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被文協除名後，林獻堂與長子另起自己的「霧峰版」文協

向上、向光的霧峰一新會

臺灣文化協會是林獻堂非常珍愛且大力支持的全島性組織，1927 年 1 月 3 日，文協分裂，林獻堂也以年紀大、數月後要環遊世界而請辭，卻被新幹部留任。分裂後的文協，沒有林獻堂參與的空間，可能是個性使然，林獻堂沒主動退出文協，但在 1931 年 1 月 5 日遭新新文協「除名」，[1]如上篇所述，這一天也是文協結束之日。
 
1932 年林獻堂的長子林攀龍在霧峰成立「霧峰一新會」（以下或簡稱「一新會」），這是地方性的民間組織。一新會的成立是林獻堂的長子林攀龍的發想，得到父親的全力支持，可以說是父子兩人共同的文化志業。一新會的會則揭櫫：「本會目的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文化之建設。」（標點為筆者所加）[2]這段文字有三大重點：一、目的在促進文化，二、以霧峰庄為範圍，三、將清新之氣拓散開來，打造自治精神，以求建設新文化。簡言之，一新會致力於以社群自身的力量從生活的各個面相提升，啟蒙群眾，以求整體文化的提升。

「自治」與「文化」不就是林獻堂一生最主要的關懷嗎？那麼，林攀龍呢？一新會的創立是他對人生之根本看法的體現。林攀龍（1901-1983）是個非常特別的人，他很愛讀書，具有濃厚的人文興趣，表達思想的方式是文學性的，充滿詩意。他心性淡泊，外人看來也許會覺得他「胸無大志」，但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正面的。他崇尚的西方文明是代表陽光的阿波羅（Apollonian）精神，而非酒神（Dionysian）傳統。[3]
 

林攀龍的學歷「超亮麗」，6 歲入漢學書房讀書，10 歲到日本東京讀書，後來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求學（政治），畢業後旋赴英國，進入牛津大學就讀（宗教、哲學），大學畢業後，於 1928 年 11 月 4 日返臺。1930 年 3 月他又到法國、德國遊學（哲學、文學），於 1932 年 2 月 2 日返回臺灣。林攀龍總共在日本 15 年餘，在歐洲 5 年半，他結束海外求學生涯返回故鄉後不久，在 1932 年 3 月 19 日創辦了霧峰一新會。[4]
 
林攀龍相信臺灣的再建設要從在地方落實開始，他說：
 

霧峰一新會的誕生決不是偶然。在真理之光和大眾的期待合而為一的地方，才產生了這個會。[5]

光，自己的向上（向上自我提升），向光的所在前進，是林攀龍的人生哲學。
 
簡單來說，一新會就是以家族之力辦社會，也是臺灣最早的社區營造工作。[6]一新會舉辦非常多的活動，一個月平均舉辦 3、4 項活動，加上每週 1 次的例行演講，日程非常緊湊。活動項目很多樣，有婦人茶話會、老人慰安會、球競技會、兒童親愛會、辯論會、文化劇、演劇批評會、通俗演講、留學生懇親會、納涼會、活動寫真等。另外還舉辦過 3 回運動會，參加者很多，等於全庄運動會，以及 2 回的夏季講習會，各 12 日、11 日。
 
一新會的常設活動有：日曜講座、一新義塾、讀書會、詩文會等，這都是每週定期舉辦的。一新會創會後第一次演講聽眾就有 300-400 人，其後都有百人上下，即使在今天也非常不容易。每週一次的演講後來定名為「日曜講座」。林獻堂、林攀龍父子注重女性的公共角色，相信男女智能平等，鼓勵婦人要走入社會，不要落後於男子。在這每週 1 次的演講會，一定是一男一女，而且女士先講。在 7、80 年前很少職業女性，做此安排真的很不容易，是用行動來踐行信念。日曜講座驚人的是，不只每週 1 次，連續辦到 200 多回，直到一新會「無疾而終」。

我們今天看到《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原件，不管是 150 回，或 200 回版，都令人嘖嘖稱奇。
 
一新會舉辦過 3 次的「週年紀念會」，2 至 3 天，內容之豐富，以及品味之高尚卻又土親人親，更是令 7、80 年後的吾輩驚嘆。一新會的活動非常受到庄民的肯定和歡迎，參與度很高，第一回運動會後的「假裝行列」（化妝遊行）就有 1,500-1,600 人參加，二週年紀念日第二天晚上在大花廳舉行音樂跳舞會，觀眾 700-800 人。
 
從很多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一新會的文協影子。例如演講會、通俗講座、文化演劇、活動寫真、夏季講習會；更重要的是，一新會的語言是臺語！就林獻堂來說，這是不是文協的霧峰版？而且由於一新會在家族居住地舉辦文化活動，那種親切感不是文協活動能提供的。林攀龍旅歐多年，有他的理想和見識，我們可以看到一新會的活動有類似英國鄉間士紳的文化風格，且因為強調「清新之氣」，一新會的活動給人向上（hiàng-siōng）、向光（ǹg-kng）的感覺。
 
文化向上是一新會的核心價值，藝術是文化的呈現。林攀龍愛好藝術，林獻堂更是藝術贊助家，畫家顏水龍就是受到林家父子長期的支持和資助。林攀龍怎樣看待藝術呢？他引過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話以「明志」：[7]
 

優秀なるものを讃美するのはそのものに次いでよい事である。
（中譯：讚美優秀的東西是僅次於那件東西的好事情）

100 年後的臺灣，我們是否還能具有這種禮讚藝術的氣度和心志？
 
霧峰一新會處處流露出「永續經營」的用意，而且是想從地方推廣擴散到全臺灣。林獻堂、林攀龍一家人以一新會為生活重心，活力十足，活動穩固持久且多彩多姿，但最後不得不由榮盛而「無疾而終」。1937 年 10 月 4 日，一新義塾被迫廢止漢文教學，宣告終結。
 
一新會前後 5 年半多，時間長度幾乎等同文協。它的結束完全不是來自內部的自我敗壞，而是來自殖民當局的威逼，這種種的壓迫其實從創會的 1932 年就開始了，此後力道越來越強。在這裡，我們必須留意日本時代殖民統治對臺灣社會的壓迫和斲傷，不能美化殖民統治。霧峰一新會就是一個很警世的例子，它要求我們正視臺灣戰後再度被殖民所帶來的層層累累的問題，並設法超克諸厄障，尤其在我們「慶祝」文協 100 年的此刻。
 

戰後的荊棘之道：臺灣菁英罹難、林獻堂流亡日本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和臺灣文化協會在 1927 年文協分裂之前，是反殖民運動的一體兩面。分裂後，蔣渭水和一群同志於 7 月 10 日組織臺灣唯一的政黨「臺灣民眾黨」，繼續支持臺議運動。[8]可惜的是，臺灣民眾黨在 1931 年 2 月 18 日被官方禁止，蔣渭水也在該年 8 月過世。
 

蔣渭水死於 1931 年，來不及經歷戰後中華民國代理盟軍軍事佔領臺灣（美其名為「光復」）所帶來的惡政和二二八血腥鎮壓。不管在民間或學界，我們常會聽到這樣的感嘆：如果蔣渭水活到戰後，大概也無法倖免於難吧？以蔣渭水的個性和為人，做此猜測並非不合理。
 
死於二二八的臺灣菁英非常多，幾乎你舉得出來的「各界」都有指標性人物犧牲，包括王添灯、陳澄波、阮朝日、吳鴻麒、王育霖、林連宗、李瑞漢／瑞峰兄弟、張七郎父子三人等等。若以臺議、文協、臺灣民眾黨做一類別，於二二八中失蹤或死亡者有林茂生、陳炘、廖進平、楊元丁、蕭朝金、徐春卿、黃賜、張榮宗等人。陳炘是臺灣大企業家，也是臺灣民眾黨經濟委員會委員，楊元丁是臺灣民眾黨基隆支部黨員。[9]如果仔細追查，不知還有多少臺灣民眾黨成員罹難？蔣渭水的弟弟蔣渭川則在軍警要槍斃他時逃亡，但四女巧雲當場遭槍擊，不久後死亡；[10]蔣渭川藏匿 1 年才由丘念台作保而重新出來。所以說，蔣渭水若活到戰後，很可能死於二二八，並非任意性的臆測。

 

林獻堂沒有罹難，但他有很多知交死於二二八（或失蹤），他最後終於選擇在 1949 年 9 月以病為名離開他摯愛的臺灣，流亡日本。說「流亡」不是誇張，在日本的臺獨組織「臺灣民主獨立黨」讓他掛顧問，他才能以政治庇護的方式申請在日本居留；當時廖文毅是臺灣民主獨立黨主席。從林獻堂日記可看出這是美軍提出來的「權宜」辦法（當時日本是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雖然他「終不以為然」，但還是以此名義提出申請書。[11]顧問純屬掛名，不參加活動，是臺獨組織的「義助」。[12]

 

在戰後之初，不少臺灣人認為：如果臺灣有總統，那就是林獻堂！（結果 1946 年連省議會議長選舉都被做掉／逼退）林獻堂到日本，ROC 當局出動很多人勸他回臺，連蔣介石都寫過信，[13]其中最為人知的說客是戰後選擇偎靠 KMT/ROC 黨國的蔡培火。林獻堂沒被他說動，在 1955 年 10 月 14 的日記寫下：
 

「其〔蔡培火〕不憚煩真是人莫及，乃實告之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曾受先聖人之教訓，豈敢忘之也。台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乎？居乎？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14]（標點筆者所加）

1955 年 7 月，他的二兒子林猷龍過世（1902/6/5-1955/7/17），他沒回臺，那是得忍住多少內心的痛苦呢？隔年 1956 年 9 月 8 日，林獻堂病逝於東京寓所「潛園」，在人間差約一個半月 75 年（1881/10/22生），不算高壽。

 

林獻堂對返回臺灣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他過世後 9 年，1965 年，曾經協助他在日本居留的廖文毅（1910/3/22-1986/5/9），當時是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被 KMT/ROC 黨國以姪兒廖史豪性命（被抓判死刑）逼迫返臺「投誠」，結果一生被軟禁。廖文毅的二位秘書和一位司機都是黨國派來監視他的，他的看護是調查局安排的，在她的照顧之下廖文毅眼睛失明（民間傳聞被下藥），最後病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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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KMT/ROC 黨國可能不至於抓林家的人逼林獻堂回臺，但丘念台有提到他若長期不歸可能對兒子猶龍、雲龍的事業不利，林獻堂卻認為回去還可能被當局一網打盡。[16]參照戰後黨國統治下的臺灣，我們不能說林獻堂多慮了。

 

 

百年後，臺灣未竟的反殖民追求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體制內運動。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從乙未戰役、陰謀事件，到 1915 年，先是武力鎮壓，接著是嚴刑峻法。1915 年的噍吧哖事件是漢人最後一次武裝抗日，犧牲慘烈。1920 年代，反殖民運動改由傳統士紳和新興知識青年聯手推動，以非武裝方式進行。

世界上一般殖民地的反抗運動基本上有兩條路線：自治和獨立。在當時的臺灣，追求殖民地自治屬於體制內活動，主張獨立就違法。1923 年「治安警察法違反嫌疑事件」（治警事件）之後，獨立之路不能走是再清楚不過的。也就是說，1920 年代開始的反殖民運動沒有殖民地獨立這個選項，也從來不是公開論壇中可以討論的議題。當殖民統治者的壓力持續增大，尤其日本本土軍國主義崛起之後，追求殖民地自治只能不斷下修，1930 年 8 月楊肇嘉號召成立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追求地方自治，雖然和殖民地自治不相扞格，但完全是不同層次的東西。
 
總而言之，由於臺灣非武裝反殖民運動標舉的最高目標是殖民地自治，沒有臺灣獨立的選項，因此，二戰後當世界殖民地紛紛獨立／追求獨立時，臺灣人卻外於這個「潮流」，被明顯的或不明顯的「祖國觀念」帶著走。如果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就是：二戰之後，全世界的殖民地都站在月臺上等車，遠遠看到「獨立號」的火車開來，大家搶著上車。臺灣人因為從來沒在討論，看到「獨立」二字正恍神間，火車開走了，然後來了一輛「光復號」，大家互看一眼就匆忙上車，不久後發現搭錯車，但下不來，時間一晃七十六年……。
 
2021 年是臺議第一回請願和文協成立 100 年紀念。我們除了「慶祝」之外，是否也需要深切反省？作為抵抗語言的臺語已經瀕危，客語和原住民諸語言景況更慘，如果臺灣的語言死在我們看得見的將來，尤其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的今天，我們對得起為臺灣特殊的文化、語言、歷史以及思想而奮戰／奮鬥的前輩嗎？今天臺灣已經自由民主化了，討論、主張臺灣獨立不會有「治警事件」，但我們有在思考獨立建國的問題嗎？連一個小小的霧峰一新會都有自己的會旗、自己的會歌，我們有用自己的力量、愛與奉獻打造出來的國旗、國歌嗎？

戰後反殖民運動的前輩走在一條荊棘之路，有人被吞噬，有人倖存，有人忘記初衷。今天，我們是否能披荊斬棘，開闢康莊大道，讓炫麗的光照亮臺灣人的臺灣？
 

[1]《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269。

[2]《霧峰一新會會則》，見《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圖版部分，未標頁碼。

[3]關於林攀龍，見周婉窈，〈「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臺灣風物》56：4（2006 年 12 月），頁 42-46。

[4]「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林博正編，《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人生隨筆及其他》（臺北市：博文文化公司，2000），頁 301-312。

[5]林攀龍，〈新臺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林博正編，《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人生隨筆及其他》，頁 284。

[6]以下關於霧峰一新會的敘述，根據上引周婉窈，〈「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

[7]日文原文刊於《臺灣新民報》第 391 號（1931 年 11 月 21 日），頁 15。中譯見林攀龍，〈顏水龍的畫入選巴黎秋季美術沙龍展〉（葉笛譯），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 276。

[8]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第四章「民眾黨鼎力支持下的請願運動」，頁 107-140。
 

[10]本文刊登在北師美術館圖錄《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此句作「長女巧雲當場遭射死」，敘述不正確，將四女誤寫成長女，蔣巧雲中彈後 10 餘日死亡。謹此更正，並向家屬和讀者致歉。

[11]《灌園先生日記》1951 年 1 月 30 日、31 日，根據原件掃描檔。根據楊逸舟，廖文毅以「臺灣民主獨立黨」黨員身分替不少臺灣人向日本法務省申請政治庇護，以取得居留權，見楊逸舟（杏庭）遺稿、張良澤譯，《受難者》（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0），頁 130-131。

[12]二戰後美軍戰領日本，由駐日盟軍總司令（GHQ）治理，一直到 1952 年 4 月 28 日《舊金山和約》生效才結束，總共 6 年 8 月餘（1945/9/2-1952/4/28）。戰後臺灣人要在日本居留，很不容易，林獻堂為了能在日本居留，花費很多力氣，他之所以以「臺灣民主獨立黨顧問」申請居留，係出美方人士的建議。申請延長居留的相關記事，見日記 1950：5/20、7/16-18、9/9、10/6 等條。林獻堂與廖文毅日本時代在臺灣就相識，滯日期間與廖文毅經常見面；林獻堂和該黨副主席黃南鵬在 1950 年才認識，但往來相當密切。

[13]林承俊，《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臺中市：中央書局，2021），頁 223。

[14]《灌園先生日記》1955 年 10 月 14 日，根據原件掃描檔。

[15]陳銘城，《海外臺獨運動四十年》（臺北市：自立晚報設文化出版部，1992），頁 11-13；「廖文毅案」，受訪者廖史豪，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紀錄，《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臺北市：吳三連基金會，2000），頁 75、78-79、83。

[16]林承俊，《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頁 258。