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是誰？從一本本名冊找回故事──專訪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鍾淑敏

近年來，政府持續推動新南向政策，強化臺灣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而在 2020 年 8 月，中研院臺史所出版了《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一書，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二次大戰前臺灣人前往南洋的脈絡。
 
作者鍾淑敏為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長年致力研究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而南洋更是她的研究重心。鍾淑敏認為，過去政府或是僑委會所談的，都是戰前東南亞的華僑，比如說居住在南洋各地，祖先可能來自福建或廣東等省份的華人，這些人和日治時期從臺灣來的人不太一樣。也因此，她研究的最大樂趣，就是去發掘這些過往在南洋各地發展，但是卻被忽略的臺灣前輩。
 

之所以開始研究日治時期在海外的臺灣人，鍾淑敏回憶，是因為在關注臺灣總督府的對外關係時，發現當時有臺灣人前往南洋，深入了解後才知道，他們特殊的身份裡有許多血緣、認同上的困境。
 
鍾淑敏分享，研究過程中他參考了日治時期的旅券，找到很多人物與線索。如同現代護照般的旅券上，詳細紀載了人名、本籍、目的地等資訊，或許在一般人眼裡，那只是再普通不過的名冊，但是，對鍾淑敏而言，每一筆資料都是一個重要的故事，他透過單一的個人紀錄，與宏觀的史料相互對照下，拉出一群人的故事，[1]刻畫更細緻的戰前歷史。
 

軍伕、勞工、醫師、監工⋯⋯日治時期南洋臺灣移民的多元面貌

根據鍾淑敏的研究發現，臺灣人與南洋接觸甚早，活動範圍也非常廣，比如英屬北婆羅洲與馬來亞、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泰國與菲律賓等地，都有臺灣人出現的蹤跡與紀錄；不僅如此，移民的角色也相當多元，一般人想像和認知的軍伕，只是眾多身份中的一種而已。不同身份的臺灣人在不同的國家，也會因應區域而發展出有專屬於當地的特殊樣貌，影響因素包含日本與當地政府的關係、當地政府管理外來者的政策、體制，或者該地區華人勢力的強弱等等，都讓在南洋的臺灣人面貌變得越來越多元。
 
以北婆羅洲為例，1910 年代後期就曾有一千多名臺灣人前往斗湖，起因是日本久原農園引進臺灣勞工，不過這次單純的勞動力移民，並沒有讓臺灣人在當地常住，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合約到期後便回到臺灣。直到 1938 年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再度因為斗湖殖產組合的生產勞力需求招募臺灣人前往，正好遇到日本政府方針轉向，下令提供移民經費補助，有鼓勵移民留在當地的意思，也才讓許多臺灣人選擇落地生根。可見日本政府的政策對於移民的後續動向有其影響力。
 
此外，馬來亞亦有臺灣人，不過，他們的情況又和北婆羅洲不同。馬來亞的臺灣人主要是跟著日本企業進駐的專業人員，比如醫師或監工。鍾淑敏研究中提到的苗栗兄弟檔邱春榮與邱金榮，當時跟隨日本企業拓展進入南洋，兩人一開始任職於石原鐵礦，在當地逐漸成熟後，甚至還自行開設東昇及萬連鐵礦公司，當起老闆來。


鍾淑敏回憶，這對苗栗兄弟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除了其本身的經歷特殊，更重要的是邱春榮的兒子邱雲磊。作為移民二代，邱雲磊出生在馬來亞，童年時光也都在這裡度過，和普遍臺灣人直接受到日本殖民的語言學習經歷不同，因為受到幼時玩伴的影響，邱雲磊反而早早學會印度語和馬來語，直到二戰時，受到父親「日本籍」身份影響，進入印度收容所與裡面的日本人學校，才真正開始學習成為日本人，從語言到生活作息，不僅要早起做體操，還要皇居遙拜。
 

「幸好有邱雲磊教授的分享，才讓邱春榮兄弟在南洋的經歷變得完整。」鍾淑敏說。
 
除了邱春榮家族之外，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六屆的畢業生顏上醫師的例子也很有趣。當時有很多醫學校及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會以醫者的身份，前往華南和南洋服務。比如與顏上同屆的劉壽棋和李天來，畢業後也分別前往廈門及荷屬東印度。至於顏上則在 1918 年應三五公司之聘，前往位在柔佛州的邊桂蘭執業，為橡膠園內的福建工人看診。
 
後來，顏上甚至娶了當地的華人女子為妻，並轉往新加坡開設藥房，戰爭時期同樣進入印度的日本人收容所。不過，與邱春榮家族全家人一起被帶往收容所不同，顏上家族僅他一人被帶到印度，其他家人都留在新加坡。在大時代漂泊的兩個個案，許多年後透過鍾淑敏的研究，與兩家後人的口述訪談分享，都成為豐富戰前移民樣貌的重要元素。

一樣的臺灣人，不一樣的社會地位──南洋各地情勢對移民的影響

與英屬馬來亞與北婆羅洲不同，臺灣人在荷屬東印度的分佈和情形又更加複雜。很早就有臺灣人在當地活動的紀錄。另外，還有一群本來就生活在這裡的福建人，他們的公司剛好在臺灣有分店，比如郭春秧等人，於是，當臺灣進入日本時代後，這些人就進而擁有了日本國籍，在當時依照人種統治的荷屬東印度，[2]地位瞬間水漲船高，能和歐美人一樣，享有繳稅、移動的特權。因此，就出現有錢的福建人會想盡辦法來到臺灣「冒籍」，只為了能夠取得日本國籍，受到日本政府保護的特殊現象。
 

根據資料記載，臺灣人一開始在荷印以茶業及糖業為大宗，1930 年代轉到東部爪哇，並轉以物產、雜貨貿易為主，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醫師會選擇來到荷印，不像馬來亞的臺灣醫師多半是跟隨日本企業進入南洋，出現在荷印的醫師未必有當地的醫師執照，但是在醫療資源不足情況下，醫師很容易立足，加上國籍加持，讓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得以在荷印有不錯的發展，吸引更多原鄉親友依親前往，也成為一種臺人移民南洋的原因。

不過，和開放的荷屬東印度相比，在眾多南洋國家中，發展和資料最少的就屬臺灣的鄰居：菲律賓。鍾淑敏表示，雖然菲律賓在距離上和臺灣相近，加上當地的華僑大多來自閩南，與臺灣在語言溝通上沒有太大的差異。不過，因為美國政府採取「血統主義」的認定方式，限制臺灣人入境菲律賓，所以臺灣人並不像其他國家一樣多，這個例子，反而更凸顯南洋各地，會因為政局關係不同，而對臺灣移民有不一樣的影響。

找回歷史洪流中遺失的名字

「我想藉由這些研究，讓小故事得以累積，豐富我們的史感。」鍾淑敏淡淡地說。
 
日治時期臺灣人前往南洋的故事多到說不完，鍾淑敏讓這些埋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名字，成為有故事、有意義的個體。然而，鍾淑敏也同樣感慨，研究時免不了面對史料稀少、零碎的困境。在研究日治時期南洋臺灣人的過程中，許多臺灣人的後代家屬並不清楚自己父祖輩的經歷，甚至將他們誤以為是戰爭時期的軍伕，所以不願談論此事，都讓研究進程緩慢。然隨著時間推移，許多前輩不斷凋零，其珍貴的回憶就此消逝。
 
希望本文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為研究者發現更多線索，藉以拼湊更多人的故事，豐富這段歷史。

[1]在日治時期，旅券就像是現在的護照，要前往華中、華南及南洋等地，都需要申請旅券。戰後，旅券保存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近日，臺史所旅券資料庫上線，只要在中研院的網域就可使用，非常便利。

[2]當時荷屬東印度將所有人依照國籍劃分權利，歐美人享有最多的優惠和特權，而當地的華人儘管有錢有勢，在階層的劃分上，仍低於歐美人，不僅移動要通行證，在生活層面也有諸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