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行人才知道！其實臺灣歷史中，也有一些馬雅文化的身影

每當說起古代中美洲的古文明，像是馬雅、阿茲特克等，臺灣人一般都會有種陌生的感覺油然而生，這是因為大部分臺灣人能接觸到的資訊都非常簡略，甚至有些是錯誤或過時的資訊，更不用說要在臺灣歷史發展上找到任何跟馬雅文化有關的事物了。

但是，歷史總是喜歡跟人開玩笑，我們還真的可以從臺灣的歷史發展中，找到一點點馬雅文化的蛛絲馬跡。

馬雅文化與臺灣的最早接觸

如果說，我們要找出馬雅文化或是知識，最早何時進入臺灣，根據本大使的考察，最早可能是大正十二 (1923) 年5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的一則報導。這篇報導的標題是：「埃及的發掘與馬雅文明——看見英美國民的餘裕」。

從標題可看出，這篇報導並非要介紹什麼馬雅文化的訊息，而是藉由即將在埃及、墨西哥開始的考古活動，論述歐美剛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力卻可以快速恢復，甚至資助經費到國外進行考古活動。報導中有關馬雅文化的部分，大致上以叢林、神廟來加深讀者神秘的感覺，也簡單介紹了馬雅文化在今日哪些國家境內。

有趣的是，報導中只列舉了墨西哥、瓜地馬拉、英屬洪都拉斯（今貝里斯）三國。實際上，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也都有馬雅遺址分佈。其中宏都拉斯的科潘遺址（Copan）早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就進行了考古發掘。在這篇報導的時代，宏都拉斯有馬雅遺址，應該是相對容易取得的資訊。

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還提到墨西哥尤加敦州政府引入美國卡內基研究院的資金，發掘猶加敦州北部的考古遺址。如果按照年份、卡內基研究院、猶加敦北部等線索來看，這段報導很明顯的是指卡內基研究院自 1923 年開始，展開為期約 20 年的考古援助計畫，主要參與的考古學家有西爾韋納斯·格里斯沃爾德·莫利（Sylvanus Griswold Morley）、Earl Morrison等人。

他們修復不少奇琴伊扎遺址中的建築，有些至今還是參觀奇琴伊扎遺址的重要景點。例如戰士神廟前的千柱建築群、美洲豹神廟及被暱稱為蝸牛（El Caracol）的環形天文臺建築。

 

不過，這篇報導最主要的目的，不在於介紹馬雅文化，而是藉由英美在埃及、馬雅等地投入資金援助考古活動的事例，來說明歐美就算剛剛經歷世界大戰，對於這類沒有實利的考古活動，依然有「餘裕」進行，展示了歐美的國力與對於學問知識的強大追求。報導最後還反思了臺灣的狀況，提到臺中地區發現「前住人種」的消息，反問我們的官民是否有如此「餘裕」呢？

這份報導很可能是馬雅與臺灣的初遇，但不過就是一面之緣，似乎沒有任何的漣漪。

臺北城內的馬雅式建築

如果對於馬雅文化稍有興趣的人，或許曾聽過二二八公園對面的「臺灣博物館土銀展示館」被稱為馬雅式建築，大概也是臺北城內唯一一座被稱為馬雅風格的建築。這座建築的前身為日治時期勸業銀行的臺北支店，戰後移轉給土地銀行，改為土地銀行的臺北分行。

那麼，難道從日治時期臺灣就開始援引遙遠中美洲的藝術風格嗎？

大使原本也認為不太可能，覺得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但細細探究後，卻也找出一些有趣的歷史。當大使我翻閱日本外務省對中美洲的「情報」時，意外看到報告中寫到「東京的帝國飯店就是以馬雅式的風格建設而成的」。

這讓大使心頭一驚，這是解開勸業銀行臺北支店馬雅式建築之謎的線索嗎？經過一陣考察，事情可以從 1920 年代開始說起。

隨著十九世紀末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走向脫亞入歐的道路，如何接待外國人、使節的禮儀，成為現代化的重點之一。在時任外務大臣井上馨與著名實業家澀澤榮一的規劃下，由歸國新手建築師渡邊讓設計了一座帝國飯店。這個帝國飯店融合了歐洲的街地設計，並以日本文化的風格裝飾，呈現和洋融合的風格。

不幸的是，帝國飯店在 1919 年就因火災燒毀，日本政府再次決定著手重建帝國飯店。他們向國外徵才，邀請當時美國的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第二代的東京帝國飯店。

萊特何許人也？他是美國名聲卓越的建築師，甚至於 1991 年被美國建築師學會選為「最偉大的美國建築師」。他的建築風格協調人性與自然，例如坐落於賓夕法尼亞州西南部鄉村的落水山莊，巧妙結合流水瀑布、山林與人工建築，被讚許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建築物。

 

此外，萊特也開創馬雅復興式建築（Mayan Revival architecture）風格。他以馬雅普克式（Puuc）建築為靈感，設計出不少具有中美洲異國元素的作品。例如加州好萊塢大道上的蜀葵之家（Hollyhock House），就是一間經典案例。

所謂的普克式建築，是指在馬雅後古典期，在猶加敦半島北部城邦流行的建築風格，材料以石灰混凝土為主，不像古典期的建築是以石塊、碎石、混凝土組成，材料技術的改進使建築的承重力得以大幅提高，同時石匠也不需要計算更複雜的承重設計。

這個時代的建築設計有更繁複的牆面裝飾，以鑲嵌的菱格紋為主，建築的轉角則會堆疊雨神恰克的裝飾物。建築上也常見物件的單獨塑像，例如烏斯瑪爾遺址（Uxmal）建築物的照片中，就出現突出於牆面的鳥類塑像，旁邊則有菱格紋等各式裝飾。

一般認為，萊特的馬雅復興式建築，主要參考自烏斯瑪爾遺址的建築風格。特別是高聳的簷壁牆面與菱格紋，高聳的簷壁牆面也在烏斯瑪爾的宮殿建築上出現過。

高聳的簷壁牆面在號稱為馬雅式建築的勸業銀行臺北支店也可以看到。過去論述臺灣的馬雅式建築時，多半以外部獅面、雲格紋等異國風情裝飾為主。但是，如果比較和勸業銀行臺北支店有著同樣風格的臺南支店、高雄支店，則都可看到帶著裝飾的高聳簷壁牆面。因此，這應該也可作為勸業銀行在臺支店為馬雅式風格的旁證。

 

話說回來，萊特受邀到東京設計第二代帝國飯店後，便將馬雅復興式風格引入建築之中。於是，東京帝國飯店變成為日本第一座馬雅復興式建築。飯店入口的景觀與建築設計，以及大廳的室內設計，都充滿濃厚的馬雅異國文化風格。

萊特對於執行自己的建築設計，有著完美主義的堅持，導至後來出現建築預算嚴重超支，甚至總支配人林愛知都引咎辭職，萊特自己也在與日方衝突後離開回國，剩下的工事最後交由萊特在日本的大弟子遠藤新完成。

1923 年 7 月，第二代東京帝國飯店完工。 9 月 1 日舉行開幕宴會時，竟然遇上關東大地震。關東大地震可說是 1920 年代，日本最嚴重的自然災害，帝國飯店位處的丸之內地區幾乎全倒，帝國飯店旁邊的勸業銀行總行嚴重損毀，但是帝國飯店卻屹立不搖，只有輕微損傷，主要是萊特使用新的結構設計，使得帝國飯店比起其他日本建築更耐震。

東京帝國飯店損失輕微的消息傳出後，可能也讓馬雅復興式建築在日本傳播開來。像是萊特的大弟子在關西的作品——甲子園飯店，就是以馬雅復興式風格來設計。

1930 年代，勸業銀行在臺灣的業務快速擴展，原有的舊廈已經不敷使用，於是在臺灣的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等地陸續建設新的支店建築。其中，臺北、臺南、高雄三地支店建築，外觀、結構、裝飾風格幾乎一樣，也都帶有高聳簷壁牆面。這種高聳簷壁牆面在日治時代的銀行建築，也並不多見。

如果從資料上來看，勸業銀行在臺的第二代支店建築，幾乎都是由勸業銀行的營繕科自行設計建造。不過，從《勸業銀行四十年志》記錄的組織架構來看，勸業銀行沒有設置營繕科。所以，要說是因為勸業銀行本行位處東京帝國飯店旁邊，而影響到臺灣的支店建築設計，未免有些牽強。今日，我們知道設計臺北支店的建築師是橘教順。但有關他的資料不多，只能從報紙中找到幾則記事。

 

昭和七年 2 月 24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一則朝日丸入港的報導，報導中提到臺北支店長近藤有曾與從東京聘請來的技師橘教順一同搭乘朝日丸抵達基隆港。橘教順來臺目的，就是要負責勸業銀行臺北支店的工事。

那麼，橘教順當時在哪工作呢？

大正八年 5 月 20 日的〈讀賣新聞〉上，正好有則橘教順開業的啟事。啟事中寫到，橘教順與曾任總督府營繕課課長的中榮徹郎在東京京橋一帶合開建築事務所。這位中榮徹郎曾任總督府營繕課課長，日治時代許多街屋與亭仔腳規格都有固定規範都是出自他之手。橘教順有這層「臺灣關係」，日後來到臺北負責勸業銀行臺北支店的建築，似乎也合理起來。

 

從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到，臺北支店的建築是另外聘請建築師設計，由勸業銀行營繕科自行設計的說法，恐怕還需要多加考慮。但是，我們還不能由橘教順的生平，就論斷橘教順受到遠藤新、萊特在東京帝國飯店的作品影響，因而在臺灣設計出馬雅式建築。

橘教順與遠藤新、萊特的關係，其設計勸業銀行臺北支店的初心，囿於資料不足，無法做出確切的證明。不過，經過上述考察，我們至少可以說，如果勸業銀行臺北支店在建築史上，可以被歸納為馬雅式建築的話，這不是一個幻想或誤解，而是有實在的歷史背景與脈絡下的產物。即萊特在東京帝國飯店的工作，將在美國推行的馬雅復興式建築影響了日本的設計師。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臺灣也出現馬雅復興式建築——勸業銀行的臺北、臺南、高雄支店。

藏身於史料中，隱晦的馬雅文化

其實，日治時期馬雅文化在臺灣恐怕也只有這些鳳毛麟角的史料。這個時期知道馬雅文化的臺灣人恐怕幾乎沒有。所謂在臺灣的馬雅人，不過也只是一些偶然報導、輾轉之間引入的資訊，或甚至是上面介紹的馬雅復興式建築，這種間接到不行的關係。

放眼東亞，其實馬雅這個詞也才進入知識體系不久。大使曾寫過〈一本明代的地理書，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歐洲與中美洲的愛恨情仇？〉一文中，提到明代與清代對於中美洲古文化還沒有分得這麼細，多以土人概括指所有的前哥倫布時代的古文明。

關於中南美洲消息，1930 至 40 年代，東亞地區最夯的大概是扶桑—墨西哥說。

所謂的扶桑—墨西哥說，是指當時的中日知識份子，引進法國漢學家吉德涅的說法，認為《梁書》所謂的扶桑國，應該是指墨西哥。參與討論的學者，名字說出來一個比一個驚人，有中國思想家章太炎、日本歷史學家白鳥庫吉等人。根據大使的考證，應該沒有臺灣知識份子參與。

根據研究，白鳥庫吉從 1904 年就在日本介紹扶桑—墨西哥說。如果要說「華人抵達美洲說」在臺灣出現的時間，最早是在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二年十月五日看到一則報導。

這些說法無疑都是鄉野奇譚，或說是沒有證據的謠言。直至今日，報導中的石碑、古磚還是不知所蹤。細究報導中的說法，實則與民國初年衛聚賢等人論述「中國人發現美洲」的方式一樣。

由於當時人對於考古學、人類學可能都屬陌生，因此容易誤解一些學術的看法，進而傳遞錯誤資訊。例如，大正十五 (1926)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藉由我們的後見之明，可以看到報導中將「亞洲獵人經過勘查加半島、白令陸橋抵達美洲」，這個美洲原住民形成的基本知識，誤解為是華人經由勘查加到美洲，再滑坡成美洲原住民都是華人。

1940 年，朱謙之出版的《扶桑國考證》應該是支持這個說法的集大成。雖然《扶桑國考證》的內容荒誕不經，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已經將中美洲的古文明分成阿茲忒克（即今日習稱之阿茲特克）、馬耶（即馬雅）。如果回頭看本文第一段《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可知馬雅一詞出現在東亞，一定比 1940 年還要早。

但是，最早是何時？目前暫時不可考。但由上述的考據來看，馬雅文化在日治時期的臺灣，一直都是一陣伏流，在非常隱晦的地方流動著。 1945 年，臺灣結束日治時期，中華民國的政治力量降臨在這座島嶼上。一方面有批學者自中國來到臺灣，激盪出新的火花；另一方面，美蘇冷戰的陰影隨後到來。在冷戰結構下，美國的知識、文化進入東亞的「自由世界」。沒想到頂尖的馬雅知識，因此有個微小的隙縫，滲透出來，在臺灣人面前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