此臺灣統治當局從民間徵調人力與馬匹等物資支援，當時不少臺灣人以軍夫名義被徵調至前線作為軍隊的雇工。有一天，十幾名軍夫牽著從民間徵調來的馬匹，馬背上綁著日本國旗與太陽旗，正是戰時在後方常見的「獻馬」活動，這樣的隊伍正在公路旁的木麻黃樹下休息。林玉山看到這樣的場景，心中頗有感觸，於是隨手速寫軍馬與軍夫模樣，回家後將寫生稿創作成四曲屏風的〈獻馬圖〉。
 

林玉山並未選擇描繪整個隊伍的全貌，而是挑選一位軍夫作為人物主角，搭配兩匹不同顏色的馬一起仔細觀察描繪。這種畫出全身側面馬匹搭配牽繩與人物的構圖，熟悉東方繪畫的觀眾，也許很快會想起宋代李公麟描繪國外進貢與臣子進獻馬匹的〈五馬圖〉。

根據展覽紀錄，〈五馬圖〉曾出現在 1928 年的東京「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展覽，1926 年前往東京川端畫學校學畫、愛看古畫展覽的青年林玉山，不知道是否有機會親炙畫作呢？無論如何，即使此後〈五馬圖〉便下落不明（曾傳言毀於二戰砲火，直到 2019 年才又驚人地完好無缺再現日本，進入東京國立博物館典藏），但是這件古畫對往後東亞世界表現人與馬關係圖像的影響，早已透過無數後輩畫家援用來創作、以及珂羅版印刷的複製畫，潛移默化地在日本東洋畫的創作世界裡被納入共享的文化資料庫，所以不一定必須親眼看過那件作品，才能畫出類似的構圖。而林玉山在這件屏風畫上，充分展現出一位優秀畫家如何有自覺地賦予作品連結新舊寓意，訴說過去、現在與未來時代意義的能力。

林玉山以橫向構圖描繪軍夫與馬匹側面站立姿勢，以線條勾勒身軀與敷彩方式，描寫穿著卡其色軍裝與棕色、白色的軍馬。軍夫頭戴軍帽，夾在兩馬之間站立，身上綁著行李、背著水壺、手拿外衣與行李，直視前方，眼神漠然，兩匹軍馬低頭等待，身上插著國旗旗幟，人與馬匹的姿態與神情皆相當寫實逼真。林玉山並非如戰爭宣傳畫般表現戰鬥昂揚的軍人，而是平實地描寫軍夫與徵召的軍馬整裝前行的樣貌，記錄了二戰下臺灣的時局風景。
 

殖民統治下的創作

隨著日本前線戰況越演越烈，後方包括殖民地臺灣人民生活日漸困苦，大多數畫家已不能單靠純藝術創作維生，而必須兼營實用美術。林玉山育有多位子女，為了維持生活，他在戰爭期間為報紙雜誌與書籍繪製插畫補貼收入，1943 年他任職生產工廠「嘉義醬油統治會社」，擔任總務工作，期間他還描繪工廠作業的情形刊登在報紙上。

1944 年第十回臺陽展招待展（邀請展），他提出〈歸途〉這件畫作參展，畫面描繪一位農婦牽著背負甘蔗尾的水牛從田裡返家的情景，與〈獻馬圖〉同樣是安排人物側面的迫近式構圖，水牛的描繪相當寫實自然。此題材來自他田園生活的經驗，也呼應時局獎勵生產勞動的氛圍。後來為了躲避空襲，林玉山全家疏散到畫友林東令（1905-2004）頂六鄉間的家，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終於脫離日本殖民地的身份，迎來「光復」的日子，林玉山也回到嘉義市的家。
 

終戰後，臺灣人民無不歡欣鼓舞迎接國民黨政府，並對臺灣前途充滿期待。林玉山曾因此短暫加入國民黨，任職嘉義市黨部擔任文宣的美術部門工作，負責標語壁報的製作。不過因工作繁忙又與志趣不合，因此隔年轉入教育界工作，擔任嘉義市立中學美術教員。第一屆省展開辦時，他也受聘為國畫部審查員。
 
由於接收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陳儀（1883-1950）集行政、立法、司法權力於一身，如同日治時期的總督，擁有很大的權力，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許多政策的施政不當與貪污腐敗，加上通貨膨脹的民不聊生，以及族群間的文化差異與隔閡，臺灣人才不受重用等等因素，導致臺灣人民與統治者衝突一觸即發。1947 年 2 月 27 日，因警察取締販賣私煙婦人時誤傷了路人，引發二二八事件，導致本省與外省族群的對立衝突，這把積怨已久的反抗之火延燒全臺，當然連嘉義也不例外。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的軍隊鎮壓、清鄉搜捕，使得全臺草木皆兵，不少臺灣菁英好意出面作為官民溝通的代表，卻無辜受牽連而慘烈犧牲、或者失蹤，其中就包括了畫家陳澄波。
 

無辜的藝術家，以及倖存者的自我審查

陳澄波在戰後原本對新政府充滿期待，在美術創作之外，他也以行動展現服務社會的抱負。他不僅參加歡迎國民政府的籌備會，也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並成為國民黨黨員，1946 年他當選嘉義市參議員正式從政。陳澄波在第一屆省展擔任西畫部審查員，便提出了反映他滿心期許的〈慶祝日〉一作參展。畫中在藍天白雲、陽光照射下，嘉義警察局屋頂上中華民國國旗迎風飄揚，旁邊三人高舉國旗歡呼，街上民眾也人手一旗，撐傘行走或駐足交談，路邊攤販共襄盛舉，顯得十分熱鬧愉快。這些天真、歡欣的人群，反映出臺灣對回歸中國的興奮感，也是畫家心境的呈現。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嘉義地區的衝突十分激烈，國府軍隊遭民兵圍困在水上機場，嘉義市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接受和談要求，3 月 11 日推派代表前往水上機場與國軍協商。陳澄波由於戰前在「祖國」任教美術學校多年的經驗，因此通「國語」又身負多項職責而被推派為代表之一。不料這十幾位代表遭官方及軍隊報復，被綑綁拘捕。最後陳澄波等四人未經審判，3 月 25 日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這位懷有熱情與理想的臺灣美術先驅，就這樣為嘉義市民而犧牲了。
 

林玉山與陳澄波亦師亦友，又有姻戚的關係，因此陳澄波之死，對林玉山衝擊相當大，想必令他錯愕與心痛。2000 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林玉山教授創作展」及 2001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辦「捐贈研究展─林玉山『獻馬圖』」，前者圖錄上對〈獻馬圖〉的說明寫著：
 

2003 年林玉山接受國立歷史博館館員高以璇等人訪談時，他對這件特殊的作品回憶道：
  林玉山在二二八事件後，為避免招來殺身之禍，把〈獻馬圖〉中的日本國旗圖改為中華民國國旗。戰後在行政長官公署實施「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政策下，有關象徵日本的圖像或是紀年的塗改是常見的現象，尤其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甚至步入戒嚴時期更是如此。因此林玉山改畫的做法並非特例，先前提到的蔡雲巖〈我的日子（男孩節）〉（請見本書第六章的圖 4），畫上也可見到畫家將模型飛機機翼上的日之丸改為國民黨黨徽，並將畫作左下角原本寫著昭和 18 年的紀年落款，改成「民國三十二年秋雲巖作」。
 
陳澄波次女陳碧女（1924-1995）於戰前入選第六回府展畫作，在戰後也可見她在畫上添加了中華民國國旗。陳碧女從小具繪畫天分，陳澄波特別培育她往繪畫創作之路發展，陳碧女果然不負期待，1943 年以〈望山〉（山を望む）入選第六回府展。1947 年陳澄波遇難後，她為了擔負家計而從此封筆，不再創作。這件〈望山〉，描寫從高處俯瞰三合院的家屋，畫面邊緣有屋頂與樹木包圍成的洞口，觀者好像正透過這個自然的框圍，窺視畫中家屋與居民，也一眼穿過後方的山坡，眺望遠山。從赭、綠、黃搭配的溫暖色調、活潑有力的運筆，可以看出陳碧女受到陳澄波畫風的影響，當時藝評人士對這位畫二代也充滿期許。然而這件作品為什麼要在中央合院式建築的門牆上加了中華民國國旗？極有可能是她在父親遇難後，為了避禍而添加上去的。
 

在歷史洪流中的藝術創作

讓我們再次回到主角〈獻馬圖〉。

林玉山是在何時發現屏風畫的右半部被蟲蛀毀壞而決定重畫，但又決定不全部重畫，特意保留左半部的呢？

一說是在他 1950 年北上之前的嘉義時期，一說則是在 1999 年捐贈高美館之前的這個時間點。無論如何，林玉山決定憑藉記憶將右半部畫面恢復成最初作畫的原貌，並在畫上題寫說明，如今畫面上的日本國旗已不再是會帶給他困擾的禁忌。對畫作的塗改和改作，甚至直接在畫上說明歷來變更留下紀錄，這些舉動其實都與戰後臺灣的政治變遷有關。

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朝向臺灣自由發展邁向了重要一步，後續在 1990 年代在野黨號召政治社會運動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陸續進行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民大會全面改選、總統民選等改革。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學者紛紛投入研究的行列，特別是關於日治末期戰爭動員體系的研究，以及戰爭對文藝方面的影響等等。

1995 至 1997 年筆者針對日治末期臺灣美術發展，從戰爭與美術的觀點進行碩士論文研究，曾經拜訪林玉山本人，請教他關於戰爭期間的美術團體或畫家活動，畫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過當時他並未特別提及〈獻馬圖〉這件作品。或許當言論逐漸自由的時代環境來臨，加上陸陸續續年輕學子造訪請益，讓他再次回顧起過往的創作記憶，也開始對自己過去的作品展開整理、修補。

林玉山〈獻馬圖〉在解嚴後的民主自由年代，不用再擔驚受怕會動輒得咎，為了銘記過去這段歷史，屏風左二曲的畫面，保留的是當年為躲避二二八災難波及而改塗的國旗狀態，右邊畫面則恢復日本旗的原作面貌。他在畫面右下方題款：
 

獻馬圖原作已遭虫蝕　僅存其半　今追憶往事　稍作補筆　略復其舊觀　此乃余五十六年前之作　己卯秋修後又題　桃城人林玉山

畫家透過題字，簡要地說明這件作品的修改緣由。
  從〈獻馬圖〉中，我們看到林玉山在不同時期改畫與補筆復原的痕跡，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太陽旗並置，既呈現了日本跟中華民國統治的象徵元素，也可觀察出畫家從早期到晚年的畫風變化。林玉山考量作品本身經歷的轉折歷史也是作品形成的一部分，所以決定一半修復還原日本國旗，一半保留戰後因歷史因素修改過的中華民國國旗。

兩半的畫風技術也刻意有所交錯，背負日本旗白馬的一半是傳統水墨，中華民國旗棕色馬的一半是東洋畫（膠彩畫）畫風，所謂的畫面不協調的違和感，除了符號與風格象徵的交錯，也令人觸發了臺灣人置身複雜歷史處境的聯想。這的確是一件反映臺灣歷史變遷、深具意義的作品。

臺灣在 1940 到 1950 年代，從戰爭、戰敗、回歸，走向戒嚴，〈獻馬圖〉的創作與改造過程，其實並非孤例，而是許多藝術家共同面臨艱難時代處境時，也希望努力存活下去的縮影。這件二戰末期創作的作品，雖然經過林玉山在戰後塗改，但我們也慶幸在他有生之年，可以還原戰爭時代創作的記憶，公開訴說改畫的動機與過程。
  而這件屏風畫在戰後至 90 年代經過修改的過程，宛如臺灣歷史變遷的視覺證物。如今，當這件作品的修改過程及各時期狀態的全貌，能夠真實地、坦然地為人所知與討論，也代表了臺灣從威權專制真正轉變為民主自由了。畫家已遠，但他留下的這幅藝術作品，如此映射出了他心中臺灣的過去、當下與未來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