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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百年前,一群知識分子以臺語引領臺灣向光前進

2022-04-17
1925 年 2 月 16 日,林獻堂(坐者)因擔任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代表而赴日,遊行市區後,由葉榮鐘(左 1)等陪同,在台灣雜誌社休息(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在迎接臺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週年的 2021 年,北師美術館以「光」為名,回訪一百年前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本展從社會運動切入,由藝術作品與文獻相互補述,再現 1920-40 年代的文化協會及時人所處之社會,展現臺灣文化協會文化向上的行動與精神。在百年後的今天,重新再現一百年前知識分子如何在黑暗的時代中仍懷抱勇氣,感知那幾近不存在的光,心懷信念向前奔馳。

臺灣文化協會(以下或稱「文協))的成立,是受到 1920 年年底開始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下簡稱「臺灣議會運動」或「臺議」)的刺激,於 1921 年 10 月 17 日下午一時,在臺北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辦成立大會,由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士紳和菁英創立。發起人包括:蔣渭水、石煥長、李應章、甘得中、洪元煌、陳逢源等 67 人;贊成人包括:林獻堂、林階堂、林幼春、楊吉臣、林茂生、黃欣等 65 人。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發起人和贊成人中有六位女性:蔡氏阿信、蔡氏阿妙、鄭氏希韞、周氏慈玉、莊氏烏緞、朱氏笑。[1]
 
牽引出臺灣文化協會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目標是要在臺灣設立殖民地議會,由於受到日本本土如火如荼進行的普選運動的啟發,採取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的方式。1921 年 1 月 31 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林獻堂領銜,向國會提出請願書,這是第一回請願,在未來的 14 年(至 1934 年 2 月),總共提出 15 回請願。[2]臺灣議會運動是當時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則是當時最大規模的文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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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10 月 17 日,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靜修女學校成立,會員共有 1,032 人,公推林獻堂(坐右 4)為總理,蔣渭水(坐右 5)為專務理事(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除非主張獨立,否則設立殖民地議會便是最高的政治追求,若能設立擁有立法權和預算審議權的議會,將為黑暗的殖民統治帶來光明。臺灣文化協會開宗明義宣稱「本會欲助長臺灣文化發達為宗旨」,[3]致力於啟蒙民眾、提升文化,也就是要為臺灣社會帶來光亮。臺灣議會運動以臺灣為一個地理單元,訴求設立屬於臺灣人的殖民地議會,彰顯殖民地臺灣的主體性;臺灣文化協會也是以臺灣為單元,希望提升臺灣的文化。臺議是政治性的,文協則是文化性的,二者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反殖民運動中,宛如一輛努力向前衝刺的馬車的雙輪,帶著臺灣人民向光的所在前進。現存的臺灣議會運動傳單,畫一隻手握著蠟燭,旺盛的火在燃燒,向四周發出光芒,「光」正是反殖民運動的向望和主要意象。
 

一場由文化協會領銜的臺灣啟蒙運動

文協在 1927 年 1 月 3 日分裂,1931 年 1 月 5 日結束。作為臺灣的啟蒙運動,分裂前的文協舉辦非常多的活動,包括:發行會報、設置讀報社、各種講習會、演講會、中央俱樂部及文化書局、文化演劇等。[4]
 

文協會報

文協的會報於 1921 年 11 月 28 日發行第一號,刊登蔣渭水著名的〈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臨床講義:關於名為臺灣的病人)。當時很少臺灣人有能力訂報紙,文協在各地設立「新聞雜誌閱覽所」,提供民眾閱覽島內、內地,以及中國的新聞雜誌。各種講習會包括:文化義塾的開設計畫、臺灣通史講習會、通俗衛生講習會、通俗學術講座、臺北學術講習會、西洋歷史及經濟學講習會、夏季講習會。

 

演講會

演講會是文協主力所在,以今天來看,都很難想像其盛況。根據總督府警務局的統計,從 1923 至 1926 年的四年,文協在全臺灣共舉辦 798 場演講會,其中有 59 場遭「解散」之處分。這四年,以演講者來看,共 2,991 人次(276 人次遭解散之處分),以聽眾來看,共達到 295,981 人次。[5]群眾的參與可以說相當踴躍。根據官方的統計,平均一場 370 人,若以 1925 年臺灣總人口 3,838,636(不含內地人和外國人)[6]來計算,約等同今天每場有 2,253 人,可以說相當多。但若以當時《臺灣民報》的報導來看,觀眾 1,000、2,000 名,或 3,000 名都也很常見,甚至有報導 7,000、8,000 名的。[7]不管官方報少,或民間報多,文協的演講在當時確實非常受到各地群眾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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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協會於鹿港文廟舉行演講會留影(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中央俱樂部及文化書局

中央俱樂部是中部文協會員設立的,以進口販賣圖書為主;在臺北則有蔣渭水設立的文化書局。
 

文化演劇

文化演劇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新劇」,有臺中草屯的「炎峯青年會」,以及新竹的「新光社」等,劇本內容多為批判社會制度、提倡民族意識,所以也和演講會一樣會遭受取締。文化演劇採用臺語,由文協會員演出,吸引不少群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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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3 月 28 日,由韓石泉、王受祿結合安平與台南的青年在南座(戲院)公演文化劇三天,戲目是:戀愛之勝利、非自由之自由、薄命之花、憨老大。並由新竹新光社在場指導(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夏季講習會

最為膾炙人口的夏季學校,從 1924 到 1926 年接連三年在霧峰萊園舉辦,合計 300 餘人參加,每次都超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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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5 月 15 日,文化協會理事會議在霧峰林家召開,決定續辦夏季學校(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除此之外,文協於 1926 年設活動寫真隊,4 月開始到各地放映電影(當時稱為「活動寫真」)。1927 年 1 月文協分裂後,年底蔡培火成立「美臺團」,第二年 1 月由臺灣民眾黨協助,展開巡迴放映。[10]當時是默片時代,電影放映需要有「辯士」說明劇情。文協重要人物盧丙丁也是著名的活動寫真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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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4 月文協活動寫真部成立,辯士盧丙丁(前左 1)等人翌年與林幼春、林獻堂、蔡培火(前右起2.3.4)合影(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確保臺灣的「特殊性」──臺灣議會與臺語

為何要在臺灣設立臺灣議會?臺議理論建構者林呈祿指出,是要確保臺灣的「特殊性」,也就是臺灣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思想和傳統。語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臺議第一回請願和文協的成立都在 1921 年,這時候日本已經統治臺灣 26 年了,培養出受日本教育的第一個知識青年世代,他們都能講流利的日語,但在反殖民運動的過程中,他們刻意用臺語(當時稱為「臺灣語」)而非日語,來進行各種活動。文協的演講,基本上就是臺語演講,雖然有時也有用日語演講;有則報導說,使用日語,內地人來聽者不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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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2 月 16 日,第六回臺灣議設置請願代表:邱德金、林獻堂、楊肇嘉(前排左起)抵達東京。學生宣傳隊手執布旗、喇叭,唱「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歌」,高呼臺灣議會萬歲(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臺語(臺灣語)是當時民間社會最普遍使用的語言。反殖民運動者及其支持者很有意識地使用臺語,作為抵抗的工具和象徵,在當時的學生抗議事件(或稱「學潮」)中我們也看到這個現象。1920 年代發生幾次學潮,其中臺北師範學校就有兩次,即 1922 年 2 月「臺北師範騷擾事件」,以及 1924 年 11 月「臺北師範爭議事件」。兩次北師學生抗議事件,起因一為走路左右邊的問題,一為到哪裡旅行的問題,可以說都不是極端重要的事情,會導致抗議越演越烈,主要是牽涉到長期以來日臺差別待遇,一觸到神經就很難收場。
 
1922 年的臺北師範騷擾事件中,涉入的學生被全部釋放[12],但當時官方和學校都認為學生是受到文協影響所致。在文協創會之初學生會員就有 279 名,佔全部會員的 27%,比例相當高(其中北師 136 名),其後人數倍增;事件在第二年,學校強制學生退出文協,導致臺北師範學校有 205 名學生退出文協。
 
1924 年臺北師範學校再度發生抗議事件,結局就很慘。臺灣學生不滿意學校決定修業旅行要到宜蘭地區,那是日本學生贊成的,他們要求到中南部地方。啟程的當天(11 月 18 日),不參加的學生約好不起床,共 123 名。20 日學校宣布休學一星期,26 日文協發電報謂「犧牲者多,大家勿返校」,並抨擊學校對臺灣學生的待遇。這件事情導致 36 名學生被退學,包括後來成為臺灣美術史上重要畫家的陳植棋。[13]退學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事情,被認為帶頭的學生都受到學校最嚴厲的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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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植棋(Source: public domain

 

學潮被退學的學生,有意識使用反殖民象徵的「臺語」

在第二次北師學潮中,我們很清楚看到臺語(臺灣話)作為抵抗的工具與象徵。由於臺北教育大學保有臺北師範學校的學籍簿,有學生的各種資訊,對於遭退學的學生也會註記遭退學的相關行為。陳世昌和陳和貴都因 1924 年 11 月的事件遭退學處分,讓我們來看兩人的「罪狀」。
 
陳世昌「生徒明細簿」之「操行相關事項」(操行ニ關スル事項)如此記載:[14]

 

十一、一八、午后一時、授業中台灣語使用、一八、夜自修室台灣語演說
一八、夜舍監分室宣傳演說﹑一八夜、事務室/舍監室襲擊ノ指揮者投石
一九、午前九時、自修室總指揮者、同級者ヲ煽動脅迫ス
一九、午后四時、歸省ノ時同級生ヲ集合、相談

中譯:
十一月十八日午後一時、上課中使用臺灣話、 十八日夜間 自修室〔用〕臺灣話演講
十八日夜間 舍監分室宣傳演講、十八日夜間 事務室/舍監室襲擊之指揮者、投石(丟石頭)
十九日午前九時、自修室總指揮者、煽動脅迫同級生
十九日午後四時、 歸省〔指學生回家〕之時集合同級生、互相討論

當時臺北師範學校規定在校內不能講臺語,事件當天陳世昌顯然特地用「台灣語」進行抗爭行動。他的「退學理由」是:「騷擾事件ニ関係シ生徒ノ本分ニ違犯シタル事ニヨル」,即「由於與騷擾事件有關,違犯學生之本分一事」。1924 年 11 月 28 日,陳世昌退學。
 
陳和貴的「操行相關事項」如此記載:[15]

 

十一月一八、午后一時教室台灣語使用 一八、夜事務室/舍監室襲擊、投石ノ疑
一九、自修室指揮者同級生ヲ煽動脅迫ス

中譯:
十一月十八日午後一時〔在〕教室使用臺灣話 十八日夜間有襲擊、投石事務室/舍監室之嫌疑
十九日 自修室指揮者 煽動脅迫同級生

他的「退學理由」是:「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騷擾事件ニ関係シ生徒ノ本分ニ違犯シタル事ニヨル」,即「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由於與騷擾事件有關,違犯學生之本分一事」。1924 年 11 月 28 日,陳和貴退學。
 
陳世昌和陳和貴在參與抗議的過程中,使用臺語是非常有意識的行為,因為臺灣語(臺灣話)在當時是反抗的語言。如果再細看兩人的原籍,兩人都來自新竹州新竹郡,陳和貴家住新竹街北門,他的「族別」是「福建」,也就是講福建話(臺灣語)的人;陳世昌家住關西庄關西一八六,「族別」是「廣東」,也就是講廣東語(客家話)的人!一個母語是廣東語的學生,在抗議過程中選擇用臺灣語來演說,在在彰顯臺灣語在當時是抵抗的語言,也是抵抗的象徵。
 
文協的演講者基本上使用臺語,除了表示抵抗的意態之外,也有實際的考慮。因為當時民間聽懂日語的人口不多,尤其鄉間,但若到客人地區呢?就必須考慮臺語不通的問題。
 
1927 年《臺灣日日新報》有一則〈辯士通譯被拘〉的報導:在湖口三元宮舉行農民組合支部發會式講演會,文協新竹支部辯護士(律師)登臺講演,由於當地人聽不懂臺語,所以請一位東京駒場某大學在學生彭宗棟來做翻譯。請注意:當時相對於「廣東語」(當時對客家話的稱法),臺灣話則稱為「福建語」,這位年輕人在將福建語內容翻譯為廣東語時,竟然和辯士講的有出入,而且「含有不穩言動」,所以被警方檢束。[16]
 
這則報導告訴我們三件事。其一、到鄉下演講,語言要配合當地人的需求。其二、翻譯未必符合原意。其三、翻譯者是大學生,想法顯然比年紀大的律師講者激烈,結果被「檢束」的是大學生。這是不是也告訴我們當場監聽的「監臨官」確實聽得懂福建語和廣東語,並能分辨其間的不同!
 
今天,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幾乎全面使用臺語的文化運動。不止運動本身,臺語也是生活語言,甚至是法庭上切關緊要的語言。二林事件公判(開庭)時裁判長詢問個人基本資訊,李應章用日文回答,之後裁判長告訴李應章:「答辯用語是隨你的意思,用臺灣語也好,以你最慣用的就是。」李應章回答:「那末,我以後用臺灣語。」之後就由通譯來翻譯。[17]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感佩這位裁判長的文明態度,反觀就算《國家語言發展法》已通過的當代臺灣,還是很多人無法接受在公共場域「被講」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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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章在 1925 年組織了二林蔗農組合,掀起農民運動的巨浪,引發二林事件,被捕判刑入獄(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另一方面,九十多年後在臺灣臺語已經是「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目前在 6 至 14 歲的年齡層,只有 7.4% 的家庭以臺語為主要語言。[18]臺語的現況符合聯合國「endangered language」的定義,包括父母不再用這個語言和下一代講話。[19]如果除了「慶祝」文協成立一百年之外,我們有必要反省我們失去了什麼,語言應該是其中一大項吧。
 
一百零一年後的此刻,臺議和文協的光依稀可見,但願那前導的光引領我們繼續向光前進。

 
本文改編自周婉窈〈光,遮蔽,及其再現:臺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年回顧與省思〉,《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畫冊

 

[1]《臺灣文化協會々章》,頁 4-6。

[2]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 70-71、144。

[3]臺灣文化協會會則第二條,見《臺灣文化協會々章》(大正十年八月臺北市大稻埕(大安醫院內)臺灣文化協會創立事務所發行),頁 1。

[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 146-158。此一史料以下簡稱《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

[5]《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52。

[6]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5),頁 6。2021 年 12 月底的官方統計數字為 23,375,314 人,是 1925 年的 6.09 倍。

[7]《臺灣民報》關於演講消息和人數的報導相當多,以下只是幾個例子:臺中樂舞臺三千名左右(2:17/1924 年 9 月 11 日,頁 14)、斗六街演講兩千餘名(3:13/1925 年 5 月 1 日,頁 5)、嘉義公會堂演講七、八千人(71/1925 年 9 月 20 日,頁 13)。

[8]《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58。

[9]首度開設「夏季學校」時,文協在刊登於《臺灣民報》「臺灣文化協會々報」特別說明其原由及相關訊息,見《臺灣民報》(2:19/1924 年 10 月 1 日),頁 12-13。

[10]李毓嵐,〈美臺團的電影啟蒙活動:以日記與報紙資料為主的考察〉,發表於「第八屆日記研討會:日記中的歷史事件」學術發表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2020 年 11 月 27、28 日。

[11]如 1924 年 7 月 19 日在臺南公館的演講使用日語,「內地人來聽者不少」。《臺灣民報》2:17(1924 年 9 月 11 日),頁 14。

[12]《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稱為「學校騷擾事件」,關於臺北師範學校兩次事件梗概,見頁 170-173。

[13]《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72-173,退學人數作「三十七名」,應是筆誤。臺北師範學校《本科生徒學籍簿大正九年入學大正一四年三月卒業》,陳植棋「生徒明細簿」,頁 211。

[14]臺北師範學校,《自大正八年度至十三年度各部退學生明細簿第二卷》,陳世昌「生徒明細簿」,頁 235。

[15]臺北師範學校,《自大正八年度至十三年度各部退學生明細簿第二卷》,陳和貴「生徒明細簿」,頁 234。

[16]《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6 月 26 日,第 4 版。

[17]李根培,《世間何處是桃源:李應章(李偉光)研究〔上卷〕日治時期:臺灣二林蔗農事件》(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9),頁 192。

[18]行政院主計總處,《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初步統計結果提要分析》(臺北市: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頁 33。

[19]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關於「endangered language」的定義:A language is endangered when its speakers cease to use it, use it in fewer and fewer domains, use fewer of its registers and speaking styles, and/or stop passing it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網址: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endangered-languages/faq-on-endangered-languages/(2021 年 10 月 30 日檢索)

文章資訊
作者 周婉窈
刊登日期 2022-04-17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